《致我们那些流逝的时光》一城望北

1、那碎了一地的油光 小时候你打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熟悉的旋律总在某个猝不及防的时刻钻进耳朵，像把钥匙，轻易就打开了记忆最深处的木匣子。

　　我叫汪一鸣，1992年8月生人，豫西南一个小山村的孩子。如今，我已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城市的楼宇间奔波，身上沾着洗不掉的油烟味和世故气。可每当夜深人静，1997年夏天的那个黄昏，总会无比清晰地浮现——连同那黏腻滚烫的触感，和满屋再也散不去的油香。

　　那是我五岁那年，记忆是从挨饿，偷吃馒头开始的。

　　那个时候，我只记得自己好像永远都吃不饱。而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奶奶总是把蒸好的馒头，放在厨房的橱柜，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教育也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又饿了，偷偷溜进厨房，因为橱柜的把手扣在上方，所以，我拉过一旁的小板凳，站在小板凳上，正准备打开那个扣手，大概是因为年纪较小，重心不稳的缘故，我踩翻了那个小板凳。

　　“啪嚓——”

　　而就在我倒下的一瞬间，放在橱柜边上有一个细口的瓷坛子，里面装着一大坛子花生油，被我不偏不倚的精准打碎，我只记得一瞬间，整个屋子里都充满了花生的味道

　　我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了。

　　奶奶第一个冲进来。她手里还拿着待劈的柴禾，看见一地狼藉，那张被岁月犁出深沟的脸骤然绷紧。“你个败家子儿！”笤帚疙瘩带着风声落下来，结结实实打在我腿上。火辣辣的疼，我却没敢哭，也没跑。我知道，这次祸闯大了。

　　母亲系着围裙从里屋跑出，看见地上流淌的油光，脸一下子白了。“完了，这是你二姑父刚给我们送来的油，家里已经没有了，花生可以榨油了，这一下可怎么办呀。”她声音发颤，蹲下身，手悬在半空，似乎想捧起那些油，却又无从下手。最后，她只是抬头看我，眼里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的东西——那是看到一个月菜里不见油星的生活，被我一巴掌打翻了的绝望。

　　爷爷蹲在了门槛上。他没说话，摸出别在腰后的旱烟袋，却半天没点上火。他的目光越过我，望向门外的晒场。麦子刚收完不久，交完公粮，剩下的几袋粮食就堆在墙角，瘪瘪的，像饿瘦了的肚子。他叹了口气，很沉，很缓，那气息里压着一整个夏天的毒日头和一家八口人冬春的口粮。

　　“一坛子油，得多少花生才榨得出来呀，要是花生不榨油，得卖多少钱呀。”他低声说，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灶王爷听。

　　门外传来脚步声，父亲回来了。他身上还带着给别人家办完宴席的烟火气，混合着葱姜和劣质白酒的味道。他看了看地上的油，看了看发白的母亲、沉默的爷爷和举着笤帚的奶奶，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缩了缩脖子，等着更严厉的责罚。

　　父亲却没打我。他走到碗橱边，拿起靠在墙角的扫帚，小心地把大块的玻璃碴拢到一边。然后对母亲说：“用点灶灰，先吸一吸。”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

　　“爸……”大姐从里屋掀帘出来，她比我大八岁，已经是个半大姑娘了。她快步走到我身边，手在我背上轻轻拍了拍，然后转向父亲，“一鸣就是饿了，想吃馒头，不小心踩空了，他不是故意的。”

　　父亲抬起头，看了大姐一眼。那眼神很奇怪，是一种混合着柔软、歉疚和沉重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大姐和那个襁褓中夭折的双胞胎妹妹，是父亲心里一道永远过不去的坎。对大姐的每一分好，都像是对另一个无法来到这世上的女儿的补偿。

　　“爸知道了，”父亲说，声音依旧平，“可是油被打破了，我们这个月吃油都成了问题，错了就是错了。”

　　这时，二姐悄悄挪到了门边。她刚从二姑家接回来不到一年，在这个家还像个小心翼翼的客人。她看着我哭红的双眼，可能他是在二姑家长大的缘故吧，二姑家里也不差这么一桶油，他可能觉得这点小事，不至于挨这么大一顿打。
　　她手里攥着半个烤红薯，趁大人们不注意，飞快地塞进我手里，指尖凉凉的。然后，她又迅速退到阴影里，低着头，不说话。

　　小叔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的石墩上，对着我们这边“啊、啊”地叫着，手舞足蹈。他是爷爷最小的儿子，出生时烧坏了脑子，智力永远停在了孩童时代。他不明白香油意味着什么，也不懂空气里的凝重，只是觉得屋里突然热闹，便开心地笑起来。

　　那笑声，在死寂的黄昏里，显得格外刺耳，又格外悲伤。

　　最终，我挨完一顿大，又被罚到门外老槐树下站着。手里还捏着二姐给的、已经凉透的烤红薯。

　　夕阳把整个村庄染成暖金色。炊烟四起，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飘出，混合着柴火和饭菜的微香。东头崔家奶奶喊孙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悠长；西边张家院子传来收拾农具的哐当声；前门那家，大概是我大伯，正骂着偷吃鸡食的狗。

　　我们这个村，一百多户人家，崔、周、汪三大姓，夹杂着些何、李等小姓，聚居在一起。五岁的我，还没有上学的概念，世界就是家门前的土路、打谷场和老槐树。玩伴也自然按着姓氏扎堆。此刻，打谷场上，崔家的刚子正带着一群半大小子追跑，周家的小兵则在路边弹玻璃珠。他们看见我被罚站，远远地做着鬼脸。

　　我望着他们，腿上的疼一阵阵传来，手里红薯的甜香混着鼻尖残留的香油味。心里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我生长的家，就像这瓶打碎的油——有光亮，有香气，但也沉重、易碎，并紧紧地和“别人”（比如送油的二姑父、借粮的亲戚）缠绕在一起。那金黄液体的每一滴，都映照着爷爷的旱烟、母亲的围裙、父亲的沉默、姐姐们无声的庇护，还有小叔永远不懂忧愁的笑。

　　东边离我家最近的，我们本家的汪姓叔叔，他们家的小儿子，汪彪，比我大一岁，他大概是听到我凄惨的动静，从家里慢悠悠的走出来，看着我罚站，他乐开怀地站在旁边，冲我呲牙咧嘴地做鬼脸。

　　我没有理会他，只是在那里站着，仰头看着头顶上的槐树。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还在叫着夏天。

　　而我的童年，仿佛就是从那一地破碎的、金黄的油光里，正式开始了它的流淌。带着香气，也带着再也无法弥补的、最初的愧疚与重量。那时我五岁，离上学还有一段日子，离真正明白生活的滋味，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