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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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小家回北京，要坐大约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通常都是晚上起飞，早晨到达，中间途经一个漆黑难熬的夜晚。
我总会稍稍板起脸，对家里两位小子，搬出那套准备已久的说辞： “听着，坐经济舱可能会很辛苦，但这种基本的苦，是应该要学会吃的。我们不能总是在生活上太贪图享受。” 两个小家伙倒没什么怨言，只是默默点头。这长途奔袭，在他们短短的人生里，差不多已成了常态。
只是经济舱的座位终究是逼仄的。票价一年贵过一年，舱里的人也一年挤过一年。座位太挤，腿脚都舒展不开。小家伙们睡不踏实，便蜷在座位上，盯着小小的屏幕看好久的动画片。为了打发这段难熬的时光，我们这时候，也总悄悄地，比平日里更纵容他们一些。
妻子总是更心疼他们。看着孩子蜷在座位上睡不踏实，她会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靠枕垫过去，或是用手轻轻托住他们摇晃的小脑袋。但她心里也拧着一股劲儿，深知“男孩就该穷养”的古训，因此大多时候，也只是默不作声，不好对我这番“无情”的理论多说什么。
但我心里是知道的。 我始终坚持只坐经济舱，那番关于“吃苦”的冠冕堂皇的道理，最底下埋着的，其实是我对自己那几个“血汗”铜板的心疼。毕竟，四个人的机票，是一笔沉甸甸的数目。而我们的假期，又偏偏被钉死在出行的高峰期。航空公司精明得像打算盘的账房先生，绝不会在这种时节，施舍半点像样的折扣。即便我们一家贡献的飞行里程，早已为他们垒起了四张金光闪闪的会员卡。
大约天下父母，多少都是这样的吧？生活中，总免不了要给孩子织就一些轻飘飘的谎言。它们像晨曦里的薄雾，不沉重，甚至带着点温柔的底色，将生活中那些粗粝的棱角悄悄地包裹起来。可偏偏也还是我们，在同一张饭桌上，又正色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实，否则就会像那个说了谎的匹诺曹，鼻子会越变越长。
我始终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我正读九年级，一个寻常的午后，被一个极其荒唐的手术失误彻底击碎。妈妈的生命，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推到了黄昏。医生冷静地宣布，她最多，还有五年。
五年。 那一年，姐姐还有一年多才会高考；哥哥初中才刚毕业；而我刚刚踏入中学。
姐姐当场就哭了。她反复地、喃喃地念着一句话：“我就没有妈妈了！”随后，她把自己反锁进卧室，整整一个下午，任谁敲门也不应。那扇紧闭的房门后，是一个世界彻底崩塌的声音。
我和哥哥却好像没有哭。我们愣在那里，像两尊被瞬间抽空了魂魄的泥塑。不是不伤心，是那消息像一记闷棍，把我们砸懵了。巨大的愤怒和恐惧锁住了喉咙，我们张了张嘴，却发现，已经失却了所有表达悲伤的力气。
记忆中，爸爸一直是乐观而自信的。他像一棵枝叶舒展的大树，仿佛世间没有什么烦恼能压弯他的枝干。但那天，这棵树肉眼可见地垮了。他一直守在妈妈身边，那副一向宽阔厚实的肩膀，头一次显得那么无助；眉宇间那份惯有的、神采飞扬的气质，也第一次被一种萧索的苍凉感取代了。
相比妈妈的工作，爸爸的时间更自由些，平日里照顾我们饮食起居的担子，多半落在他肩上。但那天，厨房破天荒地没有响起熟悉的动静。爸爸没有给我们准备晚饭，只是沉默地叫来一些外卖。
我们围在餐桌旁，默默地吃完。席间只有咀嚼声和碗筷轻微的碰撞声，往日里那些关于学校、功课的闲聊，全都蒸发不见了。饭后，我和哥哥便悄无声息地回了房间。
睡觉前，没有了往日惯常的打闹，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各自上了床。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被哥哥起床的动静轻轻吵醒。他转过身，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对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压低声音说： “我去给大家准备早餐。你，还可以再睡一会儿。”
我也睡不着了，便跟着一同起身。两人蹑手蹑脚地摸下楼，溜进了安静的厨房。 早餐的准备其实很简单：煎五个鸡蛋和十片培根，准备三杯牛奶，两杯咖啡，再烤五片面包，洗十个小西红柿，再切一个牛油果。那时我还不敢碰电炉，但哥哥已经会用。于是，煎鸡蛋和培根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身上，用刀的活也都他干。我则跟在一旁，手忙脚乱地准备着杯盘，试图将牛奶倒得和他锅里的煎蛋一样平稳。
姐姐、爸爸和妈妈都相继起床了。悲伤依旧挂在脸上，但都经过了一层强力的伪装，显得平静了许多。饭桌上，妈妈看着我们准备的早餐，使劲地夸我和哥哥懂事。
以往，我和哥哥合伙做任何事，无论好坏，爸妈的评断总遵循着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则：若是好事，我得到的表扬总会多几分；若是坏事，哥哥承受的批评则必然更重。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但那天早上，妈妈的目光更多地落在哥哥身上，那种发自内心的、毫不掩饰的夸耀，像一道突然亮起的光，让我在那一刻猛然惊觉：她以前那些看似“偏心”的评判，或许才是一个更大的、持续了多年的谎言。
爸爸则始终努力地“眉飞色舞”着，讲着些他从不同渠道听来的“小道”消息。妈妈和姐姐都“饶有兴致”地听着，不时“啧啧”地发出附和的惊叹。 但我就是知道：姐姐平时对这种所谓的秘闻根本不屑一顾；而爸爸，他骨子里向来觉得这些事太“low”，是上不得台面的谈资，平日对此嗤之以鼻。
下午照例是爸爸带我们仨去游泳馆。距离虽有点远，但因沿途都是乡村道，从不堵车，十来分钟也就到了。我们仨在同一个教练组，我却比姐姐和哥哥低了两级，上课时间自然错开。每次我上完课，慢悠悠地洗完澡，再磨磨蹭蹭地走到泳池边的看台时，他们俩的课程，才刚刚开始。
那天，爸爸还是照例坐在看台最上面一级台阶的中央。我默默地走过去，挨着他身边坐下。 通常，在这种相互等待的时间空隙里，爸爸给我们立下过规矩：只准做三件事，学习、发呆、打闹。任何一件都可以，但他要求，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专心。绝不能发呆时还惦记着作业，也不能在学习时还想着打闹。
爸爸更多时候是独自抱着他那台小电脑，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什么：可能是他的研究项目，或者，只是用Python自娱自乐，编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程序。有时他也会摊开一个画本，用左手心无旁骛地描摹他的工笔画，他是重度左撇子。
但那天，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也一样。我们俩就那么并排坐着，旁若无人地发着呆。眼睛似乎都盯着泳池里姐姐和哥哥起伏的身影，但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进眼里，更不曾看进心里。
忽然，爸爸伸出一只胳膊，把我轻轻地揽进他宽厚的臂弯里。 “儿子，我知道你很难过。”爸爸的声音轻得像泳池里的回音，“而且，你比姐姐和哥哥其实都更难过。因为你最小，还有最长的路，才能真正长大。” “但你知道吗？其实爸爸比你还难过。”他叹了一口气，那气息里带着整个世界的重量，“你难过的时候，至少还会觉得有爸爸替你挡着，对吧？但爸爸，却没有爷爷替我挡着了。我必须得自己扛！”
我没有见过爷爷和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就已相继去世。我有个大伯，年龄比爸爸大很多，他们关系亲厚，有时甚至像一对父子。但我知道，终究，爸爸不可能像我依赖他那样，去全然依靠大伯了。
“我们俩之间，能做个约定吗？”爸爸转过身，目光沉静地看着我，像在确认一件无比郑重的事，“就我们俩的秘密约定。”
我说，好。
“我们都可以偷偷地难过。你难过的时候，只来找我；我难过的时候，也只去找你。我们互相给对方安慰。但我们绝对不可以让姐姐和哥哥知道，特别是，绝对不能让你妈妈知道。在他们面前，我们一定要装得快快乐乐的。”
从那以后，我真的努力做到了。即便在妈妈离开前的最后时刻，我也努力装得快快乐乐的。爸爸也一样，我们也从里没有偷偷地去找过对方求安慰。我后来想想，姐姐和哥哥似乎也是如此，只是那时的我，并未察觉。
直到很多年以后，等我自己也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某个疲惫却不得不强撑起笑容的深夜，我才猛然意识到：原来爸爸当年，肯定是用了同样温柔的“谎言”，分别骗过了我们三个人。
但我，从未打算去向姐姐或者哥哥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