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夏》兰素心

22、卷九 证在堂

　　开张那日，芜城下了场细雨。

　　雨是清晨开始下的，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春蚕吐的丝。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老槐树的新叶绿得滴翠。证在堂门口挂上了红绸——是周婉贞连夜赶制的，绸子不新，但洗得干净，在细雨里微微飘着。

　　街坊们都来了。码头的老七带着几十个汉子，穿着干净的短褂，站在最前头；招娣学堂的孩子们排成两排，手里捧着野花——是刚从城外采的，还带着露水；连周慕文都来了，穿着半旧的中山装，站在人群外围，眼神复杂地看着那块新制的匾额。

　　匾额是顾文渊写的。他的字本就好，这几个月又日日练笔，更见风骨。“证在堂”三个大字，用的是颜体，浑厚端庄；旁边一行小楷：“夏氏医堂扩建，民国十六年春分立。”

　　夏常安站在门槛内，看着门外密密匝匝的人。他今日穿了件新的月白长衫——是萧璃曦亲手做的，料子普通，但裁剪合身。头发梳得整齐，鬓角的白发没藏，就那么露着，像岁月的证词。

　　萧璃曦站在他身旁，也穿了新衣——依旧是月白色，但款式新了些，领口袖边绣了淡青的缠枝纹。她的头发绾成髻，插着那根银簪，簪头的一点翠，在细雨天里幽幽地亮。

　　辰时正，夏常安走到门槛边。

　　没说话，只是深深一躬。

　　人群安静下来。雨丝落在青石板上，沙沙地响。

　　然后他直起身，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

　　“今日，证在堂开张。”

　　顿了顿，继续说：

　　“这堂子，不大。两层楼，七间房，能看的病有限，能抓的药也有限。”

　　“但在这儿，有病，就看；有伤，就治；有钱，给诊金；没钱，记个账——账本第一页，我写了八个字：‘但求心安，不问盈亏’。”

　　他从怀里掏出那本崭新的账册，翻开第一页，让所有人看。纸是普通的毛边纸，字是夏常安亲笔，墨迹未干：

　　“证在堂诊疗账册
　　首卷·民国十六年春分
　　规约：但求心安，不问盈亏。
　　立册人：夏常安”

　　人群里有低低的议论声。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眼里有泪光。

　　夏常安合上账册：“还有一事。从今日起，证在堂看病，不分中医西医。头疼了，可以吃阿司匹林，也可以扎针灸；咳嗽了，可以喝枇杷膏，也可以打针。怎么治，病人自己选——选定了，我们尽力。”

　　他侧身，让出身后的人：“这位是秦昭秦大夫，留过洋，专攻外科。这位是叶静叶大夫，湘雅医学院毕业，擅内科。这位是萧璃曦萧大夫，管药房，兼针灸。我，夏常安，看杂病，开方子。”

　　他一介绍完，又指向站在一旁的顾文渊：“这位顾文渊顾先生，管文书，教识字——若有想认字的，不论老少，随时来。”

　　最后，他看向招娣和那些孩子：“这些娃娃，是证在堂的学徒。抓药、煎药、换纱布、量体温……他们都能帮把手。工钱没有，但管饭，教本事。”

　　介绍完了，他退后半步：“话就这些。现在——开诊。”

　　话音刚落，第一个病人就来了。

　　不是别人，是老七手下的一个年轻汉子，叫水生。前日卸货时被铁钩划破了胳膊，伤口深，已经化脓。秦昭检查后说：“需要清创缝合，可能还要用磺胺。”

　　水生看向夏常安：“夏先生，您说……咋治？”

　　“听秦大夫的。”夏常安说，“这是外伤，他专业。”

　　水生犹豫：“那……得多少钱？”

　　秦昭刚要说话，夏常安摆摆手：“先治。治好了再说钱。”

　　水生被领进处置室。秦昭洗手，消毒，准备器械。萧璃曦在一旁递工具，叶静负责记录。门外，街坊们挤在窗口看——这是芜城第一次公开做西医清创手术。

　　过程很快。麻醉，清创，缝合，撒磺胺粉，包扎。水生咬着牙，没哼一声。

　　完事后，秦昭交代：“三日后来换药。伤口不能沾水，不能喝酒。”

　　水生看着包扎整齐的胳膊，喃喃道：“这就……好了？”

　　“没好，但不会恶化了。”秦昭说，“接下来靠你自己养，按时换药，按时吃药。”

　　水生千恩万谢地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夏先生，诊金……”

　　“记着。”夏常安头也不抬，“等你胳膊好了，能干活了，再还。”

　　人群里响起一片低低的赞叹。

　　第二个病人是个老妇人，咳嗽半个月了，夜里咳得睡不着。叶静给她听诊，肺部有啰音，开了消炎的西药。但老妇人摇头：“我吃不得西药，一吃就吐。”

　　夏常安把脉，看舌苔：“痰热壅肺。开麻杏石甘汤加鱼腥草。”

　　药抓好了，老妇人又问：“这……多少钱？”

　　“三帖药，九个铜板。”

　　老妇人从怀里摸出个旧手帕，层层打开，数出九个铜板，小心地放在柜台上。

　　夏常安收下，又找回一个：“今日开张，优惠。八个就行。”

　　老妇人愣住，眼圈红了。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病人络绎不绝。有看头疼的，有看肚疼的，有带孩子来看疹子的。轻症由叶静或萧璃曦处理，重症才转到夏常安或秦昭那里。

　　顾文渊坐在一旁的桌子后，面前摆着笔墨纸砚。他负责登记病人信息：姓名，年龄，住址，病症，诊疗经过，用药……每一项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杨济时要求的——要数据，要病例积累，要“用事实说话”。

　　招娣带着几个大点的孩子在药房帮忙。称药，包药，贴标签，动作虽稚嫩，但认真。晓星坐在角落里的小板凳上，面前摊着本《三字经》，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认，遇到不认识的，就举手问：“顾先生，这个字念什么？”

　　雨渐渐停了。阳光从云层裂缝里漏下来，照在证在堂的白墙上，照在那些忙碌的身影上，照在门口那块红绸上——绸子湿了，颜色更深了，像一滩凝固的血，又像一颗跳动的心。

　　午时，周婉贞端出准备好的饭菜：馒头，稀粥，咸菜，还有一大盆白菜炖豆腐。所有人——大夫、学徒、病人、街坊——都有一份。

　　大家就在院子里，或站或坐，捧着碗吃。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和孩子们偶尔的嬉笑。

　　周慕文一直没走。他站在巷口，远远看着这一切。看着那些捧着碗、脸上带着笑容的人，看着那间新旧交融的诊所，看着那块“证在堂”的匾额……

　　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做的所有“规划”，所有“现代化”，好像都缺了点什么。

　　缺的，就是这碗白菜豆腐汤里的热气，就是这细雨初晴后阳光的温度，就是这种……活生生的、有温度的人间。

　　他默默转身，走了。

　　走出很远，又回头望了一眼。

　　证在堂的红绸，在微风里轻轻飘着。

　　像一面旗。

　　---

　　开张后的日子，证在堂渐渐步入正轨。

　　每日辰时开门，戌时关门。病人多时，忙到深夜也是常事。但没人抱怨——秦昭睡在诊所二楼的观察室，叶静和晓星住在后院厢房，夏常安和萧璃曦依旧住老药铺，顾文渊夫妇也在后院安了家。大家离得近，有事喊一声就成。

　　病人五花八门。有信中医的，有信西医的，有拿不定主意的。这时，夏常安就会让病人自己选：

　　“你这咳嗽，西药见效快，但可能伤胃；中药慢些，但治本。你自己定。”

　　病人若犹豫，他会补充：“或者，先吃三天西药控制症状，同时喝中药调理——双管齐下。”

　　多数人会选最后一种。于是证在堂的病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记录：

　　“王李氏，女，四十二岁。咳嗽痰黄，发热。西药：磺胺噻唑，一日三次；中药：麻杏石甘汤加黄芩。三日后复诊，热退，咳减。停西药，续服中药五日，愈。”

　　数据一点点积累。顾文渊把每份病历都抄录两份，一份存档，一份寄给杨济时。杨济时回信说，他正在整理这些材料，准备在北平的医学会议上做报告。

　　“夏先生，”信里写道，“您的实践，正在改变很多人对中医的看法。请务必坚持记录——每一个治愈的病例，都是射向偏见的一颗子弹。”

　　但日子不总是顺利。

　　开张半个月后，来了个棘手的病人。

　　是个年轻媳妇，姓何，产后高热不退，已经三天了。接生婆来看过，说是“产后风”，用了土方子——用艾草熏，用热砖敷，不见效。家人急了，抬到证在堂。

　　叶静检查：体温四十度，脉搏细速，意识模糊。下腹部有压痛。

　　“可能是产褥感染。”她低声对夏常安说，“很危险。”

　　秦昭也来看：“需要立刻用大剂量抗生素，但……我们库存的青霉素，只剩两支了。”

　　一支青霉素，要十块大洋。何家是佃户，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么多。

　　夏常安把脉：脉洪大而数，舌红苔黄腻。典型的“热入血室”。

　　“先用中药。”他开了方子，“白虎汤合五味消毒饮，重加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同时用针灸泄热——刺十宣放血，针曲池、合谷、大椎。”

　　药煎好了，灌下去。针扎下去，放了十几滴黑血。

　　一个时辰后，体温降到三十九度。

　　两个时辰后，降到三十八度五。

　　到夜里，病人清醒了，能喝下米汤。

　　次日，热全退了。

　　何家人跪在院子里磕头。夏常安扶起他们：“还没好全。接下来要调理气血，不然落下病根，一辈子受累。”

　　他开了八珍汤加减，让连服一个月。

　　“这药……贵么？”何家老汉颤声问。

　　“不贵。”夏常安说，“都是寻常药，一个月，两块大洋。”

　　老汉又要跪，被夏常安拦住：“去抓药吧。记住，产妇要静养，别受凉，别生气。”

　　病人走了。秦昭看着病历，久久不语。

　　“秦大夫，”夏常安问，“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秦昭推了推眼镜，“如果只用西医，这病人需要至少五支青霉素，加上住院费，没有五十大洋下不来。可您用中医，不到五块大洋，就治好了。”

　　他顿了顿：“这不是省钱的问题。是……很多穷人，根本拿不出五十大洋。若没有中医，他们就只能等死。”

　　夏常安静静看着他：“所以，中医不是‘不科学’，是‘另一种科学’——一种让穷人也能活下去的科学。”

　　秦昭深深点头。

　　这件事传开后，来证在堂的病人更多了。很多是穷人，被西医的高价挡在门外，听说这里“能治穷病”，都抱着希望来了。

　　证在堂的账册上，赊账的人越来越多。夏常安从不催，只在名字后面注个小字：“缓”。顾文渊有时会提醒：“常安，这么赊下去，诊所撑不过半年。”

　　夏常安总是那句话：“撑一天，是一天。撑不下去了再说。”

　　奇妙的是，诊所并没垮。

　　那些赊账的病人，后来有了钱，会主动来还。有的人还钱时还带点东西——一篮鸡蛋，一把青菜，几只活鱼。夏常安不收，他们就放下就跑。

　　“夏先生，您救我娘一命，这点东西算什么！”

　　“我儿子烧退了，能上学了，这点诊金您务必收下！”

　　“我爹的腿能走了，他说要来给您磕头，我先来还钱……”

　　钱一点点回流。虽然慢，虽然少，但细水长流，竟也勉强维持。

　　有一日，老七来了，带着十几个码头工人。每人手里提着东西：有米，有面，有油，有肉。

　　“夏先生，”老七说，“兄弟们凑的。知道您这儿赊账的多，怕您揭不开锅。”

　　夏常安不肯收：“这怎么行……”

　　“必须收。”老七把东西堆在院子里，“码头工人来看病，您从不嫌脏，从不嫌穷，该扎针扎针，该开刀开刀。兄弟们心里有数——这诊所，是咱穷人的救命堂。它倒了，我们也没活路。”

　　他说得很直白，但真诚。

　　夏常安收下了。作为回报，他让萧璃曦每周去码头一次，给工人们做免费体检——量血压，听心肺，有伤治伤，有病看病。

　　于是证在堂又多了一项“业务”：巡回义诊。不光码头，还有城外的棚户区，砖窑，染坊……萧璃曦、叶静、秦昭轮流去，夏常安坐镇诊所。

　　顾文渊也跟着去。他身体好了，能走远路了。去了不看病，就教那里的孩子认字——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划。他教最简单的字：人，口，手，米，药……

　　孩子们围着他，眼睛亮晶晶的。他们叫他“顾先生”，虽然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虽然他的话还是有点慢，但孩子们喜欢他——因为他有耐心，从不发火，一个字教十遍也不嫌烦。

　　有一日，在染坊的窝棚区，一个瘦小的女孩问他：“顾先生，识字……有什么用？”

　　顾文渊想了想，说：“识字了，你就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就不会被人随便叫‘喂’；识字了，你就能看懂药方，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识字了，你就能写信，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

　　女孩似懂非懂，但记住了。

　　后来她真的来证在堂学认字了。她叫小菊，九岁，父母都在染坊做工，手上永远有洗不掉的靛蓝色。她学得很用功，三个月后，已经能写全家的名字了。

　　她把写好的字拿给父母看。父亲摸着那张皱巴巴的纸，眼圈红了：“好，好……我闺女会写字了。”

　　小菊仰起脸：“爹，我还要学。学很多很多字，将来……也当大夫。”

　　她的话，被一旁的萧璃曦听见了。

　　萧璃曦摸摸她的头：“想当大夫，就要先认全药柜上的字。来，我教你——当归，黄芪，黄连，甘草……”

　　小菊跟着念，声音稚嫩，但认真。

　　夕阳西下，染坊的烟囱冒着青灰色的烟。但在这简陋的窝棚前，一个九岁的女孩，正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些古老药名。

　　像一颗种子，落在贫瘠的土里，悄悄发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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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地过。

　　证在堂的名声渐渐传开。不光芜城，连邻县都有人慕名而来。有得了怪病西医束手无策的，有穷得看不起病的，有想见识“中西医结合”到底是什么样的……

　　夏常安来者不拒。但他立了规矩：重症优先，急症优先，穷人优先。

　　“有钱人的头疼脑热，可以等；穷人的要命病，等不得。”他说。

　　有时会有富商坐着轿子来，指名要夏常安亲自看诊，诊金随便开。夏常安会让学徒接待：“先登记，排队。轮到您了，自然会叫。”

　　富商不满：“我有的是钱！”

　　“在这儿，钱不是规矩，命才是规矩。”夏常安头也不抬，“您若等不及，城里还有别的诊所。”

　　富商气走了。但过几日，又灰溜溜地回来——因为他的病，别处治不好。

　　夏常安依旧给他看，诊金按标准收，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富商病好了，感慨：“夏先生，您这样的人……不多了。”

　　“多一个，是一个。”夏常安说。

　　最让证在堂出名的，是那年秋天的霍乱。

　　疫情是从码头开始的。一艘从汉口来的货船，带来了病菌。起初只是几个人拉肚子，后来蔓延开来，码头工人倒了一片。症状凶险：上吐下泻，四肢厥冷，几个壮汉子一天就没了。

　　官府慌了，下令封码头，烧病人用过的物品。但疫情还是扩散到了城里。

　　西医说，这是霍乱弧菌感染，需要隔离、消毒、补液。可芜城没有隔离医院，没有足够的生理盐水，更没有特效药。

　　证在堂成了最后的希望。

　　夏常安翻遍了祖传的医书，找到了一个方子：“蚕矢汤”。主药是晚蚕砂——就是蚕的粪便，要霜降后的。这药寻常药铺不备，但夏常安有——祖父留下的，存了十几年，用油纸包着，藏在药柜最底层。

　　他按古方加减：蚕砂，黄芩，黄连，栀子，半夏，厚朴……又加了自己琢磨的几味药。

　　秦昭负责西医部分：用生理盐水静脉补液——生理盐水是自己配的，蒸馏水加精盐，严格消毒。没有静脉输液器，就用大号注射器慢慢推。

　　叶静和萧璃曦负责护理：给病人擦身，换衣，喂药，记录出入量。

　　顾文渊和招娣带着学徒们，在院子里支起大锅，熬预防的药汤——是夏常安开的“辟瘟散”：贯众，金银花，连翘，甘草。熬好了，免费发给街坊。

　　诊所里住满了病人。轻症的躺在一楼诊室，重症的抬上二楼病房。院子里也搭了棚子，铺上草席，能躺一个是一个。

　　夏常安三天三夜没合眼。他穿梭在各个病人之间，把脉，看舌，调方。萧璃曦跟着他，递水，递毛巾，偶尔强迫他坐下吃口东西。

　　第四天，第一个重症病人好转了——是个年轻的码头工人，本来已经昏迷，经过三天补液和中药，醒过来了，能喝米汤了。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到第七天，疫情控制住了。证在堂收治的四十七个病人，死了三个——都是年纪太大、送来太晚的。其余四十四人，全部康复。

　　消息传开，全城震动。

　　连省报都派记者来采访。记者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拿着本子，问夏常安：“夏大夫，您用中医治好了霍乱，是否证明中医比西医更有效？”

　　夏常安摇头：“不是中医比西医有效，是中医和西医一起，比单独任何一种更有效。”

　　他指了指还在忙碌的秦昭和叶静：“没有秦大夫的静脉补液，那些脱水严重的病人撑不过三天；没有叶大夫的护理和消毒，疫情会扩散得更快。而我用的‘蚕矢汤’，是古人的智慧——他们没见过细菌，但知道这种病要用‘清热化湿、辟秽解毒’的法子。”

　　记者刷刷地记，又问：“您认为，中西医结合，是未来医学的方向么？”

　　“不是方向，是现实。”夏常安说，“病人不管你是中医西医，只管能不能治好病。我们能做的，就是放下门户之见，把能用的法子都用上——就像打仗，步枪能用，大刀也能用，能打赢就是好兵器。”

　　报道登出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杨济时从北平来信，说卫生部正在讨论“中西医结合”的正式推广，证在堂的经验被列为重要参考。

　　周慕文也来了。他这次没提拆迁，没提规划，只是深深鞠躬：“夏先生，您救了一城的人。”

　　夏常安扶起他：“救人的不是我，是这间诊所里所有的人，是那些送米送面的街坊，是那些日夜熬药的学徒，是那些自己病着还帮别人擦身的病人……是所有人，一起救了所有人。”

　　周慕文怔怔地站了许久，走了。

　　后来听说，他主动申请调去了卫生部门，专管“基层医疗建设”。再后来，他主持修订了芜城的城市规划，把“保护历史街区、鼓励多元医疗”写进了章程。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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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乱过后，证在堂彻底站稳了脚跟。

　　不仅站稳，还在扩大。后院又加盖了两间房，一间做图书室——里面是顾文渊搜集的医书，中医的，西医的，都有；一间做教室——招娣的学堂正式搬过来了，白天孩子们上课，晚上开成人识字班。

　　学生越来越多。不光孩子，还有大人——码头的工人，染坊的女工，甚至有几个年纪大的街坊，都来学认字。顾文渊教得很耐心，从“人、口、手”教起，到能写自己的名字，到能看懂简单的药方……

　　有一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赵——大——山”。

　　写完了，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忽然老泪纵横。

　　“我一辈子……没写过自己的名字。”他哽咽着，“别人都叫我‘老赵头’，‘喂’，‘那个扛包的’……原来我也有名字，我叫赵大山。”

　　顾文渊拍拍他的肩：“对，您叫赵大山。以后谁再叫您‘喂’，您就告诉他：我有名字，我叫赵大山。”

　　老汉用力点头，把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怀里。

　　像揣着一件宝贝。

　　晓星的腿也在一天天好转。现在她能扶着墙走十几步了，虽然还走不稳，但至少，能走了。叶静每日陪她做康复训练，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有一日，晓星忽然说：“娘，我长大了，也要当大夫。”

　　“好。”叶静搂着她，“当大夫好，能帮人。”

　　“我要当……像夏爷爷那样的大夫。”晓星认真地说，“中医也会，西医也会，穷人来了也给看。”

　　叶静的眼泪掉下来：“好，娘教你。”

　　母女俩抱在一起，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融融的。

　　日子就这样，平静而充实地流淌着。

　　直到那日，顾文渊病倒了。

　　---

　　病来得很突然。

　　那日他在教室教课，正讲到“药”字的写法，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啪”地断了。

　　孩子们吓坏了：“顾先生！顾先生！”

　　他扶着讲台，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嘴角歪了，口水流下来。

　　是中风。

　　秦昭和夏常安一起抢救。针灸，放血，用药……能用的法子都用了。到夜里，顾文渊醒过来了，但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也含糊不清。

　　“文……渊……”周婉贞握着他的手，泪如雨下。

　　顾文渊看着她，眼神很平静。他努力动了动还能动的右手，指了指书桌。

　　周婉贞会意，拿来纸笔。

　　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行字：

　　“别哭。我……值了。”

　　写完，他看向窗外的证在堂，看向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看向院子里那株在夜风中摇曳的老槐树……

　　嘴角，竟微微上扬。

　　那是一个真正的、释然的、近乎幸福的微笑。

　　仿佛在说：我这一生，空谈半世，潦倒半世，但最后这几年，终于做了点实事。值了。

　　夏常安给他把脉。脉象很弱，但平稳。

　　“能活。”他轻声对周婉贞说，“但……可能恢复不到从前了。”

　　周婉贞点头，眼泪还是掉，但眼神坚定了：“能活就行。能活，我就陪着他。”

　　从那天起，顾文渊的床搬到了一楼诊室旁边的小间里。这样，他躺着也能看见来来往往的病人，听见孩子们的读书声，闻见那股熟悉的、混杂着中药和消毒水味道的空气。

　　他不能说话，但眼睛很亮。每日，周婉贞会念报纸给他听，会推他到院子里晒太阳，会指着来来往往的人告诉他：这是谁，得了什么病，怎么治好的……

　　他听着，看着，偶尔点点头。

　　仿佛这间诊所，这来来往往的生命，就是他最后的、最珍贵的药。

　　有一日，夏常安坐在他床边，给他针灸。

　　针扎下去时，顾文渊忽然抬起还能动的右手，握住了夏常安的手。

　　握得很紧。

　　然后，他努力地、一字一顿地，吐出几个含糊的音节：

　　“谢……谢……你。”

　　谢你收留我，谢你给我一个家，谢你让我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终于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夏常安反握住他的手。

　　“该我谢你。”他说，“谢你教孩子们识字，谢你整理医案，谢你……证着这间诊所，证着这些人，证着这个时代里，还有人在乎那些快要被遗忘的东西。”

　　顾文渊笑了。

　　那笑，很淡，但像深秋的阳光，温暖而澄澈。

　　窗外，老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了。

　　又是一年秋。

　　但这一次，没有人担心冬天。

　　因为这间证在堂里，有足够多的灯火，足够多的人，足够多的……不肯消散的暖意。

　　足以抵御任何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