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一枝黄》徐了不见

1、要等我

　　《要等我》
　　秦枝X周屿白
　　—徐了不见·著—

　　我妈常说，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记性太好。

　　三岁在幼儿园抢我橡皮的小胖子，十岁在少年宫嘲笑我画画像鬼画符的丸子头女孩，十五岁第一次月考坐我后面一直踢我椅子的男生——他们的脸，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更别提周屿白。

　　我认识他那年八岁，他九岁。我们住在同一条老巷子里，他家在巷头开小卖部，我家在巷尾开早餐店。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肩走过，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下雨天总会积起几个小小的水洼。

　　第一次见到周屿白，是个夏日的傍晚。我端着碗我妈做的冰镇绿豆汤，坐在自家门槛上，一边小口小口地喝，一边看巷子里的小孩追逐打闹。然后我就看见了他。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站在巷子中间那棵老槐树下，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夕阳的余晖穿过枝叶的缝隙，在他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他的侧脸很干净，睫毛很长，鼻梁挺直——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光来看，他已经算得上是“好看”了。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直到他把头低下来，目光和我对上。

　　他的眼睛很亮，像巷口那口古井里的水，清澈见底。

　　“你在看什么？”我问他，声音不大。

　　“看鸟，”他指了指树上，“那儿有个鸟窝。”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在茂密的枝叶间看到一个粗糙的、用枯枝搭成的窝。

　　“里面有鸟吗？”

　　“有，”他说，“我听见叫声了。”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从那以后，每天傍晚，我都会端着一碗绿豆汤或酸梅汤，跑到槐树下找他。他话不多，大多数时候是我在说，说学校里的趣事，说早餐店来了什么奇怪的客人，说我妈又新研究了什么点心。他只是安静地听，偶尔点点头，或者露出很淡的笑容。

　　周屿白的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妈妈一个人撑着那间小卖部。他比同龄的孩子都早熟，放学回家就帮着看店、理货、算账。我常常看见他趴在柜台后面写作业，旁边摆着计算器和账本。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一次我问他。

　　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可能开间更大的店吧。”

　　“真没劲。”我撇撇嘴，“我想当画家，背着画板到处走，画遍全世界。”

　　他笑了笑，没说话。

　　那时候我们最常玩的游戏，是“等雨停”。巷子里没有排水系统，夏天暴雨来得急，雨水很快就漫过石板路。我们俩就挤在他家小卖部的屋檐下，看着雨幕把巷子变成一条浑浊的小河。雨声哗哗的，世界里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雨什么时候停啊？”我总是这样问。

　　“快了。”他每次都这样答。

　　然后我们会打赌，赌雨停的具体时间。赌注通常是一颗糖，或者一包干脆面。我几乎没赢过，因为他好像天生对天气有种奇异的感知力。

　　雨停之后，水会慢慢退去，露出湿漉漉的石板。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苔的味道，清新得让人想深呼吸。我们踩着积水，啪嗒啪嗒地跑回各自的家，身后留下一串小小的脚印。

　　小学毕业那年，巷子要拆迁了。消息传来时，整个巷子都炸开了锅。大人们聚在一起唉声叹气，商量着赔偿和去处。我和周屿白坐在槐树下，第一次感到茫然。

　　“我们要搬走了。”我说。

　　“嗯。”

　　“你会想我吗？”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映着夏日的阳光，“会。”

　　“那你要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但说出口的瞬间，觉得它无比重要，“等我回来找你。或者等我长大了，有钱了，我们把这条巷子买回来。”

　　周屿白笑了，这次笑得很明显，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好，我等你。”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我们真的搬走了。我家在城东租了间小店面，继续开早餐店。他家搬到了城西，小卖部没能继续开下去，他妈妈找了份超市的工作。我们上了不同的初中，见面的机会变得很少。

　　但我总记得那句“要等我”。

　　初中三年，我每天都会给他发短信。说新学校的事情，说新认识的朋友，说我又画了什么画。他的回复总是很简单，“嗯”、“好”、“知道了”，但从不间断。

　　中考结束后的暑假，我们终于又见面了。约在市中心新开的奶茶店，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紧张得手心冒汗。当周屿白推开玻璃门走进来时，我几乎没认出他。

　　他长高了好多，至少比我高出一个头。褪去了孩童的圆润，脸部线条变得清晰利落。还是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店里好几个女生都偷偷看他。

　　“等很久了？”他在我对面坐下。

　　“没有，刚来。”我撒谎，把菜单推过去，“你想喝什么？我请客。”

　　“不用，我来。”他接过菜单，手指修长干净。

　　那天的对话有些生疏。三年时间，足够让两个曾经无话不说的孩子之间筑起一道看不见的墙。我们聊中考，聊高中志愿，聊将来想考的大学，我说想考美院，他说想学金融。

　　“为什么是金融？”我问。

　　“赚钱多。”他回答得很直接，“我妈身体不好，我想让她早点退休。”

　　我点点头，心里某个地方轻轻沉了一下。

　　高中我们还是在不同的学校。学业忙了起来，见面的次数更少了，但短信一直没断。我跟他抱怨素描课的枯燥，他跟我说数学竞赛的变态题目。我给他拍我画的夕阳，他给我拍他学校操场边的银杏树。

　　高二那年冬天，我妈早餐店的生意不太好，她整天愁眉苦脸。我跟周屿白说起这事，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需要钱的话，跟我说。”

　　“不用。”我赶紧说，“还没到那个地步。”

　　“随时都可以。”他重复道。

　　那个周末，他来找我，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厚厚的一沓，基本都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震惊了。

　　“攒的。”他说，“平时帮人补课，还有假期打工。”

　　“我不能要……”

　　“拿着，”他把信封按在我手里，手指冰凉，“等你家店好了再还我。”

　　他的眼神很坚定，不容拒绝。我收下了，鼻子发酸。

　　高三上学期，我参加了美术集训，整天泡在画室里。颜料的味道渗透进衣服和头发，洗都洗不掉。周屿白偶尔会来看我，带一些水果或者点心，坐在画室角落，安静地看我画画。

　　“累吗？”他问。

　　“累，”我甩了甩发酸的手腕，“但喜欢。”

　　“喜欢就好。”他说。

　　有一次，我画到很晚，画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周屿白来了，没打扰我，只是坐在旁边。我画完最后一笔，抬头看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几点了？”我问。

　　“十一点半。”他说。

　　“这么晚了……”我站起来，腿都麻了。

　　他走过来，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画笔和调色盘，拿到水槽边清洗。水声哗哗的，在寂静的画室里格外清晰。我看着他弯着腰洗笔的背影，肩膀的线条在灯光下显得宽阔而可靠。

　　“周屿白。”我忽然叫他。

　　“嗯？”

　　“谢谢你，”我说，“一直陪着我。”

　　他转过身，手上还滴着水：“说什么傻话。”

　　艺考那天，他送我到考场门口。天气很冷，呼出的气都变成白雾。我紧张得手指发抖，他握住我的手，放进他大衣口袋里。

　　“别紧张，”他说，“你画得很好。”

　　“要是我考砸了怎么办？”

　　“那就明年再考。”他说得很轻松，“我等你。”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槐树下那个说“我等你”的小男孩。时间过得真快啊。

　　“要等我，”我轻声说，像是祈祷，又像是承诺。

　　“好。”他点头，“一直等。”

　　美院的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通过电流传来，有点失真，但很温暖。

　　“恭喜。”他说。

　　“同喜同喜。”我开心得语无伦次，“你收到金融系的录取通知了吗？”

　　“收到了。”

　　“太好了！”我在原地跳起来，“我们都在北京！”

　　大学四年，是我们离得最近也最远的四年。同在一座城市，但他在海淀，我在朝阳。地铁要换乘三次，单程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每周见一次面，通常是在周末。他忙着课业和打工，我忙着画画和看展。我们一起去过故宫看雪，去过颐和园划船，去过南锣鼓巷吃小吃。他总说我走路不看路，过马路时要紧紧牵着我的手。

　　大二那年春天，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半夜被送进医院。手术醒来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他。他趴在床边睡着了，眼下有深深的阴影，握着我的手。

　　我轻轻动了一下，他立刻醒了。

　　“醒了？”他的声音沙哑，“疼吗？”

　　“有点。”我实话实说。

　　他按了呼叫铃，护士来了又走。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窗外天色微明，鸟开始叫了。

　　“你一直在这儿？”我问。

　　“嗯。”

　　“没去上课？”

　　“请假了。”

　　我看着他，忽然想哭，“周屿白，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说呢？”

　　我没说话。有些话，不敢说，怕一说出口，就打破了某种微妙的平衡。

　　大三暑假，我们都没有回家，留在北京实习。他进了投行，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早出晚归。我在一家画廊帮忙，工作清闲但没什么钱。

　　他租的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厨房卫生间。周末我去找他，他总是在电脑前处理文件，桌子上堆满了报表和资料。

　　“这么忙？”我坐在他床上，晃着腿。

　　“嗯，刚入职都这样。”他头也不抬。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忽然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无形中拉大了。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不熟悉也不了解的世界。

　　“周屿白。”我叫他。

　　“嗯？”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吗？”

　　他终于抬起头，看向我，“为什么这么问？”

　　“不知道。”我低下头，“就是觉得……你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合上电脑，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没有变。”

　　“真的？”

　　“真的。”他握住我的手，“我答应过等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靠在他肩上，“要一直等哦。”

　　“好。”

　　大四毕业前，我拿到了去法国一所艺术学院交换一年的机会。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他，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什么时候走？”他问。

　　“九月。”

　　“去多久？”

　　“一年。”

　　又是一阵沉默。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有些失落。

　　“高兴。”他说，但声音里听不出高兴的情绪，“只是觉得……有点突然。”

　　“就一年而已。”我说，“很快的。”

　　“嗯。”

　　出发前一个月，我们见面的次数反而少了。他说工作忙，我说要准备材料。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在逃避某种即将到来的分离。

　　临走前一周，他请了假，说要好好陪我。我们像大学刚在一起时那样，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最后一天，我们去了景山公园，爬到山顶，看故宫的全貌。

　　夕阳西下，紫禁城的琉璃瓦反射着金色的光。

　　“周屿白，”我看着远方，“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怕去了那边，一切都变了。”我转头看他，“怕你……不等我了。”

　　他看着我，眼睛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我说过会等你。”

　　“一年哦，”我伸出小指，“就一年。”

　　他勾住我的小指，“一年。”

　　机场送别那天，他帮我拖着行李箱，一直送到安检口。我抱了抱他，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淡淡的洗衣液味道。

　　“到了给我打电话。”他说。

　　“嗯。”

　　“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我转身走进安检通道，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舍不得走了。

　　法国的一年，比想象中更难熬。语言、文化、学业，每一样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每天给他发邮件，说这里的天空很蓝，说塞纳河很美，说法棍硬得能当武器。他回得不算及时，但总会回，说工作忙，说北京又雾霾了，说想我。

　　交换期过半时，我参加了一个当地的艺术比赛，得了奖。高兴地打电话告诉他，接电话的却是一个女生。

　　“你好，请问找谁？”声音清脆甜美。

　　我愣了一下：“我找周屿白。”

　　“屿白在洗澡，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吗？”

　　“……不用了，谢谢。”

　　我挂了电话，坐在宿舍床上，看着窗外巴黎灰蒙蒙的天。心里空了一块，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那天晚上，周屿白打回来，解释说那是他同事，项目聚餐喝多了，大家去他家继续喝。

　　“真的只是同事？”我问。

　　“真的。”他听起来很疲惫，“你别多想。”

　　我没再问。有些问题，不敢问到底。

　　学期快结束时，我决定延期半年，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艺术项目。打电话跟他说，他沉默的时间比任何时候都长。

　　“不是说好一年吗？”他终于开口。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试图解释。

　　“我知道。”他打断我，“你去吧。”

　　“你生气了吗？”

　　“没有。”他说，“只是有点累。”

　　那通电话之后，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有时我发好几封邮件，他才回一封简短的话。我告诉自己，是他工作太忙，是时差作祟，是我们都累了。

　　又过了三个月，我妈打电话来，语气小心翼翼，“枝枝啊，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什么事？”

　　“周屿白他妈妈……上周去世了。”

　　我愣在当场，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三。心脏病突发，没抢救过来。”我妈叹了口气，“小周那孩子，一个人操办后事，也没告诉什么人。我也是今天碰见以前巷子里的邻居才知道的。”

　　我挂了电话，立刻打给周屿白。电话响了很久，终于接通。

　　“周屿白……”我的声音在抖。

　　“嗯。”

　　“你妈妈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你能回来吗？”

　　我哑口无言。

　　“我在忙，先挂了。”

　　“等等！”我急急地说，“我马上就订机票，我回去陪你——”

　　“不用了。”他说，“真的不用了。”

　　电话断了。我再打过去，已经关机。

　　我坐在黑暗里，哭了很久。为我没能陪在他身边，为我们之间越来越深的沟壑，为那个曾经说“我等你”的男孩，终于不再等了。

　　我还是买了机票回国。没告诉他，直接去了北京。站在他租的房子门外，敲了很久的门，没人应。邻居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

　　我去了他公司楼下等。从白天等到晚上，终于看见他从大楼里走出来。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瘦了很多，眼下有深深的阴影。

　　“周屿白。”我走到他面前。

　　他看见我，愣住了。

　　“你怎么……”

　　“我回来了。”我说。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移开视线，“什么时候走？”

　　“暂时不走了。”我说，“我延期结束，毕业了。”

　　“哦。”他点点头，“恭喜。”

　　我们之间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却像隔着一整条银河。

　　“你妈妈的事……我很抱歉。”我艰难地开口，“我该陪在你身边的。”

　　“都过去了。”他说，“你也忙。”

　　“周屿白，我们谈谈好吗？”

　　他看了看表，“我晚上还有个会。”

　　“就十分钟。”

　　他犹豫了一下，指了指旁边的咖啡厅，“那就十分钟。”

　　坐下后，我们很久都没说话。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隔壁桌的情侣在低声说笑。

　　“你这半年过得好吗？”我终于开口。

　　“还好。”

　　“工作呢？”

　　“忙。”

　　“身体呢？”

　　“还行。”

　　一问一答，机械而疏离。

　　“周屿白。”我叫他的名字，“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吗？”

　　他端起咖啡杯，又放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枝枝，有些事，变了就是变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抬起眼看我，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里，如今满是疲惫，“我等不动了。”

　　我的心脏像被狠狠揪了一下。

　　“你说过会等我的。”我的声音在抖，“你说过一直等的。”

　　“那是以前。”他说，“现在不一样了。我需要的是能在我身边的人，不是一个隔着半个地球、连我妈最后一面都见不上的女朋友。”

　　“我可以回来……”

　　“然后呢？”他打断我，“放弃你的梦想，你的追求，回来陪我过朝九晚五的日子？枝枝，那不是你。”

　　“我可以——”

　　“你不能。”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也不想让你那样。你该飞多远飞多远，该画多少画多少画。只是……我追不上了。”

　　眼泪模糊了视线。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爱了整整十六年的男孩，忽然觉得他好陌生。

　　“所以……就这样了？”我问。

　　“就这样吧。”他说，“你好好画你的画，我好好上我的班。我们……就到这儿吧。”

　　他站起来，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钞票放在桌上，“咖啡我请。保重。”

　　然后他转身走了，推开玻璃门，走进北京的夜色里。没有回头。

　　我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直到打烊。服务生过来委婉地提醒，我才恍惚地站起来，走到街上。

　　北京的风很大，吹得我眼睛生疼。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走过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路过我们曾经一起逛过的店。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他发来的短信：

　　“对不起。要等我的人，一直是你。别等了，向前走吧。”

　　我蹲在路边，哭得像条找不到家的狗。

　　后来我真的没有等他。我回了法国，继续画画，办展，得奖，渐渐有了点小名气。我画了很多画，风景，人物，静物，但从不画槐树，不画雨巷，不画穿白T恤的男孩。

　　十年后的某天，我在巴黎办个展。开幕式上来很多人，闪光灯亮个不停。我端着香槟，微笑着应付各种祝贺和提问。

　　然后我在人群里看见了他。

　　周屿白。

　　他站在一幅画前，那幅画的名字叫《等雨停》。画的是江南小巷，槐树下，两个孩子的背影。雨水积成小洼，倒映着灰蒙蒙的天。

　　他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比记忆中更成熟，也更遥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看得很专注，完全没注意到我走过来。

　　“喜欢这幅画吗？”我问。

　　他转过身，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喜欢。”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我说。

　　“我知道。”他说，“画的是我们。”

　　我们沉默地看着那幅画，就像多年前一起看雨。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

　　“还好。”我说，“你呢？”

　　“也还好。”

　　“成家了吗？”

　　“嗯，三年前结的婚。有个女儿，两岁了。”

　　“真好。”我真心地说。

　　“你呢？”

　　“一个人，习惯了。”

　　我们又陷入沉默。展厅里人声嘈杂，但我们之间好像有一个安静的泡泡。

　　“我看了很多你的画。”他说，“每幅都看。”

　　“谢谢。”

　　“那幅《行星》……我也看懂了。”

　　《行星》是我去年画的，两顆孤独运转的星球，永远保持着距离，永远无法靠近。

　　“看懂就好。”我说。

　　他看了看表，“我该走了，下午的飞机回北京。”

　　“这么快？”

　　“嗯，来开个会，顺便……”他没说完，但我知道“顺便”后面是什么。

　　送他到展厅门口，外面下着小雨。巴黎的雨和江南的雨不一样，更绵密，更温柔。

　　“没带伞？”我问。

　　“忘了。”

　　“我这儿有。”我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伞，递给他。

　　他接过，手指碰到我的，一触即分。

　　“保重。”他说。

　　“你也是。”

　　他撑开伞，走进雨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我。

　　“枝枝。”他叫我的名字，像很多年前那样，“对不起。”

　　我摇摇头：“都过去了。”

　　“还有，”他顿了顿，“谢谢你。等过我。”

　　然后他真的走了，消失在巴黎的雨幕里。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雨丝飘落，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江南小巷的屋檐下，两个等待雨停的孩子。

　　“雨什么时候停啊？”我问。

　　“快了。”他说。

　　雨一直没停。

　　而那个说要等我的人，终于还是没能等到最后。

　　我转身回到展厅，走到《等雨停》面前。画中的两个孩子，永远背对着观众，永远在等待一场不会停的雨。

　　我伸出手，轻轻触摸冰凉的画布。

　　要等我。

　　可是等待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温柔的凌迟。

　　而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受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