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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雪落无声 ...

  •   腊月二十三,小年。

      雪下得泼天泼地,把北方这座工业城的烟囱、铁轨、贫民窟的屋顶,都糊成了一副没干透的水粉画。风裹着雪粒子,打在玻璃窗上,噼啪作响,像谁在敲着一面破锣。

      林砚生缩在门后,手指抠着墙皮。墙皮是潮的,带着股霉味,一抠就掉渣。

      他饿了。从昨天晚饭到现在,他只啃了半块干硬的馒头。还是昨天中午,从学校食堂泔水桶旁捡的,没舍得吃完,看到任何食物,他都会本能的把它分成两顿或三顿,从没想过一次都把它吃完。

      客厅里的藤椅上,坐着苏文佩。

      她是他的母亲。市立医院的外科医生,一把手术刀耍得比绣花针还灵巧,却连给自己儿子煮一碗热粥都嫌麻烦。

      此刻她正垂着眼,削一个苹果。手指细长,骨节分明,是双天生拿手术刀的手,捏着水果刀,却带着种近乎残忍的专注。刀刃划过果皮,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春蚕啃着桑叶,又像某种缓慢的凌迟。

      苹果皮在她手里旋成一条完整的红绸子,落到地上,沾了雪水,很快就蔫了。

      林砚生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干得发疼。他小心翼翼地挪出去,声音细得像根快要绷断的弦:“ 妈,我饿。”

      苏文佩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她没抬头,目光落在那个圆润光滑的苹果上,像是在研究一件精密的人体器官。

      过了半晌,她才慢悠悠地抬眼,看向林砚生。那是一双很清泠的眼睛,眼尾微微上挑,本该是风情万种的模样,却偏偏没什么温度,像结了冰的湖面,底下藏着深不见底的寒意。

      她打量他的眼神,也像是在看一件与己无关的东西。看他枯黄的头发,像秋后荒草;看他瘦得露了骨的胳膊,像两根柴火棍;看他那双和林建国如出一辙的、细而狭长的眼睛 —— 那是她这辈子最恨的一双眼睛。

      “饿?” 苏文佩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尾音微微上扬,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讥诮,“饿了就自己找吃的。你不是有手有脚吗?”

      林砚生的脸唰地红了,从耳根红到脖子根。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脏的发黑的脚脖子。那双脚套在一双过大的旧棉鞋里,是苏文佩不知从哪找来的,鞋帮子上还沾着点暗红色的血渍,洗了好几次都洗不掉,像一道永远擦不去的疤。

      “冰箱里有剩饭。” 苏文佩又开口了,声音依旧淡淡的,像在念一份病历,“自己热。”

      说完,她低下头,继续削苹果。这一次,刀刃没控制好,划破了指尖。一滴鲜红的血珠渗出来,落在雪白的苹果肉上,像一朵骤然绽开的红梅,艳得刺眼。

      苏文佩皱了皱眉,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嫌恶。她嫌恶地把苹果扔进垃圾桶里,连带那根长长的苹果皮一起,动作干脆利落,像扔掉一块沾了细菌的纱布。

      林砚生看着那个滚落的苹果,喉结又动了动,忍不住小声嘟囔:“苹果没坏……”

      苏文佩抬眼,目光冷得能结冰:“坏的东西就是坏了,不用自欺欺人,不能留念想。这世上什么东西都能沾血,就是吃食不能 —— 吃下去,会堵心。”

      这话像根冰锥,扎得林砚生心口一缩。他知道,她嘴里的 “念想”,指的是林建国。那个男人,是她心口的一根刺,也是他这辈子都甩不掉的烙印。

      然后她站起身,连看都没看林砚生一眼,径直走进了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那扇门,是实木的,厚重得很。关上门的瞬间,像隔了两个世界。

      林砚生站在原地,愣了很久。看着桌子上两个完整的苹果,他不敢吃,连摸一下都不敢。在他母亲面前呼吸都是原罪。

      他能听见卧室里传来轻微的翻书声。苏文佩的书架上摆满了医书,密密麻麻的,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那些书的封面,不是蓝的就是白的,没有一丝烟火气。

      他走到冰箱前,拉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冻得他打了个哆嗦。冰箱里空荡荡的,只有一碗冷掉的米饭,硬得像块石头,上面结了一层白霜。他捧着那碗米饭,走到厨房,想生火,却发现煤炉早就灭了,炉膛里只剩下一堆冷冰冰的灰烬。

      林砚生蹲在地上,看着那碗米饭,忽然就哭了。哭声很小,像小猫的呜咽。他不敢哭出声,怕惊扰了卧室里的苏文佩。他知道,苏文佩讨厌他哭。她说过,哭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像蚊子哼哼,烦人得很,还容易传播病菌。

      林砚生的父亲叫林建国,是个中学语文老师。在林砚生的记忆里,这个男人的形象很模糊,只记得他喜欢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温温吞吞的,像老黄牛拉破车。

      苏文佩和林建国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

      这话是林建国喝醉了酒说的。那天苏文佩又在医院值夜班,林建国把林砚生抱在膝盖上,灌了一口老白干,红着眼说:“砚生啊,你妈就是个神经病。我这辈子,算是栽在她手里了。”

      林砚生那时候才五岁,听不懂什么叫神经病,只记得父亲的眼泪滴在他的脸上,烫得慌。他伸手去擦父亲的眼泪,小声问:“爸,那你为什么要娶妈?”

      林建国打了个酒嗝,苦笑一声:“因为她是朵带刺的玫瑰,好看,却扎手。我以为我能把刺拔掉,结果反被扎得满身是血。” 他摸了摸林砚生的头,眼神浑浊,“你记住,以后找女人,千万别找带刺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那时候的林砚生,哪里懂什么玫瑰和刺。他只知道,父亲的手很暖,和母亲的手,是两个极端。

      苏文佩是在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认识林建国的。那天林建国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发言,站在台上,侃侃而谈,说什么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唾沫星子横飞,把底下的姑娘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苏文佩坐在台下,看着这个男人,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她那时候年轻,刚从医学院毕业,满脑子都是手术刀和解剖图,对风花雪月的事嗤之以鼻。但林建国不一样,他身上有种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是苏文佩从未接触过的类型 —— 那种把 “自私” 包装成 “理想”,把 “懦弱” 粉饰成 “温柔” 的类型。

      鬼使神差地,苏文佩主动走过去,跟林建国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挺假的。”

      林建国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有浅浅的皱纹,很温和的样子。他说:“假吗?或许吧。但总要有人相信这些假话,日子才好过些。”

      苏文佩觉得这个男人有点意思。于是,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用林建国的话来说,就是 “与一个神经病共处一室”。

      苏文佩依旧我行我素。她不做家务,不做饭,不逛街,不看电影。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泡在医院里。

      她对人体的构造了如指掌,却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她能准确地说出人体有多少块骨头,多少根神经,却不知道丈夫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不知道邻居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林建国试图改变她。他给她买花,买漂亮的裙子,带她去听音乐会。苏文佩把玫瑰插在装着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说这样能保鲜更久;她把裙子扔在衣柜的角落里,说穿白大褂更方便;她在音乐会上睡着了,头歪在林建国的肩膀上,嘴角还挂着口水,把他那件新买的中山装湿了一大片。

      林建国终于忍无可忍。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他递给苏文佩一份离婚协议书。苏文佩接过协议书,看了看,然后提笔签了字。她的字迹很潦草,像手术刀划过皮肤的痕迹,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没什么要说的?” 林建国问。他的声音有点抖,像是在期待什么。

      苏文佩摇摇头:“没有。” 她顿了顿,忽然开口,“你那些‘为天地立心’的话,还是留着骗小姑娘吧。”

      林建国的脸,瞬间白了。

      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他的中山装,他的黑框眼镜,还有他那些卷帙浩繁的书。他没有回头,像逃离一个瘟疫区。

      离婚后的第三个月,苏文佩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坐在医院的办公室里,看着那张孕检报告单,愣了很久。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金黄的,像撒了一地的纸钱。她想了想,找出一张信纸,一支钢笔。笔尖落在纸上,顿了顿,然后写下了四个字:我怀孕了。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有这四个字。像一份简洁的病历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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