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神秘的短篇文集》Corcordium

15、《湿疹》（2）

　　饭桌是那张用了二十年的折叠圆桌，桌面贴着仿红木的塑料贴皮，边角因为长年的油污浸泡而微微翘起，露出里面受潮发黑的刨花板。
　　母亲李秀兰端着那个巨大的汤盆走过来，热气蒸腾，熏白了她的眼镜片。
　　“小心烫，小心烫。”她嘴里念叨着，把汤盆重重地顿在桌子正中央。那是一只很大的不锈钢盆，里面盛满了褐色的老鸭汤，表面漂浮着一层厚厚的、金黄色的油脂，像是一片静止的死海。
　　陈卫国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只二两的玻璃酒杯。他拿起那瓶只剩下一半的“天之蓝”，瓶口对着杯口，手腕微微抖动。透明的液体拉成一条细线，精准地注入杯中，直到液面微微高出杯沿，形成一个岌岌可危的张力弧面，却一滴也没洒出来。
　　这是他几十年练就的功夫，一种在微醺边缘保持绝对控制的仪式感。
　　“吃。”陈卫国放下酒瓶，拿起筷子。
　　这一声令下，晚饭才算正式开始。
　　陈叙端着碗，米饭盛得很满，压得很实。这是母亲的习惯，她总是觉得儿子在外面吃不饱，所以要把所有的爱都通过淀粉填塞进他的胃里。
　　陈卫国伸出筷子，在汤盆里搅动了一下。不锈钢勺子刮擦盆底，发出令人牙酸的“滋啦”声。他精准地夹住了那只鸭腿，提起来，带起一串油水。
　　那鸭腿炖得皮开肉绽，惨白的骨头露在外面，暗红色的肉丝挂在上面，颤巍巍的。
　　“接着。”父亲说。
　　陈叙把碗递过去。
　　那只沉甸甸的鸭腿被放在了他的米饭尖上，瞬间压塌了一块白饭。油脂顺着饭粒渗下去，染出一条黄色的痕迹。
　　“多吃点。”父亲收回筷子，语气不容置疑，“这鸭子是你二姨从乡下带回来的，养了三年的老鸭，上海买不到。在那边全是饲料鸡，吃得人骨头软。”
　　“嗯。”陈叙低头。
　　他并不喜欢吃老鸭。肉质太柴，纤维粗硬，容易塞牙。但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在这个家里，这只鸭腿不是食物，是一种特权，一种长子、男丁独享的皇冠。三十三年来，只要他在家，这只腿就永远属于他。
　　这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标记。标记着他是这个家庭资源的绝对继承者，同时也标记着他必须承担的义务。
　　陈叙夹起鸭腿，咬了一口。皮很厚，在那层肥油下面，是坚硬的肌肉纤维。他用力咀嚼，腮帮子发酸，却很难咽下去。
　　电视机开着，正在播放省台的新闻联播。女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充当着这顿饭的背景音，填补了父子之间无话可说的空白。
　　“那个……隔壁你王伯伯家的老二，叫小涛的，你知道吧？”
　　母亲没有动筷子，她正忙着把锅里的青菜盛出来。她的声音混杂在电视新闻里，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但陈叙听出了那种特意调整过的频率。
　　陈叙咀嚼的动作顿了一下，那块干柴的鸭肉卡在喉咙口：“不太记得了。”
　　“就是小时候经常跟在你屁股后面流鼻涕那个。”母亲坐下来，摘下眼镜，在衣角上擦了擦雾气，“上个月生了。是个儿子，八斤二两。”
　　“哦。”陈叙终于把那块肉咽了下去，“挺好。”
　　“好什么呀，折腾死了。”母亲戴上眼镜，眼睛里却闪着光，“说是难产，顺转剖。王伯伯急得在产房外面哭。不过看到孙子那一刻，老头子高兴坏了。昨天见人就发红蛋，那个红鸡蛋染得，满手都是红的。”
　　“八斤二两。”父亲突然接过了话头。
　　他端起那个满得快要溢出来的酒杯，小心翼翼地凑到嘴边，“滋儿”地一声，抿去了一层。辛辣的酒气瞬间在狭窄的餐厅里弥漫开来。
　　“是个大胖小子。”父亲放下杯子，夹了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老王这下算是落地了。前几年他还愁，说小涛工资低，找不到媳妇。你看，这不也过来了？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图个什么？”
　　父亲停顿了一下，目光穿过饭桌上方升腾的热气，落在陈叙的脸上。
　　“不就图个后继有人？图个死了以后，坟头上有个人摔盆，有个人哭？”
　　陈叙感到胃里一阵痉挛。那块刚刚咽下去的鸭肉仿佛变成了铅块，坠得生疼。
　　这是每年春节餐桌上的保留剧目。
　　父母就像两个配合默契的猎人。母亲负责铺垫，用邻里街坊那些琐碎的、具体的幸福作为诱饵；父亲负责收网，将那些琐事上升到伦理、宗族、生死的高度，最后化作一记重锤，敲打在他这个“异类”的身上。
　　他们从来不会直白地逼问“你为什么不结婚”。那是没受过教育的农村父母才干的事。他们是体面人，他们用“别人的圆满”作为镜子，立在饭桌中央，强迫陈叙去照出自己的“残缺”和“畸形”。
　　陈叙低头扒饭，筷子机械地往嘴里送着米粒。
　　“那个小涛，初中都没毕业吧？”陈叙突然说了一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反击，也许只是为了打破这种窒息的审判。
　　“学历高有什么用？”父亲冷笑了一声，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学历高能当饭吃？能当孙子抱？人家小涛虽然是在厂里打工，但人家活得明白！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叫过日子。你呢？你在上海，是经理，穿得人模狗样，回家连口热乎水都喝不上，那叫什么？那叫漂着！”
　　“漂着”这两个字，被父亲咬得很重，像是一口浓痰吐在了地上。
　　母亲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父亲一脚，给他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吃鱼，吃鱼。大过年的，少说两句。陈叙工作忙，那是干事业。”
　　“事业？”父亲并没有顺着台阶下，酒精让他的脸泛起一种猪肝红，眼神也变得浑浊而咄咄逼人，“再大的事业，没人接班，那就是断头路。等到六十岁，七十岁，躺在床上动不了了，护工虐待你，你连个喊冤的人都没有。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凄凉了。”
　　陈叙握着筷子的手骨节泛白。
　　他想说：我有伴侣，他对我很好。我们有保险，有信托，有彼此的意定监护协议。我们不凄凉，我们过得比那个为了奶粉钱在流水线上三班倒的小涛要有尊严得多。
　　但他看着父亲鬓角那片触目惊心的白发，看着母亲因为常年接触冷水而变形、贴着创可贴的指关节。
　　那些话就像吞进肚子里的生铁，沉甸甸地坠着，发不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家里，真相不是解药，而是毒药。如果他说出真相，父亲那套赖以生存的“面子体系”和“宗族逻辑”就会瞬间崩塌。父亲会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失败了，彻底输给了那个只有初中文凭的老王。
　　由于爱，或者由于一种被驯化后的懦弱，陈叙选择了闭嘴。
　　餐厅的窗户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水雾，外面的世界模糊不清，只剩下远处偶尔炸响的鞭炮声，沉闷得像是在水底。
　　陈卫国又喝了一口酒。这次喝得有点急，他皱着眉，发出嘶哈的声音，像是在吞咽某种苦药。
　　“我也不是催你。”父亲放下酒杯，筷子在半空中点了点，语气软化了一些，变成了一种推心置腹的苦口婆心，“你是读书人，眼光高，不想凑合，我知道。但人不能活得太独。年轻时候觉得自由好，觉得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是你没老。”
　　他伸出那只粗糙的大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
　　“这就是个圈。生老病死，传宗接代，这是规矩。你跳出这个圈，你就是那个……那个孤魂野鬼。”
　　陈叙看着碗里剩下的半个鸭腿。油脂已经凝固了，变成了一层白色的膏状物，黏在暗红色的鸭肉上，看起来令人作呕。
　　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这桌上的一个盲盒。
　　父母花费了三十年的心血，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个盒子，期待里面开出一个“光宗耀祖”、“儿孙满堂”的隐藏款。但其实盒子早就开了，里面装的是他们最无法理解、最恐惧的东西。
　　他们隐约猜到了，或者看到了缝隙里透出的怪异光芒，但他们不敢打开。他们宁愿把盒子封死，假装里面装的还是那个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一遍遍地对着盒子念咒语，试图把里面的东西“变”回来。
　　“爸。”陈叙放下了筷子。
　　餐厅里安静了一秒。只有冰箱压缩机突然启动的嗡嗡声。
　　陈卫国抬起眼皮，看着他。那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期待，仿佛在等着陈叙说出那句他等了好多年的“我带个女朋友回来”。
　　“工作太忙了。”
　　陈叙给出了那个万能的、也是最安全的答案。
　　“今年刚升了职，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项目一个接一个。每天加班到半夜，确实没精力想这些。等过两年再说吧。”
　　这就是他的盾牌。在东亚家庭里，“忙事业”是男人唯一合法的避难所。它既满足了父母对于“出息”的虚荣心，又为他的逃避提供了一个无可指责的借口。
　　陈卫国盯着他看了几秒。
　　那目光是冷的，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审视。父亲的眼神像探针一样在陈叙脸上游走，试图找出哪怕一丝破绽。陈叙没有躲闪，他用一种职场上训练出来的、温和而空洞的微笑回视着父亲。
　　父子俩就这样在满桌的残羹冷炙上方对视着。
　　过了许久，陈卫国收回了目光。他似乎接受了这个理由，又似乎只是不想在这个大年夜撕破脸皮。
　　“忙是好事。”父亲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男人是要有事业。没事业，腰杆子不硬。”
　　他咽下青菜，又补了一句，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硬度：
　　“但家也不能落下。工作是给老板干的，家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你再忙，还能忙一辈子？明年……哪怕是请假，你也得给我抽出时间来相看相看。不能再拖了。”
　　“嗯。”陈叙应了一声。
　　对话在一种诡异的默契中滑过去了。
　　就像两个在薄冰上行走的人，脚底下的冰层发出了“咔嚓”的裂响，那道裂痕像蛇一样在两人之间游走。他们都听到了，都看见了，但谁也没有低头去看，只是极有默契地同时加快了脚步，假装脚下依然是坚实的土地。
　　“吃饭，吃饭。菜都凉了。”母亲适时地打断了沉默，她站起来，拿起陈叙的碗，“汤凉了，我去给你热热。多喝点汤，补补。”
　　陈叙没有拒绝。他看着母亲端着碗走进厨房的背影，那个背影有些佝偻，在油烟的熏染下显得模糊不清。
　　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起一粒花生米。
　　那粒花生米是受了潮的，咬在嘴里不脆，有一种皮软的韧劲，带着一股陈旧的油耗味。他慢慢地嚼着，把那股味道咽进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