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有罪香》听风录旧事

37、番外·沉默的证人

　　听证会风波过去三个月后，一个阴沉的周三下午，赵伟民独自坐在新成立的记忆伦理委员会负责人办公室里。

　　窗外飘着今冬第一场细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玻璃上，很快融化成水痕。

　　办公室里暖气很足，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冷，这种冷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与温度无关。

　　他的目光落在办公桌一角—那里摆着一个简单的相框，照片里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穿着高中校服，对着镜头笑得灿烂，眼睛里有光。那是他的侄子，赵明轩。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二十五岁了。

　　赵伟民伸出手，拿起相框，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玻璃表面，拂过少年永远定格的笑容。

　　他的眼神很深，里面有痛楚，有愧疚，还有一种沉淀了多年的、冰冷的恨意。

　　恨意指向的那个人，此刻正被关在审查局地下最深层的特殊羁押区里，等待审判—陈正明。

　　赵伟民与陈正明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它像一块被缓慢浸湿的木头，外表看似完好，内里却早已腐烂，直到某个时刻，轻轻一碰，就碎成粉末。

　　故事要从六年前说起。

　　那时赵明轩刚考上大学，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赵伟民自己没有子女，一直把这个侄子当亲儿子看待。

　　赵明轩聪明，敏感，喜欢文学和哲学，赵伟民很骄傲，觉得这孩子会有大出息。

　　然而变故发生在大二那年的春天。

　　赵明轩最好的朋友，一个同样学哲学的男生，在宿舍里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轩是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

　　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

　　明轩开始失眠，做噩梦，害怕黑暗，害怕独处。

　　他会突然情绪崩溃，大哭或者大喊，说看见血，看见朋友最后的样子。

　　学校建议休学，家人带他看了各种心理医生，诊断都是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常规治疗的效果很有限。明轩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几乎像个正常人，坏的时候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头撞墙。

　　赵伟民那时候已经是审查局行动一部的副部长，他听说过局里正在研发的记忆净化技术。

　　理论上，这项技术可以精准定位并淡化特定的创伤记忆，让患者摆脱痛苦。

　　他犹豫了很久，作为审查局高层，他知道这项技术还在实验阶段，存在风险。

　　但看着侄子一天天消瘦，看着哥哥嫂子以泪洗面，他最终还是动用了关系，为明轩争取到了一个特别援助名额。

　　负责这个项目的，正是当时风头正劲、被视为审查局未来之星的技术部主任—陈正明。

　　第一次见面是在陈正明的办公室，那时候的陈正明四十出头，已经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沉稳和掌控力。

　　他穿着笔挺的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时目光坚定，语气充满说服力。

　　“赵部长，请放心，”陈正明将一份厚厚的评估报告推到他面前，“我们的技术团队已经对令侄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他这种情况，正是记忆净化技术的最佳适应症。我们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功率。”

　　赵伟民翻看着报告，里面满是专业术语和数据图表，他看不太懂，但那些百分比和曲线图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风险呢？”他问。

　　“任何医疗干预都有风险，”陈正明回答得滴水不漏，“但相对于患者目前承受的痛苦，以及如果不干预可能导致的更严重后果—比如自伤或伤害他人，我们认为风险是可控的，且完全值得承担。”

　　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最终决定权在您和家人手里。我们只是提供最专业的建议和帮助。”

　　话说得很漂亮，既展示了专业性，又强调了尊重家属意愿。赵伟民当时觉得，这个人虽然年轻，但做事很有分寸。

　　他回家和哥哥嫂子商量，又咨询了几位相熟的医学专家。所有人都说，这是目前最先进、也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最终，他们签了字，手术安排在三个月后。

　　那段时间，明轩的状态意外地好转了一些，甚至能偶尔出门散步，和家人正常交谈。大家都觉得看到了希望。

　　赵伟民记得手术前一天晚上，他去医院看明轩。侄子坐在病床上，看着窗外，侧脸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苍白，但眼神很平静。

　　“叔叔，”明轩忽然开口，“做完这个，我就能忘记那些事了吗？”

　　赵伟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医生说是淡化，不是忘记。但至少，那些记忆不会再那么伤害你了。”

　　明轩点点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连那些痛苦的记忆都没有了，我还是我吗？”

　　这个问题太哲学，赵伟民答不上来。他只能拍拍侄子的手：“你会好好的，明轩。等你好了，叔叔带你去旅行，去所有你想去的地方。”

　　明轩笑了，那笑容很浅，却让赵伟民记了很多年。

　　手术当天，赵伟民和哥哥嫂子一起等在手术室外。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期间一切顺利，没有任何意外。

　　术后最初几天，明轩确实表现出了改善。他睡得着了，不再做噩梦，情绪稳定，甚至能和人开玩笑。医生都说效果显著，是个成功案例。

　　赵伟民松了一口气，对陈正明充满了感激。他专门请陈正明吃饭，席间频频敬酒，感谢他救了侄子一命。

　　陈正明很谦虚：“这是技术本身的成功，也是患者自身恢复力强的体现。我只是做了分内的工作。”

　　那时候的赵伟民觉得，这个人不仅有能力，而且不居功，难得。

　　但是一切变故发生在术后第三周。

　　明轩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反应—他会突然盯着某个地方发呆，眼神空洞；会无意识地重复某些动作；会在夜里突然坐起来，说一些毫无逻辑的话。

　　起初大家以为是恢复过程中的正常波动，但情况越来越严重。

　　明轩开始出现强烈的排异反应，他说脑子里有声音，有影像在闪回，但不是之前那些创伤记忆，而是一些破碎的、混乱的、无法理解的东西。

　　“它们像虫子一样在咬我的脑子，”明轩在一次清醒时说，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停不下来，永远停不下来…”

　　医院组织了专家会诊，结论是罕见的术后神经排异反应，发生率低于百分之五，但一旦发生，后果严重。建议进行二次干预，尝试修复。

　　二次手术前，赵伟民再次找到陈正明。那时的陈正明依旧镇定，但赵伟民能感觉到他眼神里一闪而过的紧张。

　　“二次干预的成功率有多少？”赵伟民直截了当地问。

　　陈正明沉默了片刻：“实话实说，赵部长，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不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但…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术前评估没有提示这种风险？”赵伟民的声音冷了下来。

　　“任何医疗评估都无法覆盖百分之百的可能性，”陈正明的回答依旧官方，“尤其是这种极端罕见的个案。”

　　赵伟民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说：“我希望看到明轩的完整评估报告，包括所有原始数据和专家意见。”

　　陈正明的表情有瞬间的僵硬，但很快恢复：“当然，我会让人整理好发给您。”

　　那份报告赵伟民等了三天。拿到手后，他立刻找了信得过的外部专家帮忙分析,结论让他如坠冰窟—报告被修改过。

　　原始版本中，有多位专家明确警告，像明轩这种创伤深度和特定神经类型的患者，排异反应的风险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但这些警告在最终提交给家属的版本中被删除了，替换成了一些模棱两可、淡化风险的说法。

　　而批准这一修改的签字，赫然是陈正明。

　　赵伟民拿着那份被篡改的报告，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纸。他冲进陈正明的办公室，将报告摔在桌上。

　　“解释。”他只说了两个字。

　　陈正明看了一眼报告，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他甚至很平静地请赵伟民坐下，然后关上门。

　　“赵部长，”陈正明的声音很稳，“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有些事情，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角度来看。”

　　“什么更大的角度？”赵伟民的声音在颤抖。

　　“记忆净化技术是审查局未来十年的核心战略方向，”陈正明说，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这项技术的成功推广，关系到整个记忆管理体系的革新，关系到成千上万可能受益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个别的、不可预见的案例。”

　　他看着赵伟民，眼神里有种近乎冷酷的理性：“我们不能因为百分之一的风险，就放弃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这是技术进步的代价。”

　　“代价？”赵伟民猛地站起来，“那是我侄子！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你的代价！”

　　“我知道，”陈正明依旧平静，“我也很痛心。但赵部长，您也是体系内的人，您应该明白，有时候为了更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

　　“所以你就选择隐瞒风险，把我侄子当成实验品？”赵伟民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陈正明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评估报告的事，我很抱歉。但当时的技术团队认为，那些风险警告是基于理论模型，缺乏实际案例支持，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影响家属的决定。我们…做了一些专业判断上的调整。”

　　他说得如此理所当然，仿佛修改医疗报告只是专业判断上的调整。

　　赵伟民盯着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这个人的本质—那层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是一颗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冰冷的心。

　　“如果明轩出了什么事，”赵伟民一字一顿地说，“我绝不会放过你。”

　　陈正明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退缩：“我理解您的情绪。但我希望您也能理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审查局的未来，为了更伟大的秩序。”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三天后，明轩接受了二次手术。手术失败了。

　　不是技术失败，而是明轩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到了极限。术后，他彻底崩溃了，陷入一种无法与人交流的、封闭的精神状态。

　　医生说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赵伟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清醒的明轩，是在二次手术前夜。侄子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很大，里面空空荡荡的。

　　“叔叔，”明轩的声音轻得像羽毛，“我好累。”

　　赵伟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如果…如果我变成另一个人，或者…不再是我了，”明轩看着他，眼神里有种超越年龄的平静，“你别难过。是我自己选的。”

　　“不，不是你的错。”赵伟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是叔叔的错，是叔叔没有保护好你。”

　　明轩摇摇头，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那之后，明轩被转到了特殊疗养院，一住就是两年。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偶尔醒来，也不认识任何人，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或者无意识地重复某个动作。

　　赵伟民每周都去看他，每次去，心中的恨意就深一分。但他什么也做不了。

　　陈正明在那次事件后迅速升迁，权力越来越大，根基越来越稳。

　　那份被篡改的报告早已被处理干净。赵明轩的案例被列为罕见的不可预见并发症，归档封存。

　　赵伟民尝试过调查，但处处碰壁。他这才意识到，陈正明编织的那张网有多大，多严密。

　　任何一个试图触碰真相的人，都会被无声无息地挡回来，或者调整岗位。

　　他被明升暗降，调离了核心部门，权力被架空。

　　陈正明甚至亲自找他谈话，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警告：“赵部长，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要向前看，为了审查局的团结和稳定。”

　　那是威胁，也是交易—如果他不再追究，至少还能保住现在的地位和体面。

　　赵伟民妥协了，不是因为他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在陈正明如日中天的时候硬碰硬，只会让自己也消失，那样就真的没有人记得明轩的真相了。

　　他选择等待，他相信，像陈正明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会被自己的野心和冷酷反噬。

　　而这一等，就是四年。直到林溪和苏晚的出现。

　　当张锐通过那个加密渠道联系上他，发来那些证据—陈正明亲笔签署的风险知情书，苏念被篡改的医疗记录，还有林溪重伤垂危的照片—赵伟民知道，他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那些证据里呈现的模式，和明轩的案例如出一辙：隐瞒风险，篡改数据，将活生生的人当成可以牺牲的实验品。

　　只不过这一次，陈正明做得更过火，涉及的人更多，留下的破绽也更大。

　　赵伟民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了要帮忙，他暗中安排了林溪和苏晚在私立医院的治疗，伪造了身份，提供了保护。

　　他在听证会上安排了内部接应，提供了入场凭证。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冒着极大的风险—一旦被陈正明发现，他的下场不会比林溪好多少。

　　但他必须这么做。

　　不仅仅是为了正义，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受害者，更是为了明轩。为了那个永远停留在二十一岁、眼睛里曾有光的少年。

　　雪下得更大了，窗玻璃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花。赵伟民放下相框，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

　　听证会已经过去三个月，陈正明被羁押，案子正在审理中。

　　虽然过程可能漫长，虽然那些盘根错节的势力可能还会反扑，但至少，真相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光已经照进来了。

　　赵伟民不知道明轩如果还能理解，会不会原谅他迟来的反抗。

　　他不知道那些受害者家属，包括苏晚，如果知道他也曾是那个体系的一部分，也曾间接助长了那种罪恶，会不会恨他。

　　他唯一知道的是，有些事，迟做总比不做好。有些债，迟还总比不还好。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请进。”赵伟民转过身。

　　门开了，秘书探进头来：“赵主任，下午的记忆伦理委员会议还有十分钟开始。”

　　“知道了，我马上过去。”赵伟民说。

　　他最后看了一眼桌上的相框，然后整理了一下制服，拿起桌上的文件，走向门口。

　　走廊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窗外的雪还在下，但赵伟民知道，冬天终会过去，春天总会到来。

　　而他要做的，就是确保当春天到来时，那些在冬天里被伤害的人，至少能看到一点阳光。

　　这是他欠赵明轩的，也是他欠所有那些被陈正明的伟大目标牺牲的人的。

　　债要一笔一笔还，路要一步一步走。但至少，他已经走在了还债的路上。这，或许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