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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红雪长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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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意合上公文,目光不自觉地飘向窗外。北平的雪总是下得猝不及防,像某种不期而至的告别。桌上那本《新青年》的边角已经微微卷起,这是周舟上周留下的。扉页上,一行清秀的字迹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意之,你看这雪,能掩埋多少真实,又能催生多少春天?”
一个月前,周舟说这话时,正蹲在未名湖畔,手指在雪地上划着看不懂的符号。林之意站在三步之外,军大衣的领子竖起,遮住了半张脸。这个距离,是北大进步青年与国民党官员之间最安全的距离,也是两个灵魂之间最遥远的距离。
“你的春天,和我的春天,或许不是同一个春天。”林之意听见自己这样说,语气里有一种他痛恨的官腔。
周舟抬起头,雪花落在他浓密的睫毛上。“可雪是一样的雪,地是一样的地,林之意。”
他叫他的全名时,总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莽撞与温柔。林之意转过头去,不敢看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那双眼睛属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共产党青年,属于一个相信能用书本和热血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属于一个林之意在午夜梦回时,会想起他朗诵艾青诗句时微微扬起的下颌线的人。
“林处长,名单。”副官将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
林之意展开名单,第三个名字让他握笔的手指微微发白:周意之,化名周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北平□□核心成员,中共地下党员。
“证据确凿?”他问,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感到陌生。
“昨天在印刷厂当场抓获,搜出传单三百份,《红星》报五十期。”副官顿了顿,“他什么也没说。”
林之意在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这是“重点审讯”的标记。他想起三个月前那个雨夜,周舟浑身湿透地敲开他公寓的门,手里抱着一叠被雨打湿的《资本论》。
“意之,帮帮我。”周舟的眼睛在昏暗的楼道灯下亮得惊人,“不是为我,是为这些书。”
那天晚上,周舟裹着林之意的毛毯,坐在壁炉前烘干书页。火光在他年轻的脸上跳跃,他谈论着马克思、谈论着苏联、谈论着延安传来的消息,声音轻柔而坚定。林之意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在茶杯递过去时,他们的手指短暂地相触。
“你不怕我?”林之意问。
“怕。”周舟诚实地说,“但我更怕你不懂我们在为什么而战。”
“我也曾有过理想。”林之意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十七岁那年,我报考黄埔军校,想的是救国救民,想的是三民主义的旗帜能插遍这片土地每个角落。”
“那现在呢?”
“现在我三十二岁,学会了在文件上画圈,学会了不看清就签字,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闭上眼睛。”林之意义苦笑,“周舟,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但雪是白的,血是红的。”周舟说,“有些东西,永远变不了颜色。”
审讯室在地下二层,没有窗户,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林之意站在单向玻璃后,看着周舟被绑在椅子上。三天了,他没说一个字。
“用刑。”审讯组长冷冷地说。
林之意想说“等等”,但声音卡在喉咙里。他是国民党□□,是主张“联共抗日”的温和派,是在高层会议上为□□争取权利的“异类”。但这些标签在此刻毫无意义。他是这里的负责人,他的名字签在那份逮捕令上。
鞭子落下时,周舟的身体猛地绷紧。但他没有叫喊,只是咬住了下唇,直到鲜血从嘴角渗出。林之意想起有一次周舟在图书馆睡着,额头抵在《共产党宣言》上,那嘴角也微微抿着,像个固执的孩子。
第十鞭时,周舟终于开口,说的却是:“林处长,你读过《呐喊》自序吗?‘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闭嘴!”审讯官又是一鞭。
“你是清醒的那个,林之意。”周舟抬起头,尽管眼睛已经肿得几乎睁不开,但他准确地对准了单向玻璃的方向,仿佛能看见后面的人,“你是知道这屋子会闷死人的那个。”
林之意转身离开了观察室。走廊里,他点燃一支烟,手却在发抖。他想起上个月最后一次见周舟,在北海公园,周舟说:“组织上可能要派我去南方。”
“什么时候走?”
“就这几天。”周舟看着他,雪落在他的肩头,“意之,跟我一起走吧。去延安,或者任何不需要隐藏自己的地方。”
“我有我的职责。”林之意说。
“我也有我的理想。”周舟笑了,那笑容里有太多林之意不敢深究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你会开枪吗?”
“不会。”林之意脱口而出,然后补充道,“但我的枪,可能不由我控制。”
“那就别看。”周舟轻声说,“开枪的时候,别看我的眼睛。”
第六天,林之意被叫到局长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新的名单,是明天要执行枪决的□□。
“周意之的审讯毫无进展,上峰已经失去耐心。”局长点了点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明天拂晓,西郊刑场。林处长,你亲自监刑。”
“他是重要的地下党线索——”
“线索可以再找,但震慑必须立即进行。”局长打断他,“别忘了,你虽然是□□,但首先是党国的人。你的同情心,不该用在这里。”
那天晚上,林之意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打了七个电话,写了三封信,甚至联系了他在延安的旧识——那是一个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的名字。凌晨三点,最后的回信来了:“已尽力,无法挽回。保重。”
林之意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渐渐泛白的天色。桌上放着他和周舟唯一的一张合影——去年春天,在玉渊潭,一个学生偷偷拍的。照片上,他们并肩站在樱花树下,肩膀之间隔着恰当的距离,但周舟的手无意中碰到了林之意的手背,在黑白照片上留下一个模糊的叠影。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勃朗宁手枪。这是周舟上次来他公寓时,偷偷放在书架后的。“必要的时候,用它保护自己。”周舟当时说,眼睛里有某种深沉的忧虑。
林之意从未问过,一个北大学生,从哪里弄来这样一把枪。
西郊刑场。雪又下了起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大。六个年轻人被押到雪地中央,周舟站在最左边。他瘦了很多,囚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但站得很直。
林之意站在监刑台上,军装笔挺,表情肃穆。他看见周舟转过头,在人群中寻找什么,然后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一瞬间,林之意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和雪地中央那个穿着灰色囚服的青年。
周舟对他点了点头,嘴角甚至扯出了一个极淡的微笑。那口型分明是两个字:别看。
行刑队举起了枪。
“预备——”
林之意闭上了眼睛。枪声在雪地里显得沉闷而短促,像某种厚重的东西被撕裂。他听见身体倒地的声音,一声,两声,六声。然后是一片死寂,连风都停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只看见一片刺目的红,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缓缓晕开。周舟倒下的姿势很奇怪,像是努力想要转向某个方向。林之意知道,那是他公寓的方向,是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那个书房的方向。
那天晚上,林之意在书房坐了一夜。凌晨时分,他打开周舟留下的那本《新青年》,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他从未见过的字迹:
“意之,若你读到这些字,说明春天还没到来,或者我已经看不到了。不要愧疚,你有你的使命要走,我也有我的理想追寻。只是遗憾,不能和你一起看见新中国的黎明。如果真有来世,愿我们生在不必隐藏、不必选择的年代。那时,也许可以并肩走在阳光下,从清晨到日暮。”
纸条下方,有一行小小的、被水渍晕开的字:“意之,对不起……让你亲手关上我的春天。”
林之意将纸条按在胸口,那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他想起周舟说过的一句话:“理想不会死,只会转移。就像雪化了变成水,水蒸发了变成云,云又变成雨,落回大地。”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夜。林之意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这座他守护了十年、也囚禁了他十年的城市。他是国民党内少数坚持不破坏城市、不伤害百姓的官员之一,为此,他上了军统的黑名单。
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是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的座位确认函。另一份文件,是北平地下党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信,邀请他留下,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副官推门进来:“处长,车准备好了。机场那边催了几次。”
“你们先走。”林之意没有回头。
“处长!”
“我有我的路要走。”林之意说,声音平静,“告诉机长,不必等了。”
副官离开后,林之意打开抽屉,取出那张在玉渊潭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但周舟的笑容依然清晰。他小心地将照片放进贴胸的口袋,然后拿起了那把勃朗宁手枪。
城楼上,他可以看见解放军先头部队的火把,像一条流动的星河,从西直门方向蜿蜒而来。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周舟当年的执着——那不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近乎顽固的信念:有些东西值得用一切去换,包括生命。
远处传来隐约的炮声,那是历史车轮碾过旧时代门槛的声音。林之意想起他读过的最后一份战报,上面写着“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但今夜,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他看见了一种新的可能正在雪后的大地上萌芽。
“你有你的使命,我也有我的理想。”他轻声对记忆中的那个青年说,“我的使命是守护这座城市到最后一刻,直到新的守护者到来。而我的理想……”
他没有说完。有些理想不必说出口,它们会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林之意整理了一下军装,最后一次望向西郊的方向。然后他转过身,面向门口,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和他终于可以坦然迎接的命运。
晨光初现时,一声枪响从国民党北平办事处大楼传出,惊起了窗外枯树上最后的几只寒鸦。雪又开始下了,纷纷扬扬,覆盖了街道、屋顶和昨夜所有的痕迹。
而在西郊,那片曾经被鲜血染红的雪地上,第一株嫩绿的草芽,正悄悄顶开尚未融化的冰雪,向着天空探出头来。
雪是白的,血是红的,而春天,终究会是绿的——这就是周舟和林之意,用各自的方式,共同相信并等待过的真相。在那真相到来之前,他们一个长眠于红雪之下,一个消逝在破碎山河之中,像两行平行了短暂一程、最终汇入同一片大地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