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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四十三章 纪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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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荀在办公室里坐到凌晨三点。
桌上摊着几分材料,一份是省医科大保卫处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另一份是凤凰山笔记本的复印件,还有就是他在白纸上手绘的时间线。
他用红笔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之间画了一条线,在“一九九八年”下面画了一个圈。
断指人收香炉在先,江某自杀在后,房敏行溺亡紧随其后,房敏学退学回家,五年空白,然后突然出现在凤凰山。
这中间缺了一环。
缺的那一环,是房敏学和断指人怎么接上头的。
等到天色大亮,纪荀拿起电话,拨了郑师兄的号码,响了两声,对方才接起来,声音含糊不清,显然刚从睡梦中被吵醒。
“郑老师,我是纪荀,非常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房敏学退学之后,学校有没有派人去他家做过回访?”
郑师兄在电话那头想了一阵,说:“按当时的规定,学生因病休学,辅导员应该做一次家访。但我查档案的时候没有看到家访记录。房敏学的辅导员是谁,我得问一下当年的老教师才能确定。”
“麻烦您就帮我问。”
纪荀挂了电话,又把那份询问笔录翻了一遍。
房敏学说江某告诉他“那些人不会放过他”,又说“他做错了一件事,要付出代价”。江某没说“那些人”是谁,也没说做错了什么事。但房敏学记得这么清楚,很可能是江某在死前和他谈过不止一次。
林墨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他的眼睛有些红,显然也一夜没睡。
“我仔细看了看这份询问笔录。”林墨把咖啡搁在桌上,坐在纪荀对面,“房敏学在回答第七问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听到了门关上的声音’。宿舍的门是向内开的,走廊尽头的窗户是向外推的,两种确实声音不一样。但宿舍门和走廊窗户隔了至少十几米,房敏学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他停顿了一下,说:“但我上学的时候住过类似的宿舍楼。走廊尽头的窗户离宿舍门至少有十五米,中间还隔着卫生间和水房。躺在床上听到开窗声音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他一直醒着,一直在听。”
“你是说他可能在说谎?”
“不一定。”林墨说,“人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记忆会重组。他可能把自己的推断当成了记忆,也可能他确实听到了,因为江某不是第一次半夜起来。我在他的心理评估报告里看到一句话,‘被评估人反复提及江某的失眠问题’。如果江某经常半夜起来,房敏学可能已经习惯了他的动静,在潜意识里保持着警觉。”
纪荀把这个细节记在本子上。
他翻开心理评估报告的复印件,找到林墨说的那一段。报告里写着:“被评估人自述,死者近一个月睡眠极差,常在凌晨两三点起床,在书桌前呆坐。被评估人曾多次询问死者是否需要帮助,死者均表示无事。”
“他问过江某是否需要帮助。”纪荀说,“说明他对江某的异常是有察觉的。江某也说了一些话,但没说完。江某死前那个晚上,他听到江某下床、写东西、开门、开窗,但他始终没有下床。”
“因为他害怕了。”林墨说,“人类在面临极度恐惧的时候会僵住,这是本能。他躺在黑暗中,心跳加速,全身僵硬,耳边的每一个声音都被放大。他知道江某要去做什么,但他的身体不听使唤。江某死了之后,他可能把这种僵住解释成懦弱,然后又解释成背叛。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心理评估报告里写着‘强烈的自责倾向’。”
“如果当时有一个人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纪荀说。
“对。但这个人没有出现。”林墨接过话,“他退学回家,家里的气氛比学校更糟。房敏行溺死后,他的自责又多了一层。他不仅没能阻止室友自杀,也没能保护弟弟。两次创伤叠加,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就在这个时候,断指人出现了。”
纪荀把凤凰山笔记本翻到第一页。
房敏学在开头写了一段话:“罪是刑罚的前置条件,无罪不刑。但什么是罪?法律定义的罪是人为的、可变的、充满妥协的。真正的罪,是不变的。”
他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
“这段话不像是房敏学自己写的。”纪荀说。
林墨凑过来看。
“房敏学在省医科大读了两年临床医学,因此他的文字风格很清晰,和实验记录差不多,都是客观、简洁、重数据。但这段话不一样,这看起来像是一段宣言,带说教意味,像某人在向他传授一套已有的理论。房敏学只是记了下来,当成自己的行动纲领。”
“那很有可能是断指人说的话。”林墨说。
纪荀点点头,拿起手机给吴建中打了个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吴建中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吴老师,有个问题需要您的意见。房敏学在凤凰山笔记本第一页写了一段关于罪的定义,我们认为这段话可能并非他的原创,极有可能是另一个人教给他的。这个人可能在他退学之后、精神最脆弱的时候找到了他,给了他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属于什么性质?”
吴建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你们推断成立,那这是一种典型的师承型犯罪关系。年长的一方提供理论框架和行动逻辑,年轻的一方负责执行。年长的一方通常有更强的控制欲和操纵能力,年轻的一方则有更强的执行力和服从性。在这种关系里,年轻的一方会把年长的一方视为精神导师,甚至是替代性的父亲角色。”
“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
“只要年长的一方不切断联系,年轻的一方就不会主动离开。因为他的整个价值体系都是年长的一方帮他建立的。离开了这套体系,他就重新变成了那个一无所有、被内疚压垮的年轻人。他承受不了这种崩塌。”
“如果年长的一方死了呢?”
“那年轻的一方会继续执行这套体系,因为他已经把外部的要求内化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不再需要师父在身边,他自己就是师父的延续。他会严格按照师父制定的规则行事,任何偏离都是对师父的背叛。”
纪荀道了谢,挂断电话。
“断指人可能已经死了。”他对林墨说,“房敏学后来的实验场地、供器选择、罪名分类,都是他在独立操作。但他的操作规则是断指人制定的,他在执行的过程中严格遵守,没有偏离。”
“但断指人如果死了,供器从哪里来?”林墨问。
“断指人在死前可能已经做好了安排。他可能把供器的收藏地点提前告诉了房敏学,让他按计划取用,也可能通过遗嘱或者中间人,在特定时间把特定供器交给房敏学。”
纪荀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他用记号笔在断指人和房敏学之间画了一个箭头,上面写着“供器传递”,然后又在断指人下面画了一个问号。
“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计划好了。收香炉是第一步,培养房敏学是第二步,提供供器是第三步。每一步都提前了好几年。这种耐心不是正常人能具备的。”
“但他还是留下了一个破绽。”林墨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用手指点了点“断指人”三个字,“他的左手缺了半截小指。这个特征太明显了。他既然有如此周密的计划,为什么不找一个没有明显身体特征的人帮他收香炉?为什么要亲自出面?”
“两种可能。”纪荀说,“要么他当时没有别人可用,要么他觉得这个特征不会被追查到。一九九一年的农村没有监控,没有实名制,一个外地人办完事就走,留下的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如果不是我们一步步顺着供器查回孙庄镇,这个特征永远不会被人知道。”
“还有一种可能。”林墨说,“这个断指是他自己砍掉的,对他而言是荣誉、忠诚或者其他。在某些极端宗教或秘密组织的入会仪式里,断指是一种效忠的象征。如果他来自这样一个组织,那他在断指之后,就不会刻意隐藏这个特征。因为这是他身份的一部分。”
纪荀没有说话。他想起房敏学笔记本里写的“三器归三山”。在很多文化传统里,三是一个神圣的数字。
如果断指人真的来自一个以“三”为信仰核心的组织,他断掉的左手小指,小指在手指里最不起眼,断了不影响抓握和精细操作。可选择小指意味着什么?
“查一下各省公安厅的在逃人员数据库。”纪荀说,“关键词是左手小指缺失,年龄在六十岁以上,有文物收藏或古董交易背景。这个人既然收集供器,那家里一定有存放供器的地方。三件套、五件套的庙宇供器不是小东西,香炉加烛台加供盘加起来几十斤重。他能保存多年,说明他有固定的住所和足够的空间。”
林墨点点头,拿起电话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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