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睡到肚子变饿》牧案

3、黑色的石头

　　我必须先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要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我和一个叫作梁源的男人的故事。你当然可以把这个故事当成虚构，因为所有被讲述出来的故事，在讲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它本身了。语言会篡改它，记忆会美化或丑化它，而我，作为讲述者，则会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掺杂我的意图。我的意图是什么？我的意图就是让你知道这个故事。这听起来像一个循环，但所有的事情本质上都是一个循环。
　　故事的地点我得先交代清楚，是在拉萨，或者说是在拉萨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具体是哪里我已经记不清了，也可能是我不想记清。时间是一九九三年的冬天，这一点我很确定，因为我记得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我和梁源当时都在一个地质勘探队工作，我们的任务是绘制我们营地周围三百平方公里区域的地形图。那是一份枯燥的工作，每天我们都背着仪器和图纸，在白茫茫的荒原上行走，测量，记录。世界在我们脚下是具体的，经度、纬度、海拔、坡度、岩石成分，这些都是冰冷而确凿的数据。但在我们的眼睛里，世界是抽象的，除了白色，还是白色，偶尔有几块黑色岩石，顽固地不肯被积雪覆盖。
　　我得先描述一下梁源。描述一个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你一旦开始描述，就意味着你在给他贴标签，而人是无法被标签定义的。但我还是得试试。梁源比我大五岁，个子很高，但很瘦，穿着厚重的勘探服也显得单薄。他的皮肤是一种高原地区特有的颜色，有点黑，又有点红，像是被风和太阳反复打磨过的陶器。他话不多，大多数时候，我们俩在野外走上一天，也说不了十句话。他走路的样子很有特点，步子很大，身体微微前倾，好像总是在对抗一股看不见的大风。这也许是真的，因为那里的风似乎从来没有停过。
　　现在我得告诉你，故事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勘探了什么，也不在于拉萨的风景，而在于一个晚上。我总是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但记忆不是这样运作的。记忆是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的东西都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你走进去，随便拿起一件，它上面可能就沾着另一件东西的碎片。所以，关于那个晚上的事，我可能会讲得很乱，你得有点耐心。
　　那个晚上，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营地。营地就是一排简陋的板房，我们的宿舍里有两张行军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烧牛粪的铁皮炉子。那天晚上特别冷，炉子里的火烧得不旺，屋子里还是像冰窖一样。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谁也不想动。外面是风声，那种在旷野里回旋、呜咽的风声，听久了会让人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一个声音。
　　我记得我当时正在看一本书，一本被翻得很旧的《百年孤独》。梁源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因为温差凝结了一层水汽，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看起来像是一片浑浊的星空在流淌。
　　“你说，”梁源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在风声里显得很轻，又很清晰，“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个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死亡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我们队里就有人因为高原反应死掉，也被狼拖走过。死亡不是哲学，死亡是帐篷外随时可能发生的具体事件。
　　我从书上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在灯光下有一半是亮的，一半是暗的。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不知道。”我说，“可能就没了，像炉子里的牛粪，烧完了，就剩一堆灰。”
　　他沉默了很久。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就把视线重新移回到书上。马孔多的雨下个不停，奥雷里亚诺上校在孤独中熔炼他的小金鱼。这些离我非常遥远，也因此显得格外安全。
　　“我不信。”梁源又说。
　　“那你信什么？”我问他。
　　“我信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他说。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听起来太像小孩子说的话了。但我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任何一点天真的想法都值得被尊重，因为它像铁皮炉子里那点微弱的火光一样，能给人一点暖意。
　　“那挺好的。”我说，“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不怕没地方去。”
　　他又不动了，像一尊雕塑。我继续看我的书。过了一会儿，我感觉他那边有动静。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开始穿衣服。
　　“你干嘛去？”我问。
　　“出去看看星星。”他说。
　　我看了看窗外，外面漆黑一片，风刮得更响了。我说：“外面至少零下二十度，会冻死的。”
　　“没事，我看一眼就回来。”他一边说，一边已经把大衣穿好了。他走到门口，拉开门，一股夹着雪粒的冷风立刻灌了进来，煤油灯的火苗剧烈地跳动了一下，几乎要熄灭。我看见他逆着风雪走了出去，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再正常不过，但事后回想，它可能就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当然，也可能不是。一个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转折点”，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也许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我的决定是，我也起床，穿上衣服，跟了出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担心他，也许是别的原因。我说不清楚。当我走出板房，立刻就被那种极致的寒冷包围了。空气像是无数根冰冷的针，刺进我的肺里。风很大，吹得我站都站不稳。我眯着眼睛，在黑暗中寻找梁源的身影。
　　我看见他了。他就在离营地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仰着头。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雪很厚，没过了我的膝盖。我走到他身边，也坐了下来。
　　“看什么呢？”我问，我的声音刚一出口，就被风吹散了。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用手指了指天空。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那天的夜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天空干净得像一块巨大的黑色水晶。星星，那么多的星星，亮得惊人，每一颗都像钻石一样，嵌在这块水晶上。银河像一条由亿万颗星辰组成的河流在奔腾，横贯整个天幕。它们离得那么近，近得仿佛我一伸手就能抓到一把。
　　在这样的星空下，你会觉得人特别渺小，渺小得像一粒尘埃。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欲望，所有的坚持，都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可笑。
　　我们俩就那么坐着，谁也不说话，一起看着那片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星空。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时间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我觉得自己快要冻僵了，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失去了知觉。
　　就在我准备跟他说“我们回去吧”的时候，梁源忽然动了。他转过头来看我。在星光下，他的眼睛亮得吓人。然后，他向我靠了过来。
　　我现在要描述的这个场景，我试过用很多种方式去讲述。我可以告诉你他吻了我。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陈述。但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感觉到一个冰冷的、带着雪味的嘴唇贴上了我的嘴唇。我还可以告诉你，在那个瞬间，世界消失了，风声、寒冷、星空，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只感觉到他。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身体透过厚重衣物传来的微弱的温度。
　　你看，同一件事，有无数种讲法。哪一种是真实的？或者说，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我不知道。我只能把我能记起来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你。
　　我没有推开他。我甚至不记得我当时在想什么。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就那样任由他靠近我，任由他撬开我的牙关。他的舌头也是冰冷的，但很快就变得温暖起来。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在冰天雪地里，忽然有人在你手里塞了一个刚烤熟的红薯。
　　这个吻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很长，也许很短。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恍惚。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在彼此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整片璀璨的星空。
　　他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也没说。然后他站起来，朝营地的方向走去。我坐在原地，又过了一会儿，才跟着站起来。我的身体已经冻得不听使唤了，但我心里却有一团火在烧。
　　回到宿舍，我们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各自脱掉衣服，钻进被窝。他很快就背对着我睡了，我能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而我却一夜无眠。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浑浊的星空，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个吻。
　　从那天晚上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很难形容。我们白天依旧一起出去工作，依旧很少说话，但沉默的性质不同了。以前的沉默是空旷的，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个体之间的一片真空。而现在的沉默，是充满张力的，是心照不宣的，里面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
　　晚上回到宿舍，我们会更亲密。这件事，我也得告诉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可以用一些很直白的词语，也可以用一些很隐晦的比喻。比如，我可以说，我们像两头在寒夜里互相取暖的野兽。我也可以说，我们试图在对方的身体里，寻找一个可以暂时躲避这个荒凉世界的避难所。
　　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真实的情况是，当我们在那张狭窄的行军床上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到巨大的悲伤。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是亢奋的，是愉悦的，但精神却是悲伤的。我不知道梁源是不是也一样。我们做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话，也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很用力地抱着我，仿佛要把我揉进他的骨头里。他总是睁着眼睛，在黑暗中，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那视线像星光一样，又冷又亮，看得我心里发慌。
　　我们的关系就像我们正在绘制的那张地图。在那张巨大的白纸上，我们用精准的线条和符号，标记出山脉的走向，河流的位置。那是一个客观的世界。但在地图的空白处，在那些没有被标记的地方，却隐藏着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名字，没有坐标，也无法被测量。它只存在于我们交换的眼神里，存在于我们偶尔触碰的指尖，存在于我们夜深人静时的喘息和汗水里。
　　一九九四年的春天，冰雪开始融化的时候，我们的勘探任务也接近尾声了。指挥部派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进度。来的是一个姓王的科长，一个很典型的机关干部，说话带着官腔，对我们的工作指手画脚。
　　王科长在我们的宿舍里住了两天。那两天，我和梁源恢复到了最开始的状态，像两个最普通的同事。我们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张力消失了，仿佛那个星空下的吻，那些在深夜里的纠缠，都只是一场梦。
　　王科长走的那天跟我们说，这次任务结束以后，队里会有一次人员调整。他说，梁源因为表现出色，很有可能会被调回内地，去一个条件更好的单位。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正围着炉子吃饭。我记得我当时正在往嘴里扒拉米饭，听到这话，我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梁源，他面无表情，好像王科长说的是一件和他毫不相干的事。
　　“那敢情好啊。”梁源说，“在这鬼地方待够了。”他的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那天晚上，王科长走了。宿舍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像往常一样，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我以为他会像之前无数个夜晚一样，等夜深了，就悄悄地爬到我的床上来。但是我等了很久，他都没有动。他一直背对着我，像一堵墙。
　　我心里觉得很慌。我想跟他说点什么，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问他是不是真的要走了？问他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这些问题我一个也问不出口。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任何承诺，也没有任何定义。它就像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你抓不住，也留不下。
　　又过了一个月，我们的地图终于画完了。那是一张铺满了整个桌子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等高线，河流，山峰的标记。看着那张图，你会有一种奇怪的成就感，就好像你真的创造了一个世界。
　　交接完工作，我们开始收拾行李，等待回拉萨的卡车。
　　就在我们离开营地的前一天晚上，梁源又像那个冬天的夜晚一样，一个人走了出去。
　　这一次我没有跟出去。
　　我坐在宿舍里，听着外面的风声。我忽然觉得很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疲惫。我意识到，我和梁源的故事可能就要结束了。这段关系从一个星夜开始，也将在一个星夜结束。它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就像我们在荒原上留下的那些脚印，雪一化，或者风一吹，就什么都剩不下了。
　　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待了多久。当他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寒气。他没有看我，径直走到自己的床边，从枕头下拿出一个东西，扔到了我的床上。
　　那是一块石头。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黑色的，表面很光滑，大概是在河里被水冲刷了很久。
　　“送给你。”他说。
　　我拿起那块石头，石头很冷，像一块冰。
　　“为什么送我这个？”我问。
　　“没什么。”他说，“就是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你，又硬又闷。”
　　说完，他就钻进了被窝，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回拉萨的卡车。卡车很颠簸，我们在车厢里随着车身的晃动而摇来晃去。我们之间隔着几个其他的队员。我一直看着窗外，风景在飞速地后退，那些我们曾经用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的土地，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色块。
　　我没有再和梁源说话。他也没有。
　　回到拉萨以后，我们很快就分开了。他果然被调走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我继续留在西藏，又干了两年，然后也离开了。
　　这就是我和梁源的故事。
　　你看，我就说，这个故事讲起来会很乱。因为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是爱情吗？我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是欲望吗？好像也不全是。如果只是欲望，我不会在很多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的星空，和他嘴唇冰冷的触感。
　　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南方的城市，这里没有高原，没有大雪，也没有那样干净得让人心慌的星空。我的生活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有点乏味。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正常社会定义下的“正常男人”。
　　但我总是会想起梁源。在一些很偶然的瞬间。比如，当我看到天气预报里说西藏又下大雪了，或者在一部电影里看到一个和他走路姿势很像的背影。
　　他送我的那块石头，我一直留着。它就放在我的书桌上。有时候我写作写累了，就会把它拿在手里摩挲。石头已经被我的体温捂热了，不再是当年那么冰冷。
　　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天晚上，我也跟着他走出去了，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如果我问他，你走了，我怎么办？他会怎么回答？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一个故事一旦结束了，它就拥有了无数个平行的、未曾发生过的版本。而我能告诉你的，只是那个唯一发生了的版本。
　　也许，我和梁源就像天上的两颗星星。在某一个瞬间，我们的轨道发生了短暂的交汇，我们彼此照亮，彼此温暖。但我们终究有各自的轨迹，交汇过后，就只能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彼此的星空里。
　　这话说得有点矫情了。
　　说到底我只是想告诉你，曾经有那么一个冬天，在西藏的某个荒原上，有两个男人，他们一起绘制地图，一起仰望星空，也曾在深夜里，分享过彼此的体温和孤独。
　　这就是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