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山海》怀南小山

1、第 1 章

　　现在是夜里一点，我被外面的雷声惊醒，醒来那一刹不知今夕何夕，记忆和我离开北京那一天重叠，同样的雷声，同样的暴雨崩落，让我恍惚以为我还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直到我看见我的卧室墙面上挂着的那个褪色的“囍”字，同时老公的呼噜声传来。我意识到，原来我已经和那段往事阔别许久，也已然成家许多年。

　　这个夜晚注定无法入眠，索性爬起来写一写东西。终于有朝一日时过境迁，我的心境也变得坦然宁静，所以才决定将其记录下来，有关于我北漂的那几年。

　　先说一说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曲小涵。老家在江苏江阴农村，农村人对女性的评价只基于两则标准，一是否漂亮。二是否贤惠。因为我的父母从未对我有所夸赞，直到上了小学，从二三年级开始，我对自己的长相才开始有了认知。

　　在老师和同学的诸多评价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我是个漂亮的女孩。自此，这两个字成为标签被贴在我的身上，它成为我的荣光，人人惊羡。同样也成为我苦难与爱恨的根源。

　　我在十岁的时候被村里一个智力不太好的女人辱骂，她对着我破口大骂“狐狸精”，一个十岁小孩能明白狐狸精是什么意思吗？在她骂了我几次之后我大概懂了，因为她的丈夫曾经试图偷看我的裙底。她是因这件事而发疯。

　　她漂不漂亮我不知道，但我猜测，这个女人应该挺贤惠的，毕竟很袒护她的老公。是她的厉声威胁让我懂得，漂亮和狐狸精连在一起，不是很好的形容。再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妲己和纣王的故事。妲己就是个漂亮的狐狸精，换言之，红颜祸水。

　　那时起，我便不再期待别人夸奖我漂亮。因为我不想做妲己。

　　我有一个弟弟，当年计划生育在我们那里管得挺严，但也没拦住我爸要儿子的想法，因为这件事，我家让人给抄了，我妈工作没了，不过我爸妈不后悔，因为他们铆劲生出了个儿子，很光荣。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我十五岁那年他十二，两个人同时要面临升学的事。我初中时成绩在班里排前三，老师很器重我，认为我中考能冲刺一下天一（天一是整个无锡最好的中学，在江阴招生极少），老师私下里找我谈话，是叫我好好练一练实心球项目，因为我的成绩太难看了。

　　我当然高兴，为了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那天我是跑回家的。本以为等到几句夸奖，意料之外，我妈倒是没我这么高兴，她想了很久说：“等你爸回来再说吧。”她这么一说，我就隐隐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我爸是个瓦匠，他是不苟言笑一个人。我们全家都得看他眼色。他那天回来满脸写着心情不妙，狂吃了几碗米饭。我便没敢吭声，坐在位置上默背单词。我爸吃一半，突然把我的书给掀了，甩得老远。我惊讶地问：“爸爸，你为什么扔我的书？”

　　他本来没打算说话，起身就要走。因为我这样多余问一句，我爸爸抄起桌上的碗就往我身上砸，冲我嚷嚷说：“看你妈的洋文！日你妈的赔钱货！”

　　我莫名其妙被骂得难听，但我不再敢问为什么。那天的丝瓜汤糊在我的脸上，烫得我鼻梁起泡。我有点想哭，但我忍住了。爸爸脾气一直不好，他没有抄家伙打我已经足够仁慈。

　　是后来几天我才知道，我爸工钱没要回来，工程的老板撤资跑路了，这一批工人们白白辛苦几个月建了一栋烂尾楼。我爸爸跟随工地的弟兄们一起去闹事要钱，举着横幅上面写着“还我血汗钱”。没有什么用。这件事对我爸爸的打击很大，对我们全家的打击都很大。

　　最直接的对我的影响，他们不让我继续念书了。

　　江阴是一个发展得还不错的地区，也注重教育。如果不是成绩非常差劲，一般家里是不会让孩子辍学的。我是那个例外，我的家庭条件太糟糕了。

　　我不敢在他面前表示不痛快，躲在房间里整理我的书籍。我很喜欢开学的感觉，因为可以买花花绿绿的书皮。但这喜悦从此再也不会有了。这角落里堆成小山的书，竟成为我学生时代的句点。

　　我得去工作了。工作、上班、想到这些，我抱着膝盖恸哭起来。

　　我妈是好心的，她过来语重心长安慰我说：“不上就不上了，不上学也死不了人。你姨娘那时候上完小学就去印刷厂了，后来你姨爹，厂长儿子，看上她。嫁得挺好，现在过得挺滋润。是不是？女人都是雪花命，想开一点。怎么都能过。”

　　于是2005年夏天，我领到了初中毕业证后，彻底告别了我的校园生活。

　　我有一个三婶，她在宁波做生意，想要带我下海，听说了这件事，我爸坚决不同意，他冲我吼着说：“现在的老板都坏到骨子里，你个赔钱货还敢往外面跑？！”

　　我真服了我爸的粗俗，我举手投降说：“好好好，我不去，你歇一歇好吧？”

　　因此之后这两年我没有走远，我去镇江的电子厂上过班，钱挣得非常安稳，我还跟着师傅学过做皮鞋，长出一手的茧子。

　　老实说，我的性格还是挺好的。我很爱笑、很开朗，也有一点“油嘴滑舌”吧。尽管刚刚辍学进入社会那一段时间还很不适应，渐渐调整过来之后，我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电子厂的工人们都比我年长，我喊她们大姐。男人不算，我不跟男人做朋友。

　　工厂里有几个中年男人看我的那种恶劣眼神，我至今都还记得。幸好有身边的那群阿姨在，她们帮我挡掉了很多麻烦。我至今都很感谢她们。

　　我是转到镇江小镇上的皮鞋厂时碰到了一位大姐，那个大姐很热心地跟我说：“小丫头你多大了？看着跟小孩一样呢。”

　　我笑着回答她说：“对啊，我才17，确实是小孩。对吧？”

　　大姐很惋惜地看着我说：“哎哟，你跟我丫头一样大，怎么就不上学了？”

　　我说：“因为我成绩不好。”

　　我和大姐坐在一起吃饭，她对我心生怜悯，给我夹过来两块牛肉：“你多吃点，说不定还能再长长个子。”

　　我没跟她客气，笑眯眯地说：“谢谢姐。”

　　当然了，也不能白吃白喝别人的。我吃完她的牛肉，又把我碗里没动过的牛肉原封不动放到她的碗中，狡猾地说：“我沾了你的光长了个子，我的肉你带回去给你丫头吃，这样她也能长个子。”

　　大姐听了非常高兴，她乐呵呵地说“哎哟，你这小孩子，”她悦纳了我的好意，盖上她的小饭盒，又问我说：“小涵啊，你这个条件蛮好的，怎么不想的出去闯闯呢？在皮鞋厂能有什么出息啊？”

　　我跟她说：“我又没文化，要怎么出去闯？”我又和她说实话：“我三婶要带我去宁波的，但我妈给我算命，说我不能往南边跑，要往东边，北边。”

　　“东边？上海？北边，北京——北京好啊。我有个侄女在北京开酒店，你要是乐意去，我让她照应照应你。”

　　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件事，当时很敷衍地咬着筷子应了一声，“好啊。”但某个念头萌芽之后，就会在身体里越长越深。我再去皮鞋厂做流水线的工作，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倦怠、无趣。消极的想法占满我的身体，我决定，我不能在这里过一辈子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我那会儿在踩着缝纫机，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里，我回味着她讲的“北京”这两个字。我脚停下来，找到那个大姐，问她：“我真能去北京吗？”

　　大姐擦擦汗，说；“事在人为，去闯一闯吧。”

　　这句话莫名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当天回去就点了点自己的私房钱，坦诚地跟我妈说了这回事，她很认同，我爸爸一听，差点又要作怪了，但我妈跟他讲了个例子，说她的小学同学在北京当上了大老板，做汽车的。我爸这才斟酌着，表示同意。

　　第二天我就去了火车站，这是我头一回离开江苏，我一个人提着大行李箱，想象着电视上讲那些北漂一族，住在地下室里，天马行空地乱猜，这样会不会年纪轻轻就得风湿啊？

　　几经辗转，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来到了首都。大姐给我介绍的酒店在朝阳，那会儿是夏天，我还没租房子，就拖着大行李箱热得汗流浃背找酒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站在林立的高楼里那一幕，有那么几个瞬间会感到迷失。说真的，倒不是因为多么繁华，而是这里的人行色匆匆的样子，让我感到十分压抑。

　　大姐的侄女比我年纪大了快一轮，她叫魏婷。我很自来熟地喊她婷姐，魏婷见到我之后，说我资质确实好，个子高，身材好。叫我走两步试试，我学着刚来时看到的礼仪小姐的姿态，扭扭捏捏迈出去几步。魏婷说：“还不错。”但她的神情仍然是在考量。

　　我说：“稍等一下婷姐，我找个东西。”

　　我从我的大行李箱里翻出我在宜兴斥巨资买的一套紫砂壶，我跟魏婷说：“颠簸了一路，幸好没碎。我的一点小心意。”

　　见风使舵的本事罢了。要不是魏婷犹豫这么一下，这套壶能抵我一个月的工资。

　　见我出手大方，魏婷自然变得和蔼许多。于是，我的这份工作得来比想象中容易。

　　那是2007年，我17岁，在北京的高级酒店做礼仪小姐。

　　我租住在黄渠地铁站和褡裢坡之间的一个老小区，一楼，环境比较阴暗。但好歹不是地下室，我还挺乐意的。这里有很多和我一样来打工的人士。也有一些学生。但我看着打工一族更为亲切，我跟大学生并不属于一个世界。

　　工作刚开始那一阵，我很傻，赚了多少都一五一十告诉爸妈，后来我加薪了，我也有点舍不得赚多少就打多少给他们，就没再说，汇款数额照旧，这样一来，我就能攒下来不少。

　　攒钱大计进行得很安稳，平平静静的生活里，很快迎来了北京的冬天。

　　遇到王绪亭是在那一年年末，那会子是天气很冷的，我听同事们说今天有几个老板来酒店包了一层楼吃饭。我真切地感受到这几个老板的“大”是当我看到他们的车队违停在楼下。毫无纪律和规矩可言。然而没有人敢找他们的茬。于是那些车就那么横七竖八的停着。老板们西装笔挺地走了进来。

　　我本来和我的姐妹们同样好奇地探出脑袋去张望。直到亲自来迎客的魏婷吼了一声：“看什么看什么？赶紧站好了！”我们这才收回目光，站得整整齐齐，比机器人还机器人。

　　等这群人吵吵嚷嚷地开始往里面走，我站在门口微笑着，鞠躬迎宾，一抬头就看中这帮人里面带头的那个。我会多看他一眼是因为他也在看着我。这个男人长得很高大很魁梧，眼睛挺小，穿件深棕的大衣十分气派，那段时间我正好天天在看《天龙八部》，他长得有点像里面的乔峰。演员叫胡军。

　　但这个“胡军”看我那一眼让我心里发毛得厉害，他们往里面走，带进来一股冷风，也在不住地往我身上剐，真的不舒服。我只能勉力微笑着，冲他保持着不变的笑容。

　　这一天轮班结束后，我跟两个姐妹挤在仓库里吃着盒饭，魏婷突然过来急匆匆找到我，看我一眼：“哎呀曲小涵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你赶紧出来！”

　　我以为我犯什么事了，畏手畏脚跟在魏婷的后面。看她走得急切，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句：“婷姐，我要是犯了什么错误您能直说吗？您这样我有点害怕。”

　　魏婷没接茬，回头扯着我的手，把我拽在一个包间门口，捋一捋我的发，说道：“王总说要见你，你进去给人倒倒茶端端水，说点好听话，会不会？”

　　我有点懵，但没太多时间反应，就被她提进门里去了。

　　跟我的直觉对上，婷姐说的“王总”就是这个长得像胡军的男人。他的毛呢大衣被挂在旁边衣架上，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线衫，我进去时，他正掸着烟，看我过去，他友好地笑了下，冲我招手。

　　我走过去，王总往我手里塞了个打火机，然后他自己衔了一根新的烟，朝我抬一抬下巴。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是要我给他点烟。我没给客人干过这事儿，但也没有犹豫，只不过动作不太熟练，琢磨了一下这个打火机，好不容易找到机关，“啪”一下按下来，我露出如释重负的笑意，而王总却迟疑地看了我一眼。

　　我纳闷地回看他。怎么了？不是要点烟吗？

　　是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提醒我说：

　　“小丫头，出来混多久了？有你这么站着给老板点烟的吗？”

　　男人这话一出，众人都在笑。只有我愣在那，很奇怪。不站着，难不成要跪着吗？

　　王总也跟着笑了下，他倒是摆出很大度地姿态，没有为难我，回那个男人一句：“甭跟小姑娘计较。”

　　他这脸色火速的切换，让我一眼看出这个人有多么虚伪。

　　说着，他的烟头便凑了过来。与此同时，男人的手掌覆在我的胯骨，是在侧边，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一瞬间，我尖叫着后退，点燃的打火机就猝不及防地掉在他的手上。

　　王总被烫得嘴歪了下。那时的气氛有点诡异，我连道歉都没说出口，就仓惶地跑了。

　　那天回到家里我后悔地在想，我真是个不怕死的。第一次在北京失眠，贡献给这个王总。

　　家里的电视机是老式的大屁股熊猫，我打算看会儿电视缓解缓解焦虑心情，安慰自己这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形容，总之打开电视一瞬间，我看到胡军的脸，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色的。

　　第二天，王总为首的这帮人又来了。还是魏婷来召唤我。

　　他仍然穿着昨天那件深棕色的毛呢大衣，大概是探过我的性子，王总今天看起来更加大度和蔼，已经能从容面对我的小冒失，他没有再和我昨天的失礼计较。

　　他这回没再叫我给他点烟或者倒酒，只叫我在门口站着。我听着他们的闲谈，知道了他的名字叫王绪亭，也知道他是做房地产开发的。提到交易的数额，都是以亿做单位。

　　同时，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带着五花八门的戒指。看起来都挺刺眼的。

　　他们的饭局结束后，王绪亭让我跟他过去。他喝了点酒，我坐在他的车后座。他的手就开始不安分起来。其实昨天他第一次来找我，我就隐隐意识到，我逃不掉了。今天的我比昨天“听话”许多。

　　王绪亭没那么粗暴，他和善地问我的事。我也是个会花言巧语的，就和他说一说我的家庭和工作。半真半假，插科打诨，两人在车里看着聊得投机，哈哈大乐，实则各怀鬼胎。

　　他看起来三十五上下，其实挺年轻的，但为人处世的姿态都有点老派。

　　他说：“你真有点儿意思，长得挺乖。性格倒是伶俐。”

　　我说：“伶俐？怎么听着像骂人的？我读书少呢王总，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啊？”

　　他笑着不说话，凑过来要亲我脸。但我脸上有化妆品，王绪亭又皱一皱眉，没下嘴。

　　那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一个公寓，让我洗了把脸，我还是被他亲了。灯被关掉那一瞬间，我突然很想哭。因为我明白，这不是强.奸，但比强.奸更可怕。我会顺从，是因为我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压着。

　　第二天王绪亭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他的一枚戒指。对他来说，这大概是小小嘉奖。我那天早上的情绪是害怕的，一直在想着要不要离开，我大不了这两个月的工资不要了，房租的押金不要了，我回江阴得了。我还是哭了，害怕地缩在被子里哭。我已经很多年没哭了，我爸打我我都没哭，跟王绪亭这一夜，让我回想起来也哭得天崩地裂。

　　哭完了之后我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那天回到酒店，我还得继续上班，王绪亭果不其然又找来，他给我买了一部新手机，说那个别要了，寒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