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双城记》若水未央

27、人生几何

　　清晨，一艘船拢在雾里，飘在江面上。船夫悠闲地坐在船头抽烟，时不时地转动一下马达。
　　马达呼隆隆地声音震醒了邹玉城，她以为又有爆炸猛地睁开眼睛，恍惚中只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阿诚？”
　　“是我。”
　　明诚抱着邹玉城坐在船舱里，他低头吻了一下邹玉城的眼睛，“好些了么？”
　　“能看到一点了。”
　　“那就好。”
　　“明台呢？”
　　“护送生铁去第三战区了”
　　“黎叔和苏太太呢？”
　　“应该回到上海了。”
　　“明堂大哥和林参谋？”
　　明诚手臂一收，紧紧抱住邹玉城，说：“和藤田芳正同归于尽。”
　　“孤狼呢？”
　　“大哥解决了，做的就像意外。”
　　邹玉城只记得她在爆炸声中晕倒，其他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她问完了所有她能想到的问题。
　　“问完了？”
　　“完了”
　　“那换我了。”
　　“什么？”邹玉城起身看着明诚，“问我什么？”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这艘船将停靠乌石港口，那里会有人接你去武汉隐蔽区，我的护送任务就结束了。”
　　“你要离开？”
　　“是暂时离开。”明诚吻上她的唇，辗转反侧，好久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现在是青瓷在跟你对话，你有公开身份。你的突然离去需要我来善后，所以我需要对你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明诚说。
　　“这是眼镜蛇的命令？”邹玉城还是十分警惕。
　　“这是董先生的指示。”
　　邹玉城听到董先生的名字，便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问吧。”
　　“第一，你北川玉子的身份是怎么来的。”
　　邹玉城顿了顿，想想该从何说起，“民国二十一年，北川玉子的祖父和父母被日本兵的杀害。”
　　明诚吃惊地说：“可他们是日本人啊！”
　　“是啊，但抚顺沦陷，日本兵见人就杀。北川他们因为没有日本良民证而被当成中国人杀害。北川玉子逃过一劫，流落到收容难民的福音教堂。当时我在抚顺敏学女中读书，在教堂做义工的时候认识北川玉子。她跟我说她还有亲人在日本。我就帮她给日本大阪写信，寄出了我们的合照。”
　　“那后来呢？”
　　“北川玉子本来身体就不好，教堂里面饥一顿饱一顿，不久便重病缠身。当时我家里是旧式的封建家庭，我母亲早逝，父亲供不了我读书了，就想让我嫁人。那男人比我大十来岁，原配死了，我过去就是做填房的。”
　　“你嫁了？”
　　“怎么可能”邹玉城说：“我学字读书受开蒙，早在学校加入了左翼读书会，怎么会接受这种包办婚姻。在结婚前夜，我逃出了出来，本来想跑到教堂躲几天，再去火车站离开抚顺。可就在当晚...”
　　“北川玉子出事了”
　　“是的，她才十五岁，教堂每天死去的难民很多，玉子死了，连收尸的人都没有。”
　　邹玉城伸出手，有点发抖，“我记得那晚雪很大，我就抱着北川玉子的尸体，把她埋在教堂外面的一棵树下。我们相识一场，我送她一程，玉子也算入土为安了。”
　　明诚唏嘘不已，试问哪一个平民愿意陷入战争，像北川玉子这样的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踏脚石，也是战争的牺牲品。他说：“你觉得北川玉子的身份可以用，就一直跟日本大阪通信？”
　　“也不是。”邹玉城说：“后来我加入组织，我的入党介绍人听我说了北川玉子的情况，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地机会。那时日本与中国局势紧张，一战在所难免。组织就命令我顶替北川玉子的身份。希望有朝一日能用上。”
　　明诚了然，下闲棋烧冷灶，未雨绸缪这是地/下/党一贯的工作方式，“所以，你才说你的伪装身份最安全。”
　　邹玉城轻叹一声，“我加入组织之后一面与大阪继续保持通信，一面又在执行其他的任务。终于在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跟你相遇从巴黎回来后，去了日本大阪。民国二十七年，我接到董先生的命令。他要我先于眼镜蛇回国，等待他启用，而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女子最好的时光邹玉城都在流离，明诚握住邹玉城的手，柔声说：“你一个在大阪很苦吧。”
　　邹玉城笑着摇头，“哪有，北川是武士家庭，我那儿还学了剑术呢。”
　　明诚将头埋进她的手里，默不作声，邹玉城越是轻描淡写，明诚就越是心疼。他知道在这乱世，邹玉城一个女人能活下来就已经不易，偏偏她还不得不在刀口跳舞，在枪下饮血。
　　邹玉城也抱住明诚的头，小船轻轻摇晃，时间紧迫，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静静相拥，生怕打搅了这片刻的安宁。
　　十几分钟后，船靠岸了。明诚和邹玉城站在乌石码头上，这是长江边上一个普通的小镇码头，渔民卸货农妇叫卖，热气腾腾的人间景象，祥和得就好像战争不曾发生。
　　“好了，水手同志，我要走了。”明诚故意打趣道。
　　邹玉城看不清明诚的表情，心中离别的伤感也没这么浓烈了。她笑着挥手，“青瓷同志，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明诚本要笑，哪知却掉下一滴泪水，他拥着邹玉城亲吻她的额头，咽下汹涌而出的泪水，说：“玉城，我爱你。”
　　邹玉城浑身一震，“阿诚？”她喊了一声。
　　可是没有人回答，那个英挺的背影融进人流再也看不见。
　　邹玉城呆愣愣地站在原地，仍船上的同志怎么喊她，她都没有反应，她仿佛什么都听不进去，只听到有风从江上吹来。

　　湖北省武汉市梧桐镇石头街1107号。
　　经过多年，白云书斋作为武汉地/下/党的隐蔽区还坚/挺着。
　　邹玉城由一名女同志扶着走进去，邹玉城笑着说：“朱大姐，我眼睛好多了，又不是瞎子”
　　朱大姐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个子不高，白皙丰腴，一笑起来和气的很，是白云书斋的主人林先生的妻子。两人在战火中撑起这个联络点，一干就是十年。
　　“上级指示了，你眼睛有伤，要我们好好照顾你。我可不敢怠慢”
　　邹玉城哈哈笑起来，“那我岂不是又可以做大小姐了。”
　　林先生从高高的书架后面走出来，顶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对朱大姐说：“你快别跟小邹瞎扯了 。不是有东西要给她看嘛？”
　　“东西？什么东西？”邹玉城疑惑地问。
　　朱大姐神秘兮兮地牵着她来到书斋的仓库里，推开一扇门，是个密室。
　　朱大姐让邹玉城在椅子上坐好，笑嘻嘻地拉开墙边的柜子，端出一张足有她半人高的画。
　　“你看！就是这个！”朱大姐哈哈笑了。
　　邹玉城眼睛模糊，但是还能看清楚，那画分明就是1934年在巴黎街边公园明诚给她画的那一幅。落款上还写着，“民国二十三年遇小红帽于巴黎。阿诚。”
　　邹玉城脑子一片空白，双眼被热泪浸着，十分刺痛。她擦了一把眼睛，慢慢接过画。朱大姐说：“早就寄给你了，你不在，我就帮你收着。还有呢！”
　　朱大姐转身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铁盒子说：“小伙子也真执着，足足写了一年”
　　邹玉城打开盒子，里面满满当当有十来封信都是明诚写给她的。
　　“你看吧，我厨房还坐着水，待会给你换药。你别掉眼泪，眼睛受不了的。”
　　邹玉城端坐在桌前，将信全部摊在桌子上，也不知道哪个是第一封，哪个是最后一封。
　　邹玉城细细抚摸着每一封信，每一封都像是明诚坐在面前跟她低语。
　　她拆开其中一封，信举在眼睛前面，才能勉强看得清。
　　“邹小姐：
　　画已经寄出来了，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我重新上了一遍颜色，会鲜亮一些，不知道你喜欢吗？
　　阿诚。”
　　邹玉城又拆开一封，上面写道：
　　“邹小姐：
　　给你写了好几封信，你都没有回。是我太唐突，还是你有什么为难之处？盼你回信。
　　阿诚。”
　　到了后面，明诚的信中已经不再有询问，而更多地是一种倾诉。
　　“...大哥和明台吵架了，明台抬脚就去了英国，说不念文学了要念法律。
　　两个人都是幼稚鬼，我还得两边都劝着，着实头痛。今天巴黎大雨，武汉是否也是阴冷，注意添衣。”
　　“...说件不好意思的事，我今天接到了一份情书，巴黎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给我的。
　　她一定不会知道，我一直在与你通信。其实，我还挺喜欢她的。对了，她和你有点像。今天巴黎大雪，武汉应该不会下雪吧。”
　　“...我真是个保姆。明台生病了，大哥也生病了，为什么就我没有生病。我也想生病，就不用伺候他们两个了，三个人都躺在床上，看谁躺的过谁。不能再写了，我得去煮饭了。
　　你要注意身体，不要生病了，我怕没人照顾你。”
　　明诚的信都是日常琐碎，多半轻松，偶尔发发恼骚，并无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但读下来邹玉城的泪水还是又渐渐涌进眼框中，她忍住刺痛看到最后一封信，只见上面写道：
　　“邹小姐：
　　这恐怕是最后一封了，我就要去莫斯科读书了。大哥留在巴黎，明台去了伦敦，我要去莫斯科。而你，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这一年来，我给你给你写了很多封信，你都没有回。其实我还挺希望你不要回的，因为没有回应，就没有拒绝，我还可以想象我们的未来。
　　可是有一想，我们还有未来吗？我们还会相遇吗？
　　若我们没办法见面了。
　　玉城，我真心希望你能一生平顺，没有忧愁。”
　　浑身发抖，邹玉城再也忍不住了，她伏在桌上放声大哭起来。
　　本来这些年，这些事，她经历过的从未后悔。
　　哪怕是她那封建的父亲病逝，她没能回去见最后一面，邹玉城虽觉得遗憾但也不后悔。
　　因为她知道，国家存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求整个民族的生。
　　可就在这时，她看到明诚的信，看到这些绵绵絮语穿越时间而来，她是真觉得后悔了。
　　她后悔为什么要在巴黎不告而别。
　　她后悔为什么不早点跟明诚表明身份。
　　就算是最后离别，在乌石港口，面对明诚的告白，她也没来得及说一句：“我也爱你。”
　　邹玉城从未像这一刻痛恨战争，从未像这一刻痛恨侵略。
　　房子倒了可以重建，金钱没有了可以再赚，人受伤了可以养好，可是时间没了怎么找回来。
　　她和明诚的六年谁来赔？
　　她和明诚的青春谁来赔？
　　四万万中国人，有多少像她和明诚一样被战争消磨了宝贵的年华。
　　而今两人又不得不分别，再相见时，又是什么时候？
　　人这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六年。

　　今天还有一更，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