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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看过了，弱弱的说，大人给个地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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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不是故意的……可是JJ不让俺贴网址……
而且，镝非大人说东王米有谋逆也许是俺记错了。但很多翼王坪的文章的确给俺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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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非的确是倾向于东王没有逆谋的，这您没有记错，翼王坪主张没有逆谋的文章也的确有好几篇，但是，甲事实存在，乙事实也存在，甲和乙之间可以建立起逻辑关系，并不等于甲和乙之间就真的存在逻辑关系，比如史式先生也是主张不存在逼封和密议的，但他却认为密议应该是先于逼封被否定的。以下是我整理的翼王坪中反对“诛杨密议”说的主要考证文章的基本论据和对逼封万岁问题的态度，应该没有一篇是把“逼封万岁不存在”作为“密议不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有的作者是认同逼封万岁说的，有的提都没提这事的真伪），这些考证都是将时人的多种记载和公认事实相互参证后得出结论的），另外还有一些主张‘诛杨密议”不存在的文章，因为没有专门论述，就不多说了。
李荣：教材答疑 :“天京事变”中的石达开
依据：1《石达开自述》的记载 2 天京事变后天国军民对石达开的普通看法 3 《李秀成自述》消息来源的不可信
对逼封万岁的看法：未直接涉及
苏双碧：石达开和天京事变
依据：1 石达开和杨秀清在私人和公务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杨秀清对石达开信任有加，石达开对杨秀清尊若“神明”2 《石达开自述》 3 石达开没有带兵回天京 4 《金陵省难纪略》的记载 5 《太平天国野史》对杨辅清的记载 6 《李秀成自述》与上述记载的矛盾 7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上下一致的态度
对逼封万岁的看法：存在
苏双碧：石达开参与诛杨密议质疑历史研究
依据：1 石达开和韦昌辉在整个1856年直到天京事变之前都没有会面时间 2 其他同上
对逼封万岁的看法：存在
施伟国 :论石达开并未参与“诛杨密议”
依据：1 密议说的唯一依据只有《李秀成自述》 2 杨秀清很可能没有逼封万岁，《李秀成自述》的记载的前提有疑问 3《李秀成自述》的记载在时间上有硬伤 4 杨辅请等三人在太平天国天国前期无足轻重，且杨辅清和石达开的关系极好，《李秀成自述》记载的“杀兄弟三人”不合情理 5 《太平天国野史》有关杨辅清的记载 6 在天京事变中出于准中立立场的清方的记载是“安庆省伪右四检点张(潮爵)奉伪天王令将杨国宗杀了，并杨姓三人皆杀之” 7 洪秀全有转移嫁祸的动机，而《李秀成自述》有明显的受洪秀全主导的舆论影响的倾向（注意：以上7点论据中除了第1点是前提之外，其他6点相互是并列关系，彼此不存在前提或因果关系）
对逼封万岁的看法：不存在
翟国璋：天京事变中的石达开
依据：1《历史档案》杂志公布的二十一件涉及天京事变中石达开角色的清政府档案所包含的多种关于天京事变的说法中，没有任何一种包含了石达开参与密谋的任何迹象，相反，一再显示石达开公开反对杀杨秀清 2 所有不同说法在“洪韦合谋杀杨”的问题上众口一词，而《李秀成自述》却矢口否认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中的任何责任
对逼封万岁的看法：未直接涉及
张光荣：天京事变日期考
依据：1 根据德行阿俘虏的天京事变前跟随北王返回天京的士兵的供词和三份外国人的通讯，北王和燕王回京是东王所知道的，因为东王不准两部进城，才有他们驻扎城下并袭杀东王的机会。2 《李秀成自述》《《金坛见闻记》、《怡良奏稿》、《金坛围城纪事诗》相佐证，可以断定东王被杀的时间不是东升节的日期，而是比现在东升节的日期晚了两天。3 根据1，2，诛杨计划只能是在韦秦二人回到天京城下并被拒于城外之后才开始酝酿，并由城中的洪秀全和城外的韦、秦取得联系，在四天之内秘密达成的协议。 4 东升节的日期是洪秀全设的骗局，他把东王被杀的时间提前到了韦昌辉等人回到天京的当夜，显然是为了掩饰这四天中发生的密谋，而李秀成在自述中对尽人皆知的东升节日期含混其词，说明他知道洪秀全篡改东王被杀日期的行为，但又有不想揭穿。
对东王逼封的看法：未直接涉及
史式：逼封万岁说考谬
论据：1 密议说只有《李秀成自述》独家记载 2 李秀成在天京事变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参与，其记载只能是道听图说 3 《李秀成自述》记载中提到的密议时间石达开和韦昌辉根本没有碰面机会 4 多种记载指出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中的立场是反对诛杨、同样杨秀清的（包括那些认为“逼封万岁确有其事”的记载）
对东王逼封的看法：不存在
吴廷嘉：石达开在天京内讧中的功过浅析
依据：说石达开参预谋杀东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的一条孤证。而李的看法，又说不出具体根据，只是一种事后揣测。 2 李秀成自述是以石达开对杨秀清的私人怨恨为前提的，而《贼情汇纂》、外国人的通讯都指出石达开和杨秀清私人关系很好，因此《李秀成自述》所说的前提不存在。3 《石达开自述》的立场是反对诛杨的 4 石达开只带了少数随员回京，不可能参与诛杨
对东王逼封的看法：存在
镝非：石达开参与了诛杨密议吗?
依据：1 唯一记载了自述一事的《李秀成自述》关于密议时间的记载站不住脚 2 石达开和韦昌辉如有密议，应该随时关注天京局势，随时准备撤军，及时赶回天京，但石达开在整个天京事变中的表现都非常仓促，无论是武昌的撤军，还是斥责韦昌辉，都显然是缺乏深思熟虑的仓促之举，只能说明他事先没想过要中途撤军，也没想过要去制止韦昌辉滥杀 3 《李秀成自述》的记载以“韦昌辉和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为前提，而石达开在早期和韦、秦并无密切接触，后来与东王的关系却甚好。 4 按照《李秀成自述》的逻辑，如果逼封说不成立，则密议说也不成立，而在所有认同逼封说的记载中，除了《李秀成自述》之外也无一认为有密议存在。密议说《李秀成自述》之外的全部史料记载矛盾 5 李秀成本身不是天京事变的亲历者，作为当时的秦日纲的部下，他的消息来源很可能是秦日纲，而秦日纲有散布谣言的动机
对东王逼封的看法：有怀疑无定论
镝非：有无“诛杨密议”和“天王密诏” 讨论
依据：1 涉及天京事变中石达开的作为的全部史料，无论其他方面可信度如何，也无论在其他问题上持何看法，除《李秀成自述》外，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认为石达开有主张诛杨的动机或可能，没有一方认为石达开可能参与了策划杀死杨秀清 2 忠王不是天京事变的亲历者，他的消息来源也不太可能来源于一般传闻，因为如果是民间或军队内部的传闻，不至于各方面不同渠道获取的传闻和各种说法不一的清方探报无一提及此说,独独被忠王一个人听到了。所以忠王的说法应该是来自内部消息，不是洪秀全就是秦日纲，他们都有造谣的动机，其中洪秀全在石达开和很多老战士都远走之后造谣的可能性更大。3 石达开回京时不带兵，证明他既不是一个违约者，也没有故意拖延诏旨，否则不可能不存防人之心。4 如果石达开事先知情，不想置身事外，应该早有准备，不会仓促撤军，如果存心置身事外，则在天京事态明朗化前都应专心战斗，打好武昌这一仗。9月5日撤退，既使之前的战斗前功尽弃，又让自己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既没能尊重密议、对诛杨有所贡献，也没能完全撇清自己，不合情理。

还是对说“镝非对诛杨密议的否定以东王没有逼封为前提”的反证，转载三段镝非的评论，只想澄清一点，镝非对诛杨密议的考证一直是立足于史料，而不是以史料以外的任何“推论”为前提。
（一）时人有关“天京事变”中的相关记载（附镝非的点评）
1 太平天国方面
一《天父圣旨》中杨秀清最后一次“下凡”（官方）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诏日：秦日纲帮妖，陈承熔帮妖，
(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
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
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
天父回天．’
二《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洪秀全)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
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三杨辅清供词(出自李鹤年奏附，杨辅清在名义上系杨秀清之弟)

"贼中内乱，韦昌辉杀毙杨秀清。石达开由湖北赶回金陵排解，洪秀全不听，并杀韦昌辉……"
四韦昌辉家谱(族人降清后编纂）
“不意咸丰六年十月间，洪斗（陡）起毒心，谋害为首者……”
五石达开自述 (非亲笔，系清吏记录)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死。

六李秀成自述 (亲笔，此段据考为原文)

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议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

2 外国亲历者

一《镇江与南京》

我们听说第二位曾命令第五位的队伍【即北王韦昌辉的军队】从驻地调往别处。在丹阳的第七位【燕王秦日纲】被调往安徽。他在途中遇见第五位。第五位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说：受第二位之命去安徽。第五位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第七位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第五位才告诉第七位，他得到第一位【即天王】的命令，要杀掉第二位。正在这时，第二位已经命令第一位的部队部出城去作战，但他们并没有去。他又召唤他的朋友第六位【即翼王石达开】的部队进京，然而在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队伍入城以前他们来不及赶到，而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

二稗治文通讯

当东王的奸谋由他的一名部将向洪秀全告密时，天王随即颁发诏谕，宣召北王和翼王迅即回朝，其时北王、翼王都在安徽。大概由于某种原由，翼王石达开并未接到诏令，或者已接到而不能或不愿遵行，也末可知。何况他的一些亲戚、朋友(真的东王本人正是他的好友)都已在这次事件中被杀。据当时传闻，他为此愤懑不平，已投奔到清军一边去了。然而这并不是他要走的道路。。。

三麦高文通讯

洪秀全于昏馈懵懂之中顿时醒悟，立刻诏令当时出征安徽的北王韦昌辉以及奔赴丹阳的顶天侯及其他首领回京勒王。北王和顶天侯二人应召返京。

3 清军上下根据坐探探报及推测

1 怡良奏复探闻金陵内乱情形片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奴才查各路探报，有云伪北王韦昌辉由丹阳败回金陵，杨逆闭门不纳迎，逆首洪秀全开门放进，因此起衅．互相戕杀。又省云八月十五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伪翼土石达开闻信赶回，与韦逆又起争端。石逆逃赴上江，纠集党与欲图报复‘，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

2谕官文等乘金陵内乱速克武昌汉阳二城事
咸丰六年十月十二日

杨逆被洪、韦二逆所杀。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洪逆悬赏购石逆首级，是石逆之不返金陵已可概见。此等传言，湖北当有所闻，

3 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
咸丰六年十一月七日

自韦昌辉征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并诛其家族党与，于是石达开自I湖北洪山归去，黄玉昆自江西由临江归去，并赴金陵，谋为杨秀清伸冤复仇。。。。

4 福济等奏金陵内江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
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

缘自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石达开为之报复，突入金陵，将韦逆杀毙，
遂为贼小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

5 贼情汇纂--关于石达开和杨秀清

石达开对杨秀清：“敬若神明”
杨秀清对石达开：“喜其诚意，故屡委以军事”

四清文人所撰笔记野史

1 凌善清在《太平天国野史》

。。。达开自湖北闻天京乱，亟归，遇昌辉于朝营，责之日，东杨
跋扈，不得巳，诛之可也，……

。。。“辅清曰： ‘怨言日深，难将作矣，遂自请于秀清，如湖北达开军，为师帅，达开器之。。。昌辉杀秀清，求辅清，达开不与。

2 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

(昌辉曰)‘我为渠(天王)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乃悉杀之，自是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洪贼愈畏其逼而亦无如何也，又急使人召翼贼

3 郁知子《金陵续记》

“韦洪既杀杨逆，又调石逆回城，几亦被杀。。。

4 李滨《中兴别记》

“庚寅，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记，以计刺杀伪东王杨秀清，焚伪东府，尽诛其戚属部党。初，秀清闻昌辉自庐州驰还，固不疑其图己，贡以擅贝，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伪天府，洪逆亦诡责之。。。。。。

5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
“洪逆乃密下伪谓召北贼、翼贼回兵共诛东贼。北贼在皖得书，星夜疾驰，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

结论：以上基本上就是直接或间接涉及天京事变中石达开的作为的全部已刊史料，无论其他方面可信度如何，也无论在其他问题上持何看法，除《李秀成自述》外，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认为石达开有主张诛杨的动机或可能，没有一方认为石达开可能参与了策划杀死杨秀清。而李秀成在天京事变时只是地官副丞相，与东北翼诸王差了六级(王燕豫国宗侯正丞相副丞相)，而且从首破江南大营后就一直在前线而不在京中，因此不仅绝不可能与闻“诛杨”这样的天机，而且也不是天京事变的亲历亲闻者。他所听到的“诛杨密议”只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秦日纲(李秀成是秦日纲部下，而秦日纲在事变中一度以“反顾偏心罪”的名义追杀翼王，自然可能在部队中散布对翼王不利的谣言----事实上秦日纲队伍中目击了天京事变经过的外国人也提到了这样的谣言)，二是洪秀全(石达开远征之后，所有天京事变当事人均或死或走，自然一切任由他说了。他为了推卸责任既然可以制造出“逼封万岁”“无诏擅杀”等政治谣言，当然也可能散布“诛杨密议”的传闻)。总之，李秀成不是天京事变的亲历者，更加不可能是“诛杨密议”的亲闻者，因此他的记载只能视为诸多传闻的一种，而不能认为其史料价值高于其他史料。正如林华国先生所言，“第一手史料”中往往也掺杂着“第二手史料”甚至“无根史料”，《李秀成自述》中关于“诛杨密议”的记载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与其它所有记载均冲突的孤证，理应不予采信。
（二）《李秀成自述》有关天京事变记载部分的资格性鉴定，即李秀成作为证人的证词可信度。
著名林华国先生曾经指出，使用史料前必须审查史料的可靠性，即对史料进行“资格性审查”，他主张将史料分为一手史料、派生史料和无根史料三类，指出司法审判中以原始证据为依据，尽量少使用派生证据，更不允许把无确切来源的道听途说之词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做法应为史事考证工作所借鉴。
林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原始史料，派生史料与无根史料的定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此文提到的林则徐奏折中对英兵的描述，对研究英军的情况老说，是毫无价值的无根史料，但对于研究林则徐的思想来说，则是很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因为它是林则徐当时对英军的看法的直接反映。又如义和团运动时期关于义和团情况的记载中，有大量荒诞无稽的谣传。如《庚子纪事》中写道：“哄传团民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皆系讹传附会之言，实无其事。又哄传无论相离千里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又哄传有沙锅会，煮一锅之饭数十人食之不尽。又哄传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又哄传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未悉果确否。”此处所述内容都是当时作者在北京听到的社会上流行的谣传。对于研究义和团的真实情况来说，这些都是毫无可靠性的无根史料。但是，对于研究当时社会思想动态来说，却是宝贵的原始史料，因为它从一个侧面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
根据上述精神，将《李秀成自述》简单划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并不恰当，也不利于准确衡量其史料价值，对其记载有必要做进一步区分：记载那些李秀成亲身参与过的历史的部分，是一手史料，记载那些李秀成虽未直接参与，但有可信消息来源的历史的部分，是派生史料，其他则是道停途说的无根史料。
首先看《李秀成自述》对前期诸王关系的记载。在太平天国前期，李秀成只是一个在外作战的中高级别将领，丙辰六年以前，他甚至没有机会走进太平天国任何一座王府一次，俗话说北京城一个老百姓知道的国家大事也比外地的市长多，□□一个门卫知道的也比外地一个省长多，虽是夸张，但也说明了身处中枢之地对中枢运作的了解程度远非常居外地者可比（本身拥有庞大情报系统者除外）。因此，身为一名长年在外作战安民，一向无从过问，甚至无从接触高层决策的带兵官，李秀成在当时不可能对天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了解－－恐怕他也不会有多少兴趣去了解。而在前期诸王及主要相关人员死的死走的走之后，他则更加没有机会了解那一段历史。他对前期诸王情况的叙述，只能是来自道听途说，而且只能是在他进入天国高层之后，也就是石达开远征之后接触到的，洪秀全完全掌握的舆论下的“听说”。
比较有力的证据是，《李秀成自述》记错了石达开的家乡，石达开原籍贵县，而《自述》中误记为桂平，可以肯定这绝非笔误，因为它和《自述》中所谓“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大齐一心”之说正是基于把石达开误当成韦昌辉同乡的错误之上。
从记载太平天国早期事最翔实的《天兄圣旨》来看，韦昌辉自入会至起义一直是萧朝贵的亲信，他是由萧朝贵亲点进入核心领导集团，因而成为“起首共事之人”的。与之相反，石达开则是萧朝贵十分忌惮，一直明里暗里排斥打击的对象。两相对照，实在难以想像心胸狭窄的萧朝贵竟会把一个连普通士兵都知道跟石达开“大齐一心”的人当成自己的心腹、左右手，同样也很难想像连萧朝贵的“天兄下凡”都敢当面顶撞的石达开会去和一味逢迎阿谀萧朝贵的韦昌辉“大齐一心”，以及韦昌辉明知道萧朝贵把石达开视为忌惮、排挤对象还敢弄得人人都知道自己和石达开是“大齐一心”。这足以说明，李秀成对太平天国前期高层领导人的内部关系－－至少对石达开、韦昌辉的关系知之甚微，缺少发言权。
相比之下，那些记载了诸王关系的地主文人及清军间谍虽然可能有夸大矛盾、刻意丑化太平军领袖的倾向，但是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天京，有些就在天京担任职务，再加上着意访察、小心刺探，理应比李秀成了解更多的事实。至于《韦昌辉家谱》《杨辅清自述》，则可以视为第一手史料，因为记载者本身都是诸王关系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理应比“外人”更知个中冷暖。
再说天京事变，关于此事，李秀成同样无从亲历亲闻，整个事变期间他都在外地作战，而与天京事变直接相关的人物中，他在事后有机会接触并由之了解情况的只有秦日纲和洪秀全，因此，《李秀成自述》对天京事变的记载同样不能算一手史料，只能作为派生史料。
关于天京事变中石达开的角色这个问题，大致上说，洪秀全和石达开的证词可以算第一手史料，《李秀成自述》《杨辅清自述》《韦昌辉家谱》《石镇吉自述》、几篇外国通讯、清军间谍的报告都可以算是派生史料。而当问题涉及到石达开对杨秀清亲族和韦昌辉亲族时，《杨辅清自述》《韦昌辉家谱》还可以作为第一手史料使用。因此如果硬要对同为派生史料的上述几份记载做资格性鉴定的化，《杨辅清自述》《韦昌辉家谱》的“资格性”犹在《李秀成自述》之上。（至于立场性问题下面再说）
综上所述，《李秀成自述》对诸王关系及天京事变的相关记载都不能视为“第一手史料”，非第一手史料在使用中本来就应该极其慎重，何况某些说法还之是无根史料，甚至还是孤证！
（三）《李秀成自述》有关天京事变记载部分的公正性鉴定，即李秀成证词的立场性分析。
如前所述史料可信度鉴定的第一步是“资格性鉴定”，即来源的可靠性，因为一个本身都不知道真相的人即使想记载真相也不可能做到。但是倒过来说，史料的来源可靠，当事人的确知情，并不代表他说的一定是真话，所以紧跟在“资格性鉴定”之后的便是内容的“真实性将鉴定”，主要是叙述者立场性的鉴定。如对于敌方和攻击和己方的溢美不能不加分辨地一律采信，而敌方的赞美和自述错失的记载以及中立方的记载则可信度相对较高，而还有很多记载的失实是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动机，如曾国藩篡改《李秀成自述》是为了掩饰湘军久攻不下的无能和污蔑洪秀全，李秀成在自述中竭力强调大多数参与者在起义前并不知情是为了劝曾国藩不于要对两广人赶尽杀绝，而洪仁玕捏造关于洪秀全的事迹和作品则是为了替太平天国及洪氏本身做宣传等等。
关于诸王关系及天京事变记载的方向性，可以做以下简单分析
太平天国官方：有限掩饰矛盾，前期对东王、西王、天王有偏向（依次递减，前后矛盾者以前者优先），后期对天王、东王、西王有偏向（依次递减，前后矛盾者以前者优先）
后期天京官方控制下的舆论：有开脱天王，污蔑东王、北王、翼王的立场
清方（包括私人著述）：有限夸大矛盾，有限丑化，没有对特定对象的倾向。
外国通讯：基本客观，没有对特定对象的倾向。
石达开：有自我开脱的立场（是否实际存在另当别论，作为可能立场必须列入），有有限袒护洪秀全的立场（石达开在《五言告示》修改稿中删调了部分对洪秀全不利的内容），没有袒护韦昌辉的立场，对杨秀清的可能立场视与杨的关系而定，即如果东翼交好，那么石达开有偏袒杨秀清的可能，如果东翼交恶或关系一般，则石达开没有偏袒杨秀清的可能。
韦氏亲族：有自我开脱的立场，没有袒护洪，杨，石任何一方的立场
杨辅清：有替杨秀清开脱的立场，没有袒护洪，韦的立场，对石达开的可能立场视石、杨的关系而定，即如果东翼交好，杨辅清有偏袒石达开的可能，如果东翼关系一般，
李秀成：有有限袒护洪秀全的立场（《自述》中对洪秀全的指责基本都和洪李分歧有关，在不涉及李秀成与洪秀全两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的前提下，《自述》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是偏袒洪秀全的），同时有偏袒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的可能和污蔑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的可能（因为李秀成可能从其口中了解到真相的天京事变当事人只有洪秀全，秦日纲，有可能受洪秀全控制下的后期舆论暗示，因此他接受的原始信息中已经包含了洪、韦的立场。李秀成跟杨辅清、韦俊的关系并不亲密，而且杨辅清、韦俊都是前期地位崇高的国宗，即使后期李秀成的地位提升，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不平衡恐怕远大于亲近感，因此他们对李秀成推心置腹的可能性极低。即使考虑进他们的影响，李秀成所接受的信息的立场性也仍是以洪、韦的立场为主，最多附加了杨辅清的立场）
综上所述，《李秀成自述》作为派生史料，“知情”程度远不及一手史料，在同为派生史料的记载中也只居于中游，而在立场性方面，是由洪、韦、杨三方的立场混合而成的，其中偏袒洪秀全的可能最大，其次是偏袒韦昌辉、秦日纲的立场，再次（可能性极小）是偏袒杨秀清的立场，以及继承了由东、翼关系决定的杨辅清对石达开的立场倾向性。作者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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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镝非大人说东王米有谋逆也许是俺记错了。但很多翼王坪的文章的确给俺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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