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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英宗朱祁镇与法王路易十六均有不同程度的叛国行为，但其命运天差地远。明英宗统治失策给当时的大明造成巨大损失，几乎酿成丧国危机，被俘后，他在威胁下与帝国蒙古勾结讹诈大明边疆重镇，这是明显的叛国行为。他归国后，虽被囚禁于南宫但表面上依然尊为太上皇，不但没有受到叛国罪的重裁且仍有巨大的号召力。后来趁景帝病重之机成功夺权。路易十六统治相对温和，主观上他期望温和地改良□□，他的改革实质上促进了法国的经济持续繁荣。但雅各宾派审判时发现了他勾结国外政权的文件，他被断头而死。从表面上来看，两位君王都曾犯下叛国罪行，但其命运有如云泥，这其实是由我国和法国当时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造成的。
关键字：朱祁镇路易十六叛国
一、背景比较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代第一位可以贴上昏庸标签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明代第一位以童昏即位的少年天子，他幸运的继承了铁桶江山——仁宗虽亡，张后监政，内阁有三杨总揽，几乎难有疏漏。其即位诏书共计38条，军政、明政、财政、田赋、徭役、黜免、抚恤、屯田、土贡、匠作各个方面无所不包，内容广泛而周到。不幸的是，明英宗年少天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识稼樯艰辛，仰慕先祖赫赫战功。六师轻出，土木一役，以十倍于敌之军落败，五十万大军烟消云散，朝堂百官死伤殆半；天子北狩蒙羞，居然为敌开道叩关，行叛国之实。尔后因为明政权另立新君，天子俘虏的急速贬值，蒙古政权内部斗争激化，英宗被归还明政府。为避免激化内部矛盾，英宗明里被尊为太上皇，实则囚禁于南宫长达五年之久，1457年在景帝病重时，由奸臣石亨、徐有贞等人及太监曹吉祥谋立复位，重登大宝。
相比之下，法王路易十六则不幸的多。波旁王朝对法国统治始于亨利四世（1553——1610），他颁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平息了多年的宗教战争。1610年亨利四世死于刺杀，此后经过他的儿子（路易十三）、孙（路易十四）相继统治，力行重商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政治上专制大大加强。路易十五在位时，资产阶级的势力已经发展到可与封建贵族分庭抗礼的程度。路易十六即位后，各种积压的社会矛盾借财政会议之机集中爆发。在财政会议召开后，因贵族阶级拒绝放弃享有利益，第三等级独立组成议会，路易十六以军队威胁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后来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怖主义泛滥。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看来，路易十六比专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和骄奢淫逸的路易十五要更值同情。从他在位时期的各项政策看，他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自上而下温和的改良专制体制，但因遭受阻力而失败。相比于明英宗以叛国者身份重新成为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以存在争议的叛国罪名被当时雅各宾派审判断头而死，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二、行为、心理比较
从个性和性格上来看，明英宗和路易十六都属于比较软弱的人。英宗亲政伊始就出现宦官专权的流弊。除王振外、对于其他宦官，正统皇帝也都宠任有加。从个性上分析，他属于多血质和胆汁质的混合性，因此比较好大喜功，希望表现自己，因此在动兵的大事上不加细考，三天之内聚集五十万乌合之众，对于细节问题如粮草供应、行军路线等均任凭王振等人安排，虽然文武百官跟随大军北上，但实际上指挥权却在完全不懂军事的英宗和王振手中，开始的混乱为后来的落败埋下伏笔。从经历来看，他早年比较软弱，因太监进言即决定亲征，大军出发后一力北上，前锋受挫之后则心怀畏惧，行军路线摇摆不定，为蒙古骑兵突进争取充裕时间。后来选择退守土木堡全凭皇帝和太监的一意孤行，虽有兵部尚书随行，却被罚跪草间长达一天，根本无任何表决权。土木堡无水无粮，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尚且要考虑夜惊问题，何况这样一批匆忙上路的乌合之众。从他行为可以看出，英宗是比较感性的人，较少理性思考和分析，他不信任自己接触不到的人，轻信他直接接触的人，离他越近，感情越深；离他越远，他就越没有慈悲心。从他的经历来看，年轻时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这种性格直接导致荒唐政策的出台；经历过失败和背叛后复位，他又逆转为一个多疑症患者，谁都不信任，他对弟弟疑惧，向弟弟的朝臣举起屠刀。石亨、徐有贞等虽夺门有功，最终被他利用，成为他屠杀兄弟和有功大臣的替罪羊。从他的行为看，他对臣子的抉择，是封赏还是惩罚，不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而是出自个人私利。
对比而言，明英宗在历史上的形象被长期美化，而路易十六的形象则丑化较多。学者要么认为他平庸无奇、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要么认为他是一个破坏民族和革命的阴险分子，欧洲大部分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窝囊废，□□史学家阿贝尔认为他很有点小聪明，不屈不挠的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不惜背叛民族利益。其实，按照时间分析，这都是他不同时期的一个侧面。他在统治早期曾说过：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贪婪的人摆布。这一时期的他的确关心穷人命运，并且致力于改革。他曾预见大多数制度已临近毁灭，因此，他从立法机构中除去几个最坏的制度，一旦受到阻力，他又予以恢复。从此可以看出，他软弱且缺乏坚定意志，与明英宗有类似之处，他不善于理性分析，国王蹂躏的只是他们看不见的人。在他的政府改革受阻各地发生骚动之后，他秘密向各国君主请求干涉，本人于1791年6月出逃，即瓦雷恩事件。该事件引发严重后果，法国人开始认为国王有叛国意图和行为。与明英宗一样，路易十六在革新的意愿破灭之后开始转向反面，国王从善意对待穷人转向崇尚武力威胁的手段。在国民革命热情高涨之际，国王坚持己见，与国民对抗并冲突。尽管罗兰郑重警告过他，让他收回否决权，他的态度很可能使法国人相信国王串通流亡者和敌人，从而引起可怕的突发时间。但是国王并未接受，1792年他用否决权拒绝批准法令和召回吉伦特派大臣。
三、结论
对比明英宗和路易十六各自的背景可以看出，他们均生活在国家欣欣向荣的时代，但却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明英宗是明代第六位皇帝，经过□□、惠帝、成祖、仁宗和宣宗的努力，社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北方军事由成祖时的进攻转入防守和互市状态。从英宗五十万大军三日集结的举措虽然极度荒唐，但可以看出当时国家财富的充裕。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除了经济不断发展之外，技术革新不断出现，科学特别是哲学和社会科学传播迅速，社会思想活跃，出现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大师。隐藏在繁荣的表面下，潜伏着社会的深刻危机。明代社会的兼并和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政治生活的腐败，法国在18世纪繁荣后的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都构成了威胁的内在动因。
中法两国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国家特殊性决定了两国对于各自君主叛国行为的不同反应。对于明英宗的叛国行为，从中国民众方面来看，表现为百姓对此的失语和默然。普通百姓在原则性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惰性，主要表现在民众对国家概念和国家安全及叛国行为的极度不敏感。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特殊环境造成的。中国历代国土面积庞大，永乐至宣德年间国土面积有850万平方公里。我国目前从最北端到最南端约5500公里，东西宽约5000公里，此外各地区地形复杂，民风更是多种多样，以战争形式吞并非常困难。以冷兵器时代骑兵行军速度而言，即使不计算数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和各地变化多样的地形地貌，按照宋代马的极限速度毫无阻力从最北到最南也需275天。从历代统一战争速度看，统一全国一般至少要十年左右。地区间的差异巨大造成了各地区地方政权各自为政甚至隔岸观火，以邻为壑的习惯。所以，在土木事件时，对于没有遭受战争侵害的地区而言，明英宗的叛国行为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此他们对此表现极不敏感；在土木事件发生七年之后，明朝北方边塞进入相当平静的阶段，因为蒙古本身的分裂和政局混乱，曾经让明军大败的经历已经让大多数人麻木。从城市平民的反映来看，北京城的市民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接近，对叛国行为表现出集体的病态性敏感，这从北京保卫战和明末崇祯年间北京被围时的极端状态下可以看出。北京保卫战时，在短时间内调补了二十多万军队入京，兵器和粮草的准备也在极度匮乏的状态迅速落实，一百多万件军用装备在各方面努力下齐备。此以时期在政府高层也出现极端状态，太监马顺等王振党羽被朝臣们群殴而死，这种失控的状态及其罕见，但在土木事件阶段几乎普遍，朝臣们临朝大哭，徐有贞妖言惑众，高级知识分子对待危机的态度与百姓没什么不同。崇祯年间的敏感则起到了负面影响。在皇帝的错误舆论导向下，京城百姓用及其残忍的方法将著名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撕裂分食，百姓的轻信和愚昧可见一般。当时中国从民众到帝王总体上并不具备法国波旁时期的爱国情怀，而是出于自我安危和利益的考虑，因此大家对叛国行为的反应表现出极大的弹性。兵临城下时，处于自我利益考虑大家在短时期内即可以奇迹般的守卫孤城，也可以群体形成疯狂，对少数人进行极度残忍的迫害。当危机消除后，人们快速忘却曾经的危险，甚至微笑着让曾经出卖损害过他们利益的人重登皇位。对于他们来说，主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们无关，他们的工作不在于做百姓，就是在于做官吏，一旦初次震动平息，国内似乎也就再无变动。
对于法国的由改革而革命的历程，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加激动：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法国的民族特性与中国不同，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的性情桀骜不逊，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的统治权。今天逆来顺受，明天俯首帖耳，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因此路易死亡原因不难解释，他只是一个象征，他的死亡同样也是一个象征，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所指的是旧社会的一切统治权，首先要摧毁的是君主极权统治，因此丹东很早就预言，一旦路易受审必死无疑。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雅各宾派选用这样的理由处死路易？这要从法国人民的爱国观念说起。
经过太阳王的统治，国家观念深入人心，法国国民内心的骄傲、自豪和民族情绪与日俱增。大革命时期法国内部骚乱□繁政局不稳，路易向国外寻求干涉的行动导致外国政府对法国领土的数次侵犯。由于法国处于欧洲大陆，国土面积小，只有约55万平方公里，周围国家众多，极易受外国侵略。即使西面领海，由于海峡的宽度太窄，也不能保证国家安全，英国人曾经在百年英法战争中占领法国几乎一半的领土。在外敌蹂躏的历史教训下，人们对国家的观念非常坚定，曾出现过著名的圣女贞德。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观念深入人心。巴黎人民被煽动起来自我保卫国家和领土，爱国主义在鼓吹下流行一时，掌权者内在并非成熟的政治家，而是一帮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理想观念武装起来的文人兼鼓动家。而人民则信任哪些理想者描绘的理想的社会图画，为了达到这种天堂似的社会，他们愿意舍弃一切甚至自己的性命，所以当罗伯斯庇尔“路易必须死，因为法国必须生”的言论出现时，人民便毫不犹豫的牺牲了国王的性命。权利观念与中国对比，法国当时已具备基本的民权思想。路易十五说任命大臣的是他，但罢免大臣的是国民。在路易十六的时代相比路易十五显然又进了一步，国民不仅罢免大臣，而且罢免国王。但是相比法国，中国经常出现的一幕是，清官被杀或调走，百姓聚哭于道，但是无权决定官们的生杀荣辱。因此，从民众权利上看，中法民众所得权利不同，中国民众所得的是私权，关起门来怎么干都行，在家中自治，出门之后的行为准则没有表决权；法国民众所得是公权，大家聚集起来表决，一定范围内有自治权。再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统治者视国如家，边疆重地乃自由私产，与一己性命相比，国家土地等同于珠玉玩物，能付的起赎金无所关系。由此英宗才会肆无忌惮的为敌叩关开道。法国统治者的政治伦理与中国完全不同，欧洲普通发和英国自由大宪章中就有未经臣民同意不得征税一条，因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会出现法国国家经济富足而国王本人和政府穷的濒临破产。（而明代后期通常情况是四海沸腾，皇帝私库只进不出且加税不已。）当时的社会契约理论已经流行于世，国君统治不能违背臣民利益，一旦违背，即以国贼论处。因为无论君主还是臣民，都不认为国土和国家财富是自己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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