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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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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年代,正是计划生育政策最紧的时候,一家只允许生一个小孩。头胎不论男女,所有生过孩子的妇女都要被大队干部拉去上环或做结扎手术,母亲也不例外。
父母头胎是女孩,为躲避计划生育继续生儿子,他们奔逃在外生了二胎。
只可惜又是个女孩。
母亲虽生得人高马大,生孩子的道路上却吃了不少苦头。
生大姐的时候难产,失血过多。
医生说:输血能加快恢复速度。
奶奶舍不得十块钱买血救命,硬是让母亲昏迷了小半月才挺过来。这半个月,母亲的每顿饭都是父亲嚼碎了再喂到她嘴里。
母亲总说:每回想到这个就一阵恶心。
生二姐的时候,倒算顺利,可二姐不会喝奶,一喝就从鼻孔里冒了出来。眼看着母乳喂不进去,一直哭闹磨人,这可把一家人整得焦头烂额。最后是大伯的老婆,我大妈,在我二姐哇哇大哭的时候,看到二姐喉咙没有门中。
正常人的喉咙中间有个小揪揪,形成两扇门,二姐的喉咙只有一扇门。
大妈一阵惊呼:这孩子没有门中呢,难怪吃不进去奶。
发现了问题,父母赶紧带二姐去医院。
奶奶拿出十块钱给父亲,说:就紧这十块钱瞧,瞧不好就算了。
谁承想,看病花了三百多。
医生说:这孩子以后不能喝母乳,只能喝奶粉,一勺一勺躺着喂。
那时候一瓶奶粉十几二十块,这对于本就一贫如洗的父母来说,无疑是负担不起的开支。
父母只能到处借钱,当时大姑刚结婚不久,小姑订完了亲事未过门,都没有钱。只有远嫁合肥、在城里打工的二姑还能帮衬一点。
父亲常说:你二姐的喉咙就是近亲结婚导致的。
父母还要继续生儿子,不能带二姐回家,也没办法上户口,最后将二姐抚养到可以吃饭就托付给外婆,随母姓石,明面上说是外婆那边的小孩,跟何家村没有关系。
之后父母到杭州打工还债,在这期间,母亲又怀一胎,但是这胎孕反激烈,母亲招架不住,最后只能堕了。
母亲常还懊悔说:那个流掉的老三反应那么大,肯定是个男孩。
93年,我来到了母亲的肚子里。
临盆之时,折腾了她四天三夜。
村子里的妇女怀孕从不孕检,生产也是请有经验的婆婆来帮衬,在家里生。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去医院的。
母亲说我们这一代真享福,产检一条龙,顺产不行剖腹产,生产的时候还有镇痛棒,哪像他们。她生我的时候疼得受不了,最后就在地上跪着,手撑着地慢慢爬。
结果吃了这么多苦,又是个女孩。
医生说我母亲的身体不适合再生育了,生老大已经伤了元气,后面又生又流产的,再生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
这话对于父母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这就意味着他们再也不能有儿子了。
我没见过父母知道我是女孩的那一刻,是怎样的表情。
只听说,二姑到医院去探望,问:男孩女孩?
父亲说了句‘女孩’后,几个人就抱头痛哭。
奶奶得知消息时,正在厨房大锅台烧饭,听说是女孩,她柴火一丢,哭天抢地:我的老天爷呀,我们老何家要绝后了呀!
同村好几个人扶着她,那哭声真叫一个悲天动地,她丈夫去世都没这样哭过。
父亲在医院的垃圾桶里看到一个被丢弃的男婴,好像还活着,对二姑说:要不就把那个男婴捡回来,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也算有儿子了。
二姑说:那孩子一看就已经不行了,谁家生个男孩还丢了呀?指不定身上有什么毛病。
父亲觉得有理,此事遂作罢。
不打算生儿子了,家还是不能回,有了我回去就要面临巨额罚款。父母要挣钱还债,没法将我带在身边。外婆年事已高,又带着二姐,再多一个我就实在无力承担了。
无奈之下,父母决定将我送人。
他们在医生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对无法生育的军人夫妇。
军人夫妇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医生还说:最小的孩子是最聪明的,比老大老二都聪明。
父亲没有说他经历过怎样的内心挣扎,总之,在签字的最后一刻,他反悔了。
后来我问父亲:你为什么不把我送走?军人夫妇哎,读过书也一定有涵养,又不能生育,只有我一个孩子,一定会对我很好,把我送走我就不用受苦了。
说此话时,我浮想联翩:我生活在城市的高楼里,家里地面贴着瓷砖,铺着地毯。我学习很好,轻易就考一百分,养父母觉得自己很幸运,捡到了我这么好的孩子。下班之后,还会抱着我亲亲,脸上充满了笑容。偶尔闲暇,我还在家里弹钢琴……
父亲笑了笑,说:不是舍不得吗?万一不好呢?毕竟不是亲生的。家里再难,也不会少你一口饭吃。
这大概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父亲的转折差不多。
爷爷的决定影响了父亲的一生,父亲的决定同样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每当长辈们说起这些往事,我总感觉我生来就是不被需要的小孩。
长辈却总说我是最享福的,生下来什么都不缺,一直被父母带在身边,一点苦都没吃过。
那时的农村有很多被遗弃的女婴,有的送到荒郊野岭给狼叼走,有的送到河边淹死,外婆就在河边见到过被淹死的女婴。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头胎是个唇腭裂的女婴,直接丢到尿桶里淹死了。
我在大人们的饭后闲谈中听到此事,颇为震惊,当时还在想:尿桶多骚啊,干嘛不丢到水缸里?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重男轻女,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家虽没有男娃,‘重男轻女’的思想却在我的成长中如影随形。
小时候,寒暑假我会偶尔到亲戚家玩几天。有一年暑假去了大姑家。大姑有一儿一女,每次买冰棍都会给儿子买五毛钱的,给我和表姐买二毛钱的。
我很疑惑。
表姐说:一直都是这样,我妈说男孩子比女孩子金贵。
小学三年级,一次放学回家,母亲做了一份蛋炒饭给我吃。
那时,父母已经做起了煤炉生意,家里的条件也越来越好,能吃到鸡蛋并不稀奇。但以往母亲只做给父亲一个人吃,我们姐妹三只能在旁边咽口水。
母亲说父亲是家里的劳动主力,要吃好喝好。
偶尔早晨买五个点心,也不是一人一个,而是父亲三个,我一个,两个姐姐一人一半,母亲不吃。
我捧着母亲给我做的蛋炒饭非常高兴,那种美味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大口大口地吃着。
母亲也看出了我的开心,笑道:你要是个男孩子,我天天都能做给你吃。
我没有接话,只在心里疑惑:为什么我是个男孩子,就可以天天吃蛋炒饭,女孩子就不可以天天吃呢?
后来计划生育越来越严,父母一直奔逃在外。大队干部抓不到人,就要抓家里的人要挟。大姐还是孩子不能抓,奶奶需要照顾小孩,又是老人,也不能抓。大姑嫁人了,二姑也在合肥成家了。只剩下定了亲但未过门的小姑。
奶奶只好让小姑住在她的未婚夫家避避风头,结果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睡,干柴烈火,小姑就怀孕了。
二姑知道了非常生气,在当年未婚先孕可是让家族蒙羞的大事,更何况,家里那情况,一时半会还没法结婚。二姑陪着小姑做完流产手术,就将小姑接到自己家住。
小姑父千里迢迢跑到合肥要人,二姑死活不给。吃了闭门羹的小姑父又把在合肥挖砂的大伯请来给他做主。
二姑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你请大伯来做什么?你就是把我爸请来也没用?大伯你讲,我妹没有结婚住在自己姐姐家没有任何问题吧?哪有大姑娘家没给人,就住到男人家里去的?
二姑说得头头是道,怼得大伯哑口无言。小姑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也不顶用,最后只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二姑和小姑父也从此结下了大梁子。
父亲知道了家里的情况,最后决定还是回家。
他说:家里所有的书都让我一个人读了,妹妹们在家务农,吃了不少苦头,我这个做大哥的没能帮到他们,还处处要他们接济。现在为了生儿子,弄的家不是家,人不是人。回去吧。该怎样就怎样,难不成还不给人活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