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学者陈景元的论证：《探索发现-兵马俑的“神秘主人”》(因为大家说放在有话说里字太小,看得人都眼花了,所以我只好挪到上面来，不是故意要占字数哦)
探索发现-兵马俑的“神秘主人”
陈景元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的几位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秘密。
几个农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一镢头刨下去却唤醒了一个沉睡了千年的地下军团。
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向西安涌来，都想一睹兵马俑的恢宏气势。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在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后兴奋地赞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并在留言簿上写道：“不看兵马俑不算到过中国”。
秦始皇兵马俑俨然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成了中国的象征。
然而，有一个人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兵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兵马俑的主人另有他人。
提出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观点的人名叫陈景元，他是建筑学方面一名普普通通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
其实，陈景元早在浙江金华老家读高中时就对秦始皇陵的历史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有关秦始皇陵神秘地宫的传说更是让他十分的痴迷。1957年，陈景元如愿以偿地考入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他想用建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秦始皇陵地宫进行一番新的研究。报到第二天，怀着满腔热情的陈景元就只身一人前往秦陵一带考察，从此便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历时50年之久的研究历程 。
陈景元对秦始皇陵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仅留下了他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还寄托着他的一个探秘的梦想。陈景元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梦想，除了用业余的时间搜集各种有关秦始皇陵的资料用来研究外，他几乎每隔一到两年就要跑到秦始皇陵进行田野考察。
早在1974年以前，陈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著作。在书中，陈景元从自己建筑学的专业角度阐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论，并大胆地提出秦始皇生前并没有为自己建造过陵墓的惊人观点。陈景元认为，秦始皇既然生前没有为自己预修过陵墓，那么，像兵马俑这么宏大的陪葬坑肯定不是秦始皇的。
正是陈景元得出的这个结论引出了他和南京博物馆同志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让陈景元从此开始了对兵马俑的研究。
在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住的帐篷里，陈景元幸运地见到了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秦始皇兵马俑前任馆长袁仲一教授。一听到陈景元想看看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袁仲一十分热情，一边带他到处看看，一边兴致盎然地给陈景元做着讲解。
这次相遇是陈景元和袁仲一生平第一次会面，然而，陈景元和袁仲一以及兵马俑考古队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也正是从这次会面开始的。
原本就认为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陪葬之物的陈景元在这次西安考察当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
他认为，从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宽度，这个距离还要远一些。从常理上讲，谁会把陪葬放置在这么远的一个位置上呢？
骊山一带是块风水宝地，除了秦始皇陵外，经常会在周边发现其他墓葬，有些墓葬甚至互相叠压在一起。既然这一带墓葬密度相对较大，怎么敢肯定兵马俑就一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为什么不会是埋在附近墓葬里的人呢？
并且，陈景元觉得，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没有开始，很多具体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开展，各大媒体就以“陕西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大标题争相进行报道，这不成了先定性，后发掘了吗？这显然有悖于考古工作的程序。
所有的这些都让陈景元对兵马俑的主属问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由于没有相关的说明资料，陈景元对兵马俑的疑惑也与日俱增。他凭着当年对秦始皇陵研究的经验，感觉到考古队的这次判断很可能是个错误。
他把这些疑问写出来，转给考古队，希望得到圆满的解释，然而，陈景元始终没有得到回信。
那么，考古队的专家为什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问题呢？当年的兵马俑考古队又是如何对兵马俑做出定性的呢？在兵马俑的考古发掘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袁仲一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的队长，自1974年7月15日随考古队来到了西杨村，在这里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参与了兵马俑坑的勘探、发掘和研究的全过程，是兵马俑考古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享有“秦俑之父”的美誉。
在他的记忆里，74年到76年是一段令他至今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和考古队员们不仅经历了发现沉睡了2000多年的地下军团的喜悦，也经受了酷暑、严寒，工作环境恶劣等带给他们的重重考验。
袁仲一和考古队的队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每一天都不敢懈怠。但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完成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是，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虽然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谨慎的考古学家们却仍旧不敢妄下结论。
袁仲一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兴奋，又担心。怕万一出了差错成为考古史上的笑柄。尤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了问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稳妥起见，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复探比初探工作更为细致，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性，即兵马俑时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
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刊登在各大报纸、杂志上。
所以，袁仲一认为，考古队是在对兵马俑经过了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以后，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的。而陈景元怀疑兵马俑先定性后发掘，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情况而做出的一种猜测。
那么，既然是考古队经过仔细勘探和考古分析后得出的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定性结论，面对陈景元提出的种种怀疑，考古队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呢？
在袁仲一教授看来，其实，当他和陈景元的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回答了陈景元的疑问。
袁仲一教授指出，当时，考古队的勘探结果已经表明在西杨村发现的兵马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罕见的大型陪葬坑。俑坑属于秦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
袁仲一教授认为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十分广阔，除了秦始皇陵地宫之外，还环绕有内城和外城。兵马俑虽然在外城之外，与秦始皇陵墓的距离貌似很远，但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坑的面积看他们还时很相称的，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是合乎比例的。
袁仲一教授认为，考古队通过勘探所做出的判断应该是准确的，并且是有历史文献支持的。
然而，正是袁仲一教授提到的这段历史文献，却引来了陈景元新的质疑。
陈景元认为，即便是古书中提到的秦始皇曾命令丞相李斯将陵墓范围扩大三百丈这件事是真的，那其中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他认为，秦代的三百丈换算成今天的国际标准尺寸应该是690米，也就是秦始皇陵园只向外扩大了690米，这与兵马俑坑与秦始皇坟墓之间的1500米的距离相去甚远。陈景元认为，考古队一定是忽视了这点，误把兵马俑坑纳入到秦始皇陵园的范围之内，从而导致了对俑坑主属和性质的错误判断。
除此之外，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
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离陵墓有一段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陈景元仍觉得袁仲一和考古队的解释流于表面，他十分确信自己曾经得出的秦始皇没有预修过陵墓的结论。并且，对袁仲一教授和考古队提到的秦始皇陵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这个数字，陈景元还有着自己的看法。
陈景元认为，考古队得出的秦始皇陵56.25平方公里面积的数值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当年规划的森林公园的范围，陈景元怀疑考古队的这个说法只是想为秦陵和兵马俑坑之间遥远的距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秦始皇陵园的面积真的有那么大吗？兵马俑坑到底和秦始皇陵有没有关系呢？
吴永琪是兵马俑博物馆的现任馆长，他主持修复了铜车马，由于修复技艺十分精湛，在业界很有名气。对于兵马俑的定性问题，吴馆长有自己的见解。
袁仲一教授和吴永琪馆长的解释似乎给这场关于兵马俑定性问题的讨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但陈景元仍然不甘心承认这个结论。因为如果他承认秦始皇曾经为自己修建了这么大的一座陪葬坑，那就意味着他以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研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陈景元几乎查阅了所有已出版的兵马俑的资料，就连兵马俑博物馆内部的论文集他也一篇都不落地研究了。
终于，陈景元又发现了几条有利的证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俑似乎落后于秦始皇的时代，它看上去更像是更早一点的文物。
在兵马俑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中，大量的步卒围绕着战车排成一列列整齐的大小方阵，陈景元从而做出判断，战车是这支部队的主力，是主要的作战方式。
然而，自殷周以来，直至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车战的弱点也逐渐地暴露出来：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相互之间不能救援的危险状况。那么，作为一名富有作战经验的统治者，秦始皇还会在交战时大量使用已经落后了的战车吗？
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当政以后，征战四方，统一六国，连年的战争迫使他对军队的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他大量采用骑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轻便，易于作战。从这点判断，兵马俑坑中的那支以战车为主力的部队应该不是秦始皇的军队，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对于陈景元的这个推断，袁仲一教授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不能因为俑坑中出现了战车就否定它属于秦始皇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说秦国取缔了战车，作战时完全倚靠步兵和骑兵。战车虽然有它的局限，但是在两军交战时，战车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和冲击力的优势是步兵和骑兵无法比拟的。兵马俑坑的军阵，正是战车、骑兵和步兵有机组合的典范。
陈景元显然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这个解释，因为他又指出了俑坑中的另一个疑点。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坑中发现了很多笨重的青铜材质的兵器。虽然青铜兵器在古代曾被广泛使用，但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兵器材质轻、韧性好、杀伤力更大的优势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战国时期，楚、韩、燕、赵的钢铁刀尖就已经锋利无比，并且种类繁多。
陈景元认为，秦始皇这样一位善于征战、能够统一六国的国君，会放着先进的铁兵器不用而去选择已经落后的笨重的青铜兵器为他陪葬吗？这显然有悖于常理。
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收缴了大量的铁兵器，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冶铁技术人才，他应该更加有条件更新部队的武器装备。
陈景元认为，咸阳附近发现的秦国冶铁遗址和秦始皇陵西侧的刑徒墓中出土的铁剑都可以说明，在秦始皇统治的年代，秦国进行过铁兵器的生产。并且，书上曾经记载秦国的宫殿为防刺客“以磁石垒门”的说法，似乎也在暗示铁兵器在秦国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出土大量铜兵器的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早于秦始皇的另外一个秦国的统治者。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因为青铜材料容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而1974年，在兵马俑坑的黄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
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但秦剑更让人着迷的地方，是它的外形。袁仲一先生仔细地研究了秦剑奇特的形状变化，他指出这种设计使秦剑的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同时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
由此可见，兵马俑坑中出土的这些铜剑可谓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攻击性能也因此大大的增强。在没有精密机器的古代，能够铸造、打磨出这样精准的高质量的青铜剑，恐怕也只有秦始皇才能做到吧！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坑的质疑仍然没有结束，他指出，秦始皇的军队既然是一支能够统一六国的强者之师，在装备上也应该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这些兵俑没有任何头盔保护。难以想象，这种简陋的武装能在近距离厮杀的战场上获取全面的胜利。
的确，在秦始皇陵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石铠甲坑。从已经拼合起来的石盔石甲，我们似乎看到了秦国军队威武的英姿。然而，奇怪的是，既然秦国的军队配有头盔，那兵马俑坑中的兵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戴头盔呢？难道兵马俑坑里的这支地下军团真的不是秦始皇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并且，著名的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显然，商鞅制定的这项规定对于素日衣食不饱的普通秦人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或许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原本就好战的秦军干脆脱掉了笨重的头盔和重甲，置生死于度外，冲上战场与敌人拼杀。因为一旦他们取胜，不仅自己能升官晋爵，全家也会跟着收益。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军的这一行为也有描述：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
由此看来，兵马俑坑中的这支军队正是在向后人传达着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这些没有戴头盔的军人才是秦国最勇敢、最有战斗力的神勇之兵。
然而，陈景元对兵马俑的质疑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兵马俑的手臂上，陈景元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文字，这个似曾相识的神秘文字给陈景元带来了无限的困惑。然而，随着陈景元对这个神秘文字的破译，关于兵马俑主人的秘密也逐渐地浮出水面。
1974年，西安临潼县西杨村发现了一座举世罕见的秦代兵马俑坑。经过专家们的仔细勘探和研究，认定俑坑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而俑坑中这些按照真人大小塑造的陶俑正是当年跟随秦始皇征战四方、统一六国的神勇之军。
然而，一个叫做陈景元的人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首先对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之间的距离提出质疑，而后又对俑坑中出土的战车、兵器和陶俑提出了与专家截然不同的意见。
那么，在陈景元的心中，谁才是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呢？
1975年,一篇题目是《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的文章,其中的一幅图片引起了陈景元的注意。
图片上显示的是兵马俑的一个局部，上面刻有一个奇怪的文字。在众多的兵马俑身上，大都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文字十分接近，在写法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
但这个字不同，陈景元从来没见过这个字。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执着着秦始皇陵的研究，对秦国的文字并不陌生，但像这样奇异的文字他还是头一次见到。
在秦兵马俑考古队撰写的《试掘简报》中，专家把这个奇怪的文字解释成“脾”字。然而，对考古队的解释陈景元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陈景元翻阅了容庚编著的《金文编》和徐文镜编写的《古籀汇编》，发现构成“脾”字右半部分的“卑”字有很多形式的写法。然而，在众多的字形当中，没有一种写法符合兵马俑坑中发现的那个奇异的文字。从而，陈景元认定，把陶俑上的神秘文字解读成“卑”字并不恰当。
陈景元确信，这个神秘文字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破解了那个神秘文字，就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令陈景元没想到的是，他对这个字的困惑竟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得到了解决，并且，这个答案还引出了他对兵马俑主人的惊人发现。
1976年，陈景元在得知西安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后亲自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会的办公室里，当有关负责人了解到陈景元曾经毕业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又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秦始皇陵以后，小心地拿出一块秦代的桶瓦给陈景元看。
在这块瓦上也刻着一个奇异的文字，左边的字陈景元不认识，但右边的月字还是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
陈景元带着描下来的桶瓦上的奇异文字回到住地南京，然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陈景元对这个字的研究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字，陈景元一筹莫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景元在图书馆里结识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家段熙仲教授。经过仔细查对和认真分析，段教授认为，秦代桶瓦上左边的文字为“芈”字的一种变体字。这应该是两个独体字，读作“芈月”。
段教授对“芈”字的破解消除了长久以来陈景元心头的困惑，这让他感到如释重负，但很快，陈景元又想起了那个一直令他疑惑的出现在兵马俑身上的神秘文字。那个字总是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跟着陈景元，让他十分好奇地想去揭示隐藏在神秘文字背后的秘密。
“芈”字对陈景元来说并不陌生，在他以前的研究中，就曾经遇到过一个姓“芈”的人。此人是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一个曾经在秦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女人秦宣太后。
陈景元认为，阿房宫遗址上出土的桶瓦上的这个文字，正好印证了他提出的阿房宫始建于秦惠文王的理论，同时，陈景元也把这两个字作为表征宣太后身份的最有力的证据。
或许是段教授的分析方法给了陈景元极大的启发，他在汪静山编辑的《金石大辞典》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陈景元发现毕业的“毕”字在古代有三种写法，其中一种写法的局部正是他要找的那个出现在兵马俑坑身上的神秘文字的右半边。更让他惊喜的是，“毕”字还有一种繁体字写法——（畢）它是由一个“田”字和一个“芈”字上下组合而成。陈景元由此认定，刻在兵马俑身上的那个神秘文字的右半边应该就是“芈”字。而且，他还大胆地做出了进一步的推断：兵马俑身上刻的“月芈”和阿房宫遗址桶瓦上刻的“芈月”应该是一回事。
陈景元认为，这两处发现的文字都在暗示着一个事实，那就是阿房宫和兵马俑都和宣太后芈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陈景元断定，兵马俑的主人不是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
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释，他坚信兵马俑身上那个神秘的文字一定和秦宣太后有着特殊的联系。
在兵马俑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秦代大墓，这座墓虽然还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但陈景元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秦宣太后的陵墓，而巨大的兵马俑坑则是为宣太后送葬的一支仪仗部队。
然而，陈景元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把多种古代文献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资料实际上已经十分明确地标注了宣太后陵的确切位置，而这个位置正是秦兵马俑的附近。
的确，《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昭王39年，太后薨葬芷阳骊山。”然而，骊山又在哪里呢？
陈景元在李泰编写的《括地志》中找到一则这样的记载：“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
结合《史记正义》中对宣太后陵位置的描述“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陈景元得出结论，宣太后的陵应该在骊山往北1公里的地方。如果宣太后陵的位置用一个坐标表示的话，这就好比得出了一个坐标的纵轴。
在另一个文献《史记集解》中记载：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这说明秦始皇陵和宣太后陵的位置关系是秦始皇陵在西，宣太后陵在东，并且相距正好在2公里左右。而这一点证据似乎确立了坐标的横轴。横轴和纵轴的交点所指示的正是那座尚未发掘的秦代大墓所在的位置。
陈景元认为，他对宣太后陵位置的确定更加证明了兵马俑坑就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
袁仲一教授是这个神秘大墓的勘探者之一。根据勘探结果，他并不认为这个墓和兵马俑有什么关系。他指出，如果兵马俑是为宣太后陪葬，根据以往的惯例，女性的陪葬中至少要出现一些和女性有关的东西，以宣太后高贵的身份，至少要有一些女性侍俑，女性的歌舞俑或是女性生前喜欢的东西。然而，在兵马俑坑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教授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
专家对那座神秘大墓的解释似乎让陈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中出现的很多发髻偏于一边的陶俑，这恰恰是古代楚人特有的习俗特征。
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早有记载：“楚文王好獬冠，楚国效之。”这说明楚国很流行这种歪髻，以至于全国上下纷纷效仿。
另外，陈景元认为宣太后的姓氏中也可以找出歪髻渊源。宣太后的 “芈”姓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成羊的鸣叫，其中，这个部分“#”被解释成羊角。陈景元认为，芈姓的楚人对羊角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或许是对羊的一种图腾导致了他们对状如单只羊角的歪髻的喜爱，而兵马俑坑中那些梳着歪髻的士兵很可能就是随宣太后来到秦国的楚人。
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释，因为他觉得在兵马俑身上，他还可以拿出证据。
陈景元发现，兵马俑原本是有颜色的。在发掘的时候，很多俑的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这些颜料的颜色十分鲜艳，并且从颜料的位置和颜色判断，他们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
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五行说十分盛行，被统治阶级奉若神明。当时的周崇尚火德，秦始皇灭周之后认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为秦国精神崇拜的对象。而在秦代，人们认为五行里面水相对应的颜色就是黑色。
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强制实行，并且，文献中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节旗，皆尚黑”。
陈景元认为，秦始皇既然把“尚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那它实行起来一定是十分严格的。至少要出现以黑色为主色调的衣服颜色才算得上是执行了尚黑的法令。所以，兵马俑坑中出土的这些衣着五颜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时代就很难解释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时代，那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陈景元认为，从古代文献上看，秦始皇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统一天下思想的君王。秦始皇不仅规定衣服、旌旗皆尚黑，还在全国强制推行小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他把天子的符传、法冠、舆乘等所使用的数量规定为六。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秦始皇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由于秦始皇信奉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的说法，认为秦国崇尚水德，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秦始皇以此推行严刑酷法。陈景元认为，严酷的刑罚保证了秦始皇制定的规章制度得以很好地执行，车同轨的制度也不应例外。
然而，陈景元认为从兵马俑坑中出土的与真车等大的车辆中，车的轮距并不统一，而在俑坑边上出土的铜车马坑，按照真车大小换算过来时，两辆车的轮距都与俑坑中车辆的轮距不一致。由此，陈景元推测铜车马也不是秦始皇的随葬。
并且，陈景元还认为，在历代，数字都代表着身份贵贱的等级差别。在周早有天子驾六的记载，秦始皇自己颁布法令规定天子使用的数字为六，但铜车马所使用的马匹数是四，俑坑中车辆使用的马匹数也是四。他又怎么可能在自己的陪葬坑里使用低一级的数字呢？
而这些令人困惑的细节正好证明了兵马俑坑的主人只能是秦宣太后，而不是秦始皇。
虽然袁仲一教授针对陈景元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陈景元仍然觉得他对兵马俑的分析流于表面，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证据。那么，面对陈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质疑，袁仲一教授在想什么？他是否能最终拿出陈景元所认为的直接证据呢？这场关于兵马俑的主人的讨论到底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
袁仲一教授指出，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了很多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种被称作“戈”的兵器表面，明确地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的铭文。
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跟随秦始皇近十年的时间。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在吕不韦编撰的历史文献《吕氏春秋》中有“物勒工名”的记载，这是一项让器物的制造者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造器物上的规定。这些文字原本是为了方便追查出残品器物的制作者，但它的存在却为今天给兵马俑判定年代提供了极为重要而且十分准确的事实依据。
袁仲一教授认为，兵马俑中“吕不韦戈”的出现已经充分说明，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已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于兵马俑的疑问都会因为“吕不韦戈”的出现而逐渐消退。
然而，即便是兵马俑的权威专家做出了结论性的判断，陈景元依然又提出了质疑。
陈景元指出，在兵马俑坑的考古报告中一共就提到过5个有“相邦吕不韦”字样的戈，其它的兵器都没有明确的年代标志。比如，兵马俑坑中还出土了一些被称作“铍”的秦代兵器，在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十七年”“十八年”的字样，没有其它标志朝代年份的信息，所以，这样的铭文很难判断这些兵器应属于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监管兵器生产的秦国丞相吕不韦在任不过十年的时间，并且，在秦始皇十二年的时侯吕不韦就死了。所以，陈景元认为，标有“十六年”铭文的铜铍肯定不是指“吕不韦十六年”，由此推断，除了5个刻有“相邦吕不韦”铭文的戈的兵器外，其他没有明确纪年的兵器应该都不是秦始皇时代所造。
对于陈景元的推断，兵马俑博物馆的专家马上进行了反驳。
袁仲一教授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可以看到刻有“寺工”字样的铭文。寺工是秦始皇设立的专门负责制造兵器和车马器的一个国家机构。所以，兵器上“寺工”的字样也能明确兵马俑坑是秦始皇时期所建，而俑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晚期的文物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早期的墓葬中的，所以，兵马俑坑的年代还是要以在俑坑中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的年代作为判定依据。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博物馆的专家提到的是考古界的一般规则，但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兵马俑坑，因为，兵马俑坑在秦朝末年曾经遭到过农民起义军的破坏和焚毁。这就说明，在兵马俑坑中很有可能遗留下起义军携带进来，但有可能因后来起火，慌乱之中没有带出去的这5件吕不韦戈。
但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的解释，而且，他还拿出一张照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照片泄露了“吕不韦戈”出土时的一个小秘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砖上出土，而是在离地砖有一定距离的淤泥层上被发现的。
陈景元提出疑问：如果“吕不韦戈”要是和俑坑同处于一个年代，它为什么不出现在俑坑的地砖上，而是跑到距离地砖29厘米到250厘米的淤泥层上了呢?
一层层的淤泥，无疑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时间年轮。从历史上临潼大暴雨的频率及旱涝交替的规律特点看，形成这么厚的淤泥的时间，至少在40多年以上。再加上俑坑修建的时间，陈景元推断，俑坑的实际年代应该比淤泥层上出土的“吕不韦戈”的年代早50到60年。
文献中记载，宣太后死于秦昭王42年，秦始皇死于秦始皇37年，这两个年代之间差了55年，所以，陈景元认为，俑坑如果从吕不韦戈所处的年代往前推50到60年，正好就推到宣太后去世的年份了。由此，陈景元推断，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现的5个“吕不韦戈”应该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在焚毁俑坑之前带入俑坑，后来又不慎遗失在里面的。所以，在他看来，俑坑的真正主人只能是比秦始皇早逝55年的秦宣太后。
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料想到这场关于谁是兵马俑的主人的讨论会变得这样复杂，陈景元不断地提出疑问和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研究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探和多年的一线发掘掌握的材料进行解答和更正。那么，对于陈景元提出的秦始皇时代的5件吕不韦戈为什么会出现在淤泥层上的说法兵马俑的研究专家又是怎样看的呢？
专家指出，戈是一种固定在长的木柄顶端来使用的古代兵器，在俑坑中最初应该是由站立的兵俑拿在手中，戈处在一个高于兵俑头顶的、悬空的位置。那么，将近2000年的漫长时间里，俑坑可能会因为地面渗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涌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层，木柄也可能在这个时期逐渐地腐烂掉，终有一天，当固定铜戈的木柄完全腐烂，难以支撑铜戈的重量时，悬空的铜戈就会因为失去载体，掉到积累了一定厚度的淤泥层上。
兵马俑的研究专家对陈景元提出的“吕不韦戈”为什么会出现在淤泥层之上的问题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释。有关谁是兵马俑的主人的讨论似乎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
专家认为，兵马俑属于秦始皇的陪葬已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从1975年考古队进入西杨村进行考古发掘至今，不断有出土的文物和实地勘探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
虽然，兵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还没结束，但相信，随着秦始皇陵周边的考古勘探工作不断推进，考古专家的深入研究，笼罩在秦始皇陵上面的迷雾将逐渐淡去，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将是一段真实的秦国历史，一个恢宏的地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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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分岐，在所难免；
文明用语，理性思辨。
作者有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