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哲学(学名:The philosophy of death)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一个西方人死亡意识不断飞跃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西方人死亡意识不断地由量变进展到质变的过程,因而在总体上是质变和量变、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古希腊
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死亡哲学既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也是西方人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的对死问题艰苦思考、上下求索的必然结果。同样,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既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哲学重心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再到宗教哲学的逻辑演进过程,既然如此,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过渡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宗教神学化的死亡哲学,也就顺理成章了。如上所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的基本逻辑程式是“若不能死,就不能生”,然而我们在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塞涅卡那里不是就听到了“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生”的告诫吗?恩格斯曾经很有理由地把塞涅卡称做“基督宗教教义”的“叔父”(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我们不是同样也很有理由把塞涅卡的死亡哲学看做中世纪死亡哲学的先声吗?
中世纪
至于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哲学,其间更明显地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死亡哲学以为桥梁。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死亡哲学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的旗帜鲜明的批判,没有他们面对基督宗教教会淫威发出的阵阵呐喊——“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人文主义之父彼脱拉克语),没有他们历经三个世纪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理论准备,一个视人的今世生存为第一要事、置神的存在和死亡生活于不顾的近代死亡哲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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