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漫谈》燕折雪

2、露珠的一生

　　最近陆续看完了好几本书，也不是刻意去寻找，恰巧都是女性的自传——姑且就这样分类吧。
　　看的第一本书是高诵芬、徐家祯母子合著《山居杂忆》。第二本是杨苡口述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说实话这本并没有读完，愈读到后面愈觉得一股无名的悲伤涌上心头，这悲伤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只是读到杨苡从西南联大离开之后就没再看下去了。第三本第四本都是杨本芬所写的自传体小说，《浮木》《我本芬芳》，加上三月里读完的《秋园》，正好这一系列三本书全都看完了。最后一本是齐邦媛所著《巨流河》。正好，便按照我阅读的顺序来写一写这些生命中或轻或重，但都留下过笔墨的前辈们吧。

　　也许是《浮木》今天才翻阅的原因，我对书里序言的一句话印象最深：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一】
　　《山居杂忆》的序里提到，作者高诵芬晚年和丈夫随子女移居澳洲后，闲暇之余侍弄花草读书，每每谈到他们过去熟悉的人物风貌，总生出一种遗憾来，于是高诵芬的丈夫便怂恿她将这些都用记下来写成文章，像古时《东京梦华录》《陶庵梦忆》一样结为文集，是为书。
　　高诵芬出身杭州高家，旧时有俗语说“高半城”，说的就是高家富足，可以买下半个杭州城。自然，高家也是个封建大家庭，高诵芬的父亲虽然去日本留学了十一年，但是仍有封建思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高诵芬也没有去外面上过学，在家里请了老师教授诗书，从五岁一直到十八岁出嫁，后面一生相夫教子，贤妻良母，直到古稀出国，这一生称不上波澜起伏，但也是时代洪流中一个随波逐流的普通人。
　　记得书里高诵芬不止一次提到，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家庭妇女，谈何而来写文出书呢？其子徐家祯则在后记里说，虽然母亲婚前没有进过学堂，婚后也没有到社会上工作过，但由于她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特殊的时代经历，那么她笔下所写平常事，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很多都已成为历史，也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
　　读完这本书印象最鲜明的是作者写她十四岁订婚，十八岁出嫁，这待婚备嫁的四年里，家里人为了准备她的嫁妆耗费了不少心力。诸如当时杭州婚宴中最重要的是送给客人的桂花糖，也即喜糖，这糖的品质越高越说明主家的社会地位。高诵芬的父亲认为自己仅有这一女，高家是杭州的大族，女儿的夫家徐家又是从事工商业的家庭，交游广阔，家族中亲友人数众多，不可在此失了面子，于是全家开动，务必要在桂花糖方面精益求精，质和量都不能落了下乘。于是全家出动，历时四年做成六种桂花糖，最后共计一万六千包，共计九万六千粒桂花糖！
　　如此多的糖，自然不可能在婚礼时全部分完，于是直到作者结婚二十多年后，她的孩子也渐渐长大，在家中翻找时，还能发现放在石灰箱里的桂花糖，吃得津津有味！作者告诉他们这是父母结婚时做的糖时，他们还难以置信呢。
　　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杭州在婚礼上的风俗，作者写时充满回忆，我读得也兴致勃勃，像读一本前朝时的社会风情随笔，跟随作者的笔触去游历山水体验人。看她在高门大院里从一个活泼的小孩成为青春少女，再出嫁成婚、成为母亲，然后是举家从杭州搬至上海，长辈去世分家，子女渐渐长成，突如其来的变革抄家……其后种种，酸甜苦乐，皆是人生。
　　也许和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高诵芬只是时代洪流卷起的浪潮中一颗细微的露珠，是一个平淡的普通人，没有做出过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是这世上的大多数，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作者所记下的承载着记忆的历史，纵然无甚波澜，然而那也是一段微小、闪光的人生。

　　【二】

　　杨苡是国内最早一批的翻译家，也是《呼啸山庄》首译者和定名者，逝世于今年一月，享年103岁，由她口述、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也恰于一月出版，不知她逝世前可否看到成书。
　　其实看书之前我完全不了解传主是谁，只是通过网络大概了解她是一名翻译家，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嫂子戴乃迭和丈夫赵瑞蕻也都是翻译家。
　　本以为这本书读起来会很严肃，毕竟书名都摆在那里了，一百年嘛！百年历史该何其严肃，没想到行文非常风趣，完全感受不到杨苡和现辈人之间隔了将近百年的时光。
　　虽然是写百年，但是实际提到的也就两段时光，一段是从杨苡小时候写起，直到她从天津中西女校毕业，将往西南联大读书，另一段就是她婚后工作生活的时间。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天津，她父亲是中国银行的行长，家族中也有人经营产业，属于是一个旧社会的典型大家族。这从她同胞三兄妹的出生就可以看出来。杨苡的生母并不是她父亲的正妻，而是妾。父亲的正妻，她称为娘，娘一共生了七胎，却只养活两个，就是她的大姐和二姐，然而二姐长到十五岁也因病去世了，娘因此病得更厉害了。那时她父亲没有儿子，这在当时是件大事，于是就有了她母亲进杨家门，母亲先生下大哥，然后生下她三姐和她。只不过因为她出生一月，父亲就风寒逝世，家中传言说杨苡“妨父”。
　　杨苡的哥哥一生下来就抱给娘养了，直到八九十岁时，杨苡还记得小时候她和三姐杨敏如从楼上下来时，杨宪益拿着一根棍子挡在楼梯上不去她们下楼，还喊着“小娘养的”。三姐直接就气哭了，后来哥哥知道自己的身世，才和他们亲近起来，但是三姐对此仍然耿耿于怀。
　　杨家豪富，从杨苡家族留下来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来，不仅数量很多，还有杨苡从小到大各个年龄段的留影，还仅是她一人的照片！杨苡在天津中西女校读书十年，因是教会学校，同学无一不是家境优渥，说每年冬天上学，家里必定会为她们姐妹包下黄包车，从来不让自己走了去上学，教学楼下的大衣帽间里挂的是各式各样的大衣，有呢的有皮的，以至于一排大衣中的唯一一件棉袄就显得非常突兀。那时一袋洋面两元钱，而中西女校一年学费就要八十多大洋，可真算是贵族学校了！
　　杨苡在中西十年，一个世纪后回想起这段时光仍是熠熠生辉的，她说曾想把这十年都写下来，书名她都想好了，就叫翡翠年华。只可惜后来囿于婚育，再没时间心力去完成自己这个愿望。
　　说到婚姻，不难看出杨苡其实并不满意与赵瑞蕻的结合。赵瑞蕻和她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她大学时就未婚先孕，家里人因此很不高兴，但还是同意她结婚了。杨苡自己也说，那时她想过好几次自杀，最后想起孩子和母亲才作罢。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后，杨苡还曾想过离婚，最后也没离。
　　百岁后杨苡偶尔还会梦到一个人，她称呼他为大李先生。杨苡读中学时读了《家》很受感动，就给巴金写信，一来二去就成了笔友，还去李家做过客，大李先生就是巴金的哥哥。杨苡到西南联大后还给大李先生写过信，那时通讯艰难，就渐渐断了音讯，抗战结束后才知道，巴金回家探亲写信给杨苡，才知道大李先生病逝了。那时杨苡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她哭了三天。可能她也想过，如果她再等等，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说到赵瑞蕻，杨苡回忆起她在沙家坝中大借读时，赵瑞蕻很是勤奋地读书翻译，还给《时与潮文艺》投稿刊登。
　　《时与潮》恰是《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父亲齐世英所创办的杂志，那时杨苡大约二十三四岁，齐邦媛不满二十，同时代的一代人，被时代浪潮卷向不一样的方向。

　　【三】

　　《秋园》《浮木》《我本芬芳》都是杨本芬写的自传体小说，只不过秋园是写她的母亲，后两本以她个人的经历为主。
　　同样姓杨，杨本芬和杨苡的人生轨迹大相径庭。杨本芬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官员，原和她母亲结婚后生活在南京，后来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要迁都重庆，原本他们一家也是要过去的。只是途中经过湖南老家，他父亲临时折道回去探望老父，几次要启程出发时都遇上老父意外走不开，于是也不走了，就留在了湖南生活，因为久候不到岗，他父亲的职位也被开除了。
　　杨本芬的母亲生了六胎，夭折了三个孩子，虽说有时代医学的一部分原因，更多的因素还是贫穷。杨父乐善好施，对旁人都很大方，一开始还有几份家底，还有政府干员的工资，后来都没了，一家人生活很清苦，即便杨父被推举做了乡长，但家里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杨本芬的小妹妹，小弟，就是生病去世了，二弟则是十五岁时在湖北溺水身亡。
　　后来“□□”，因为杨父做过旧官吏，被拖出去批斗，家里的房子越住越小，越换越破，杨本芬终于在十来岁时第一次去上了学。家中大哥考取了飞行员学校，被母亲哭着拖着不让去，那时杨父远在外地，家里只有母亲和大哥两个劳动力，如果大哥去了那这一家子真的没有活路了，后来大哥又考中一次大学，还是没去成，母亲后来说，是她耽误了大哥。只是那个年代，家中没有劳动力真的会饿死。
　　杨本芬多想上学啊！好不容易考上长沙一所中专，还没毕业学校就倒闭了，那时闹饥荒，家里父亲去世，大哥在外地教书，母亲带了两个弟弟逃去湖北，她想读书，非常想读书，听说江西生活要好一点，于是一个人去了江西，考了江西共大。只是这所半工半读的学校还没念完，她就被下放了！仓促之间，她与当地学校的一个医师匆忙结了婚，为的是生活有点保障。
　　这一次婚姻，杨本芬充满了怨愤。丈夫性格有缺陷，两人常常说不到一起去，只是跌跌撞撞地相互扶着走下去，日子长了，儿女成家了，他们走过了钻石婚，人到八十，杨本芬写下这些文字，她问丈夫，假如还有来生，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丈夫说，不愿意。
　　——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是她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他们本该相爱的。
　　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母亲秋园和杨本芬，都是被放逐到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家族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结交光鲜亮丽的亲友，只凭自己从土里刨食，艰难地抚育下一代、送走上一辈，柔若蒲草，坚若磐石。
　　她们远比自己想的要坚韧。
　　人到八十，还能执笔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已是救赎。

　　【四】

　　《巨流河》的作者齐邦媛，也许是上述几本书中作者经历最为特殊的。
　　齐邦媛祖籍辽宁铁岭，生于寒冬腊月，是一个乘着风雪骑马来的医生救了她的命，也是这个医生为她起了名。
　　她祖父是张作霖麾下将领，她出生时，父亲还在德国留学。父亲齐世英学成归国后入郭松龄帐下，是年冬，随郭兵谏张作霖，兵败流亡。次年归国，加入国民党，创设中山中学。辽宁的母亲河，今称作辽河，那时还是当地百姓口中的巨流河。巨流河畔一役，功败垂成，从此齐世英便开始了他的流亡之旅。
　　渡不过的巨流河，又何尝只是他一人的梦魇？
　　齐邦媛的人生，便是随着父亲的脚步，从白山黑水间走出，先来到南京，后因“九一八”事件暂时落在湖南湘乡，而后一路波折，途经广西桂林、贵州、四川，终于暂时停驻重庆沙家坝，就读南开中学。
　　她在这里度过了少女时代，齐邦媛年少时体弱，心思敏感，幼时的颠簸和时代的阴霾使她更为心思细腻。齐家一路救助过不少东北学生，张大非是其中之一，在流亡路上，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给齐家写信是他的慰藉，齐邦媛常和他通信。后来张大非选中成为飞行员，改名张大飞，递到齐家的浅蓝色航空信上常常盖着奇怪地名的邮戳：云南个旧、蒙自……这样的信，写了七八年。齐邦媛高中联考前，张大飞突然出现在学校，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雨中他的心跳砰砰响。他在重庆换机，只匆匆赶来看她一眼。骤雨中他跳上车疾驰而去。一九四三春风远矣。尽管此后还有信件往来，但今生，她未再见他一面。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牺牲。年二十六。
　　张大飞笃信基督，在他牺牲后，齐邦媛也受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四七年，齐邦媛登上了南下台湾的飞机。在台大当了两年助教后，她与同是武大毕业的罗结婚了，49年在上海举行婚礼后举家迁往台湾，从此那梦里的白山黑水、那宽阔波澜的巨流河，成了此生都回不去的故乡。
　　齐邦媛生长在国民党官员家庭，她的视角有别此前读过的记录。
　　作者笔下台湾的50-60年代，是他们那代人的黄金年代。台湾盛产甘蔗，无数的甘蔗场源源不断提供蔗糖的同时，丰富的制糖副产品也成了当地畜牧业发展的饲料。这十年间台湾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全部由政府支付，而这笔钱还不到台湾屠宰税的十分之一！可见其富庶。同样的年代里，大陆正承受着难以缓解的饥荒。齐邦媛不理解大学时奔向延安的同学，正如当年的那些同学也不理解她身处危机年代，仍全情投入诗歌一样。
　　这本是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四五十年后，昔日同学少年都年近古稀时再相会，彼此看一面，叹一声，也算这半个世纪来共同的叹息。
　　因为家庭背景，齐邦媛是理所当然的□□派。1938年齐世英开设《时与潮》杂志，迁入重庆后又开设了时与潮书店，当时因国共合作引入不少俄文译书，齐邦媛写她初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被那种鲜明强烈的政治意识所震慑，于是——“我基本□□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我读到这一段时，真的觉得有几分好笑。不是那种讥讽地笑，而是真的切切实实的感到好笑。
　　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三四十年代，齐邦媛随同父亲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作为高级干部的家眷，可以说她几乎没有性命之忧，纵然在那样困难的时代，也不用担心会失学。倘若将她与杨本芬的家人相比，那当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又想起《山居杂忆》里高诵芬提到他们全家被革委会“扫地出门”时，有街坊邻居冲她大喊：“高诵芬，你以后要改改呀！”高诵芬心中暗想：我一世不偷别人的财物，不抢别人的东西。天让我生在富家，嫁在富家，这不是由我选择的。我从未做过坏事，待人一向客客气气，没有贫富之分。
　　她大约是想，何苦有这一遭？也许齐邦媛也这样想。
　　后来读完全书，虽作者自诩“不懂政治”，但她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后来又全力投入文教事业，政治真的离她有那样远吗？纵览全书，不经意间出现过许多次之说，初看觉得好笑，后来想想，大约同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不同吧。
　　齐邦媛的一生，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读罢《巨流河》，也算是窥见那近代苦难的一隅。

　　这几十万字读下来，只叫人感慨，不管怎样的出身、怎样的结局，又是怎样的活过，唯有在这世上留下点什么，也算是璀璨不屈的一生。
　　每个人，都是一颗露珠里微小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