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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悠悠大公桥(138) ...


  •   ▲据说这是民国时的大公桥码头
      偶尔看史料的时候,注意到“西陵社”的幺爷屈仁声在《洪帮“西陵社”与王泉山》中提到过的那个江西帮工头贺元昌。那个家伙生性残暴、打起架来不要命,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加入江西帮,在宜昌打了30年的码头,自然很有名。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为抢占大阪码头,他带领江西帮打死码头工人廖春发,打伤8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为了强行介入中水门码头的盐包搬运,他带领江西帮100多人与对方械斗,打死工人王大贵,打伤14人。是不是有些电视剧《上海滩》、《刀锋1937》的意思?
      这样打来打去,其结果是部分头佬经过暴力行动获得了越来越大多的码头份额,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货源,因为有了钱,有些头佬就可以专门雇用一批打手,冒充工人留在码头上,平时不参加搬运装卸,以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械斗时发挥作用,使得“打码头”从此带有职业化性质。
      而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经过头佬的煽动,又有“讲义气”的宣传,加上保卫自己码头的信念,就使得工人与工人之间、码头与码头之间视如仇敌,平时就怒目相对,一旦引起纠纷,纷争械斗现象就在码头上随时可能发生,就有了“扁担帮”“棍棍帮”“斧头帮”“菜刀帮”的出现。除少数发生重大伤亡的须经见官裁定外,各码头大佬大都私下了结。一般都会选择在西陵社的茶馆里“吃讲茶”,了结既要商议赔偿金额,以安抚受伤人员及死者家属,也要当场赔礼道歉。
      由于码头帮会组织众多,各帮之间不仅会有摩擦,也会为了争夺地盘、争夺资源而“打码头”。打码头实际上是帮会内部一方面依靠官府,一方面依靠社会势力拉帮结派,为了某个地盘的控制权、某个码头业务的管理权而组织的械斗。像贺元昌那样大打出手、出了人命的械斗倒是不太多。平时殴斗之中骨折流血、伤人致残的打码头更是数不胜数。就是有些弄不明白,那个时候人如草芥,打死人怎么也没人管?不仅不以命偿命,连监狱也不用坐,正是咄咄怪事!
      为争夺地盘而引起的械斗实在太多。追溯到最开始,可能就是江西帮与顺治力行为争夺镇川门码头而发生纷争,双方都动了武。在械斗时顺治力行占据城墙制高点,用滚烫的稀饭往在城下发起进攻的江西人身上泼,险些酿成大祸。这场械斗顺治力行占了上风,然而打官司却败诉,从此不得不永久让出了镇川门码头。
      为争夺货源而引起械斗也有无数例子。例如1936年,江西帮和中水门两码头为抢运盐包而发生殴斗,当场打死工人王某,轻重伤工人10余名。1947年,镇川门和小北门两码头因抢抬木耳而发生殴斗,重伤6人。此事刚经调解平息,次年双方又因抢抬红糖而再次产生内讧。两码头虽然同属一个支部,却各为其主,这次打得更凶,双方各有六七人负伤。为此,小北门的码头工人决定7天劳动所得不分帐,用这笔钱请律师万某代与江西帮的头佬贺元昌对簿公堂。
      又回到1947年春夏之交的那个晚上,海员装卸支部本帮(江心)和武穴帮(码头)两支工人队伍为抢装英航轮的煤油而发生殴斗,由于武穴帮事先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提前做好了准备,就严阵以待,打了海员装卸支部的那些码头工人一个措手不及,其中工人黄某被对方用斧头大力劈伤,肚肠尽出,经紧急抬到滨江路上的普济医院(今水上公交分局)抢救,才幸免一死。那种疯狂、残暴和草菅人命的打码头械斗光是想象就有些触目惊心。
      罗洪波是宜昌市码头研究的资深专家,更是早在2003年就在宜昌第一个提出“码头文化”的首倡者。他的力作《宜昌码头文化探源》和《宜昌码头民俗》等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未曾深谈过去的码头帮派和“打码头”的械斗,但我们在交谈中却经常提及。和他所说的一样:临水而建的宜昌城,码头的烙印深入每一寸肌理;只有在当今社会,才能让打码头的过去成为故事、变为记忆。
      所以才说新中国新社会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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