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还很远》纯白阴影

1、1

　　从北京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行程是九小时五十五分。
　　在那个一年只有不到70天阳光的荷兰首都，我遇见了阿姐。那是1998年夏天，她穿一件浅绿色的长衫，裤腿一高一低，正对着墙壁玩手影，悠闲得像只淡漠的蝗虫，酒足饭饱后，把身体蜷起来享受金色阳光。
　　但事实上，阿姐的外号是秃鹫，而非小奸小恶的蝗虫。她与荷兰当地的□□有生意往来，从不与华人结交，还以光头示人，众人称她为秃鹫，那种传说中以吞食腐尸为生的凶猛鸟类。可我只肯唤她为阿姐，就像她只叫我吸血鬼，我辗转万里寻找她，只为索要她的鲜血。
　　阿姐的店铺开在运河边，门极其狭小，要弯腰侧身进出。据说荷兰以门的大小来收税，所以许多房屋都把门建得很小，把窗户做大。当我朝里面张望时，阿姐探出头来，拿着点零九小.手.枪，瞄着，“砰”地一声发了火，我吓一大跳，眦牙咧嘴地退后两步。
　　枪却并没有上膛。我推开弹簧门，门上用大号子弹的铜头串成的风铃快活地晃荡。店堂并不算大，双.筒猎.枪，煤气灯，十八世纪英国绅士的手杖，军用降落伞，小风车……应有尽有。墙上贴着荷兰国家足球队的全家福，博格坎普的名字用水笔圈住，旁边的小卡片上详细地记录了1998世界杯的赛程。
　　店铺迎着西，窗外是清凉的梧桐树和自行车道，我疑心自己正身处中国一个安宁县城，在六月的傍晚，骑自行车载着喜欢的女孩去郊外看夕阳，她在后座哼一支鲜美的歌，沿途雏菊溅开。
　　海若便是这样的女孩，她有一双长腿，书本拿在手里卷起来，辫子一晃一晃的。我们住在川中小城，清晨雨雾弥漫，午后坐在操场上的秋千上背诵单词，晚自习后打着手电筒回家，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流金岁月，踢踏而过，我想必然会和她相守一辈子。
　　然而海若患有地中海性贫血症，必须进行骨髓移植，她的血型却是极为罕见的P型血，全世界这种血型的人不超过100名，就连国内几大稀有血型库也没有储存。医院向社会发出ＳＯＳ求救血源未果后，不得不向国际卫生组织求援。
　　通过资料搜索，专家查到有名女子即是P型血，可她的工作单位却证实数年前她便非法滞留在德国，听说辗转中又去了荷兰，此后便不知下落。而另外几名P型血的国际救援者的骨髓配型不合，因此，这女子便成了海若的希望。

　　我从北京飞抵阿姆斯特丹，拿着女子多年前的小照，在华人圈挨个询问，仍无功而返。快要绝望之际，在中国杂货行偶遇买花椒的女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她看照片，她表示不认识，倒是她身边的荷兰男伴说运河一带有东方女子和照片中人一样，眉毛下面有一颗黑痣，她找过做整形医生的他要求去掉，但它太靠近眼球，手术风险较大，最终作罢。
　　沿着运河寻来，及至阿姐就在我眼前，我仍是无法判别她是否就是我要找的人，除了那颗印记鲜明的痣之外。我同她聊店内的商品，她不置可否地听着，突然打断我，摇晃着加了冰的可乐，慢吞吞地说：“我知道你的来意，你这只吸血鬼。”
　　说话间有男子推门进来，阿姐和他用荷兰语交谈，偶尔夹杂着日语。我只依稀听得懂“消.音.器”和“左轮”等词汇，不到五分钟，男子便随她走进店堂后面的小屋。我走到一旁，桌上放着《圣经》，随手翻开的一页写着：神啊，我心坚强。里面夹了很多照片，是极年轻的阿姐，穿鲜亮红裙，黑发如瀑，坐在高高的台阶上拉大提琴，背景是洁白云朵。
　　男子很快离去，阿姐站在我身后，我回头，扬起照片：“你以前像个飞檐走壁的侠女，明艳率性，神灵活现。”
　　阿姐问：“现在呢？”
　　我说：“看起来像废了武功的人，别说奔跑，就连剑也提不起来。”
　　阿姐似被触动，沉默片刻，叹口气，转了话题：“刚才那个人还得过来，忙完了我就随你去医院抽血检测。”
　　这就是阿姐的生活了，名义上开着不大赚钱的古董行糊口，暗里却在做枪火生意。阿姆斯特丹的□□如果想杀死某人，一般不会从内部找人，而是雇用东南亚的杀手，进入荷兰杀人之后就走，阿姐则为杀手提供枪支，在这一行，她已具有良好的口碑。

　　捐献者将骨髓输给患者之前，必须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配型相合者才可以进行移植，否则将发生排斥反应，危及患者的生命。等待结果的那几天，天气好的午后，我们会在街上走走，阿姐最喜欢水坝广场一带，有轨电车和自行车来来回回，南美浪人在卖唱休息，喝啤酒，吸大.麻。
　　在这个色情业和毒品完全合法的国度里，海鸥飞翔，歌舞喧嚣，红灯区橱窗里冶艳女郎在讪笑，吸毒者迎上来向阿姐讨十块钱。我看着她的背影，她穿军绿色长裤，裤管掖进牛皮短靴，像民国时期的少年统帅，骄矜中流露出一丝满不在乎的匪气。她正阔步走在1998年阿姆斯特丹的风里，街道阔朗整洁，天空是凡高笔下纯净饱满的魔幻般的蓝。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来到荷兰并不是为了寻找她，而是为了认识她。我惊恐地发现我的女朋友海若是美人隔云端，必须小心呵护，看管好她的霓裳，不敢有丝毫怠慢，惟恐哪天就如同织女飞走。而阿姐英俊磊落，可端详，可恋慕，亲切得能够随时拉着她的手，和她大笑奔跑在这湖水和郁金香之地。
　　海若是我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像早晚刷牙，下雨收衣服，以及赡养父母那么自然而然。可是，令人迷恋和上瘾的往往恶习，比如抽烟，比如吃易于发胖的油炸食品，比如躺着看书。阿姐就是我的恶习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终究会被勒令着要改正的，我要贪婪地吃，粗暴直接。
　　阿姐开一辆红色小高富，风驰电掣，在深夜的阿姆斯特丹，冲完了一盏红灯又一盏，速度让人晕眩而愉快。她说想到画龙点睛的故事，她就是那条龙，我是点睛之人，吹口仙气，龙就活了。
　　唐人街的台湾馆子里，唱片机里播着闽南小调，阿姐喝了酒，忽然轻声地哼唱，接着说起旧事。她曾经是中国某管弦乐团飞扬的大提琴女郎，随团来欧洲演出时，偶然邂逅英俊的德国男子，并羁留在柏林。
　　然而后来男人不告而别。阿姐再不能回国，德国到荷兰是不需要查护照和办手续的，就这样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流落在阿姆斯特丹。
　　初到荷兰，阿姐尚是一把长发，当过为死者整形的化妆师，在女同性恋集会的夜店里做talk girl，还是装修公司的木匠师傅，最擅长抡起酒瓶子打人。某天路遇好心的荷兰籍女子愿意帮忙提供担保，于是在卡尔弗街买了一打粉红玫瑰送给对方，办了居留证，开了小店铺，埋名隐姓，剪去头发，改变服饰风格，从此绝口不提过往。
　　桌上有花，阿姐脸上有轻微的郁金香影子，我有些难受，才明白自己是天生的薄情郎，我为救海若生命而来，可我爱上了她的恩人，当她躺在幽寂清冷的病床上辗转反侧，我却坐在灯火辉煌的餐厅里为别的女子魂不守舍。
　　阿姐，海若是春天般的女孩，比我小两岁，爱玩爱闹，纯如白纸，她不可多得。可是阿姐，我喜欢的是夏天，而我原是不知道的。

　　天还未黑，街上已寂寂无人，远处有水手的浪笑声隐约传来。夜色深蓝，令人怀想如水的中国江南静夜。而这分明是异国的漫漫长夜，一对男子在树影下拥吻，路旁有染血针管，都在提醒我已身在万里之外。
　　那么，阿姐是在什么时候出的事？在我拿到化验单，得知阿姐和海若的血液完全匹配的时候？在我打电话回北京报喜的时候？我只想得起那是1998年6月，阿姆斯特丹万人空巷，无数球迷涌进酒吧观看世界杯开幕式。
　　是那哗声惊人的嘈吵掩盖了运河两岸的枪声吧？有杀手来阿姐的店中买.枪，未出店门就交上火，阿姐遭到流弹击伤。等我赶回店铺，在黑沉空气里摸到一手的血。
　　阿姐的血汩汩地流着，我抱起她，按着她颈旁的伤口，可血还是从我指间涌出来。我只觉浑身冰凉，怀疑举头三尺其实并无神明。而那句“神啊，我心坚强”，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姐，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这夜黑下去，完全黑下去，仿佛将永不再有明天。
　　我没有执照，照样驾车，车厢内血的腥热气味浓郁，阿姐，生命是唯一属于我们的东西，竟也由不得我们自己作主。经过水坝广场，头顶有直升机飞过，一闪一闪，忽地听见巨大欢呼声……阿姐，是巴西队赢得了揭幕战吗？
　　由于阿姐平时没有为自己储血，医院无法供应P型血为她输血，最终，她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凌晨三时零五分过世。当夜，专家从她的双侧髂骨处抽出约每公斤体重十五毫升的骨髓，经过滤处理后装入血袋，我搭乘最快一趟返回北京的飞机，将她的骨髓通过海若的中心静脉输入体内，完成骨髓移植。
　　阿姐，我从不知生命的流逝是这么一件眼睁睁的事情，我从不知人的身体里蕴藏的脆薄的液体，可以完全令一个人死，或者令一个人生。

　　阿姐，1998年的世界杯上，齐达内成全了法国，贝克汉姆金发闪耀，欧文尚是初出茅庐的青涩少年，博格坎普一脚定乾坤，使荷兰队2：1力克阿根廷队。
　　如今，小你8岁的我今年已经与你同年。又是一届世界杯，在你终生难忘，却终生不会再履的德国大地上，你迷恋的荷兰队将会上演怎样的传奇？阿姐，我会一一说与你知晓，如同那个夜晚，你让我答应你，替你看每一天的太阳。
　　我回了一趟阿姆斯特丹，你的店铺还在，苔藓爬上墙角，《圣经》摊开的那一页是《马可福音》：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酥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我把它带回中国，摆在我的枕边，夜夜夜夜，它都在。
　　阿姐，这些年过去，我不再热衷重金属。我努力工作，每天忙得像陀螺，坚持早锻炼，在健身中心办了年卡，没事就过去打网球。我听你的话，信守承诺：不提起你；找个不太费力的工作；过平常的日子，三五知己，父母皆康乐——你要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可惟独子孙满堂这一点，阿姐，我做不到。
　　海若早已康复，可我没办法说服自己和她结婚，尤其是当她的体内有你的鲜血奔涌。我不能若无其事地视这些为无物。阿姐，娶妻生子本是世间绝大多数人都遵循的轨迹，像四季更迭般顺理成章，我懂。
　　可是阿姐，我原以为，可以在老了以后，坐在阳光下的摇椅里，和你一笔一笔地清算，某年夏季我们互欠一个拥抱，某个黄昏你别过脸去，没有对我微笑。我们会算很久很久，你知道，老年人的记性总是不那么好的。阿姐，我原以为，会是这样的。

　　2006年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