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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尾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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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的几年里,龙富荣学会了喂牛,放马,插秧,割稻。后来上头管得不那么严了,他这种身份的因为有技术,也能去开拖拉机,去做一点维修工作了。再过了一阵,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突然间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死于非命。全国上下都大为震动,农场的人们也都傻了。
伟大领袖的语录本上,与那位亲密战友有关的书页都撕了下来。这项工程不小,新华书店的库存需要赶紧处理,龙富荣他们这些劳改的人都被叫去帮忙。大家坐在一个操场上,一字排开,一摞摞语录搁在面前,一声号令,众手齐撕,白纸纷飞,蔚为壮观。有些人撕得兴起,不分青红皂白地撕错了页,搁在从前是了不得的大错,如今被人看见了也只是斥责两声,拿走那本无辜的书,还让接着撕。龙富荣一边动手一边想,要变了。又要变了。
只是风云变幻又能给他这样的普通人带来什么呢?说到底他也不过是想平凡的活着,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可这终究也没能实现。
再过了一些日子,国家号召工厂要努力抓生产,各处都缺技工。龙富荣的劳改期限也到了头。回到原来的岗位是不可能的,但一些集体小厂还是愿意要他。借着这个机会,他终于回到了原来的城市,住回了家里,和母亲一起。他一直有意和母亲疏远,这些年又全无音讯,如今母子终日相对,两个人都觉得别扭。他和云同志的婚事两家也都谈过了,他惦着搬出去住,可总是不能如愿。最后龙富荣的母亲说,你就在咱院子里自己拿砖砌个小房得了。他想,这也是个办法。
有一天他上街去买镜子,走了几家商店不是没有,就是不合要求的款式,只好往市中心走。这些道路原本他是走熟了的,可一别四年,他走在这里反倒没有踩在田埂上自在。走着走着,他停住了脚步,眼前的巷子口遥遥露出一栋筒子楼。那是严伟年的家。
他犹豫着。终于还是没有进去。他想那房子没人住,最后一定是充公了。没什么可看的了,没什么了。
这时他看到一个穿着蓝色人民装的人在那栋筒子楼前打转儿。那身人民装簇新,显得过分整洁和干净,透着事先准备的味道。那人不时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纸,嘟嘟囔囔背诵着什么,又像是安慰自己一样地说:“有的可据实回答,据实回答。”龙富荣知道这是为了应付外宾。自打和世界上最大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以来,就陆续听说有外国人来访。可这儿又不是什么景点,外国人来这儿干吗?
他站那儿没走。从巷子那头匆匆跑来一个人,告诉人民装说:“来了来了。”人民装赶紧揣好稿子,热情地迎了上去。龙富荣探着头瞧,觉得挺意外。来人跟电影上那样穿着西装,可是并不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而是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年人,跟大家没什么两样。他跟人民装握握手,问他话时说的也是带点本地口音的普通话。龙富荣本来事不关己地看着,突然心猛地一跳——他听到了一个久未提起的名字。那人在问严先生。隐隐传来的谈话好像是说,他是严先生的老朋友,七八年没了音信,最后寄来的信上是这个地址,可人不在了。人民装咧着嘴笑着,说,啊,我知道,老邻居嘛,都熟。他们家搬走了,搬去哪儿倒是不知道……
龙富荣奋力挤了上去。马上便有人围上来在他两边,抵着他的肋骨低声说:“想干嘛?老实点。”那外宾注意到了龙富荣,疑惑地打量着他。龙富荣推开想要阻挡他的人,大声说:“严先生我认识,他已经去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人,叫同志也不合适,叫先生他觉得别扭,干脆直通通地说了。人民装一脸尴尬,连连说:“哪有这回事?有这回事吗?”那外宾先是惊呆了,继而像是领悟到了什么,马上追问了一句:“严家还有其他人吗?”龙富荣说:“严先生有两个儿子,有一个还活着,叫严洪年,在老家乡下……”
那外宾脸色变了,周围的人脸色也变了。人民装不再笑了,狠狠地盯着龙富荣。跟着外宾的人上前很客气也很坚定地要那外宾离开这里。他低声地问着什么,这些人只是摇着手让他走。他身不由主地被他们推着,临走时无奈而感激地看了龙富荣一眼。他应该不清楚龙富荣这么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本能地感到了凶险。
龙富荣没有动,也动不了,被一边一个的便衣盯住了。他知道,等那个外宾走到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他们就会抓他、查他。会把他怎么样?拘留?送回农场?关大牢?还是……
他几乎感到有点乏味:这些他都经历过了。其实还有更坏的,那些也经历过了。他们能把自己怎么样呢?好像也无所谓了。
他望着远去的那人的背影,希望他能记住严洪年的名字。他只提了洪年,那个严家活着的儿子。而那个死去的……只有他来纪念。
他坚定地守护着严伟年坟茔的秘密,一如从前想要保护他的愿望那样强烈。
严伟年葬在了青春山,那棵他们不知名的树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