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碎开始长大》楚婉吟

40、不可再生的时光

　　很快就到了我要回加拿大的时间。

　　日子原本是慢慢向前走的，可当离开的日期被圈在日历上，时间忽然变得具体而锋利。那些原本松散的日常开始有了倒计时的意味。家里的一切似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餐桌上依旧是母亲做好的饭菜，厨房里锅铲碰撞的声音清脆又熟悉，阳台上晾着刚洗好的衣服，风轻轻吹动窗帘。电视里播放着她爱看的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生活仍然一如既往。

　　可我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悄悄变化。

　　那几天，母亲看我的眼神，比往常多停留了一秒。那一秒很短，却足以让人察觉。

　　她没有说舍不得，也没有说“早点回来”，更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明显的情绪。她依旧像平时一样，做饭、打扫、整理家务，甚至还会笑着说些轻松的话。可她偶尔沉默的瞬间，眼神里那一抹闪过的柔软，我看见了。

　　直到现在，我也分不清，是母亲不好意思表达她的情绪，还是她怕我难受。母亲向来克制。她不习惯把情绪摊开来讲。她的爱总是藏在细节里，藏在饭菜的味道里，藏在叮嘱的语气里。她从不轻易说“我舍不得你”，但她会反复问我机票时间，会一遍遍确认行李有没有收好。

　　无论如何，我知道母亲是爱我的。这一点，从来不需要语言来证明。

　　人们常说，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要看他为你做了什么。这句话在那段时间里显得格外真实。

　　航班前几天，母亲开始提醒我收拾行李。她站在房门口，看着我散落在床上的衣服，说：“差不多该收拾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带的，这几天还有时间去买。”语气自然，甚至带着一点日常的随意，好像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准备。

　　而我当时的想法却很简单。

　　“那么着急干什么，我也就带一个箱子，加拿大华人超市都买得到的。”

　　我说得轻描淡写，甚至带着一点理所当然。好像世界很小，好像距离不过是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好像一切都可以随时补上。

　　那时的我并不明白母亲的心态。

　　她总是尽她所能，把最好的给到我。她所谓的“最好”，不是价格昂贵，而是她多年生活经验里筛选出来的安心。就像之前，她坚持让我带一口锅去加拿大。

　　她拿着那口锅反复跟我说：“这个锅很好，不起油烟，对身体好。你在那边做饭也能用得顺手。”她甚至认真地讲起锅的材质，说这种材质受热均匀，不容易糊底，用油少，对身体好。她说这些时神情专注，仿佛那不仅仅是一件厨具，而是一种延续到远方的保护。

　　可母亲不知道，我其实和她不同。我没有把做饭当成兴趣，也没有把厨房当成生活的中心。对我来说，吃饭只是维持日常的方式，能吃就好。我并不追求厨艺的精致，也不执着于烟火里的仪式感。

　　可最后，我还是听母亲的话，把锅装进了行李。不是因为我真的需要，而是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心。

　　其实母亲什么都明白。她明白我怕麻烦，不想带太多东西。也明白我和她对生活的期待不同。可她还是尽她所能，把她能给的东西都准备好。也许她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把爱变成具体的形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很幸福。可惜，身在福中不知福。

　　几天之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机场。车子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窗外的景色一幕幕后退。那些曾经无数次经过的路口，此刻却显得格外清晰。我们没有太多交谈，只是说着航班时间、转机安排、落地后记得发消息。母亲的语气平稳，甚至带着一点刻意的轻松。可车里的空气很安静。

　　到了机场，母亲帮我推着行李，走进人群。大厅里广播不断响起，拖着行李箱的人来来往往。分别在这里显得如此日常。母亲坚持把我送到安检口。她明明知道我没问题。来来回回飞过太多次，流程再熟悉不过。可她还是站在那条线外，看着我把背包放上安检传送带，看着我脱外套、拿电脑，看着我一步步走向通道。

　　她的目光没有离开。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母亲不是担心我做不好，而是还想再多看看我。毕竟这一离开，又是好久不能见面。可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挥挥手，转身离开，心里想着回到加拿大之后的安排。

　　回到加拿大，我稍微休整了一下，准备迎接最后一学期的研究生生活。在回国之前，我已经修完了所有课程。剩下的，是毕业论文。

　　早在回国之前，我就已经在考虑导师的事情。那是在研究生第二学期时。田和林的课程进度比我快，他们计划暑期就开始找导师写论文。我也开始关注这件事。我问田打算找哪位导师。她告诉我，要按照导师擅长的领域来找。如果想研究发展经济学，就找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就找一个认真负责、熟悉你的导师。不然遇到一个不太积极的，会很头疼。听完她的话，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倾向。

　　但论文毕竟是重要的事情，我还是想和母亲商量一下。虽然母亲不了解国外学术体系，但她在教育界多年，对“导师”这个角色有自己的理解。母亲说，既然 V 教授之前帮过你，人也 nice，还比较喜欢你，那找她是不错的选择。她了解你，合作起来会顺畅。其实在找母亲之前，我心里已经有答案。

　　我的个性不算特别主动。如果没有人督促，很容易迷失方向。我需要一个会指引我、会督促我往前走的导师。于是，我给 V 教授发了邮件。第一封回复让我有些失落。她说，在我写论文的那学期，她会休假。看到那封邮件时，我心里一沉。我甚至以为那是委婉的拒绝。毕竟她是我的第一选择。

　　可没多久，我又收到一封邮件。她说，如果我不介意，可以通过 Skype 视频讨论论文进展。因为休假期间她不带其他学生，只带我一个，应该不会影响她的研究计划。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才知道，教授工作几年后可以有带薪休假时间，用来做研究和写论文。原来那并不是拒绝。就这样，我成为了 V 教授的学生。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接下来等待我的，是一段怎样的磨炼。

　　九月份很快就到了。

　　开学前，我一直和 V 教授保持邮件联系，也反复思考我们可以一起做怎样的课题。可当真正面对她时，我却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清晰的想法。经济学领域我接触得还不够多，平时也并没有特别关注那些所谓“炙热”的学术话题。视频那一端，V 教授看着我，我却一时间说不出什么具体方向。

　　那种沉默并不是无知，而是一种不自信。我记得那次 Skype 通话的画面。屏幕那头的 V 教授神情平静，她没有催促我，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她似乎早就看透了我的犹豫。沉默了几秒之后，她主动开口，问我是否有兴趣做一个关于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模型。

　　她大致解释了一下：在医疗资源匮乏的阶段，我们应该把资源优先投入到生命的质量，还是生命的长短？她希望这篇论文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不做数据分析，而是通过构建模型、推导结论来完成。她补充说，理论模型对数学要求更高。她觉得我数学基础不错，可以尝试。

　　我当时并没有太多宏大的想法，只觉得既然已经选择了她，而我自己也没有更明确的方向，那不如信任她的判断。或许这正是一次突破自己的机会。于是，我们定下了论文课题。

　　刚开始，一切似乎还算顺利。V 教授让我先阅读相关文献。那些日子，我的桌面堆满了打印出来的论文。纸张翻动的声音成了每天的背景音。我在文献中寻找空白，寻找可以切入的角度。我们必须确保研究内容是前人没有涉及过的。慢慢地，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我以为接下来就会开始写作。

　　可我又一次想错了。V 教授的下一步计划，是让我先建立一个经济学模型。她说，在真正写论文之前，必须先想清楚模型结构，假设条件，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必须自洽，逻辑必须严密。那段时间，我的进度明显比其他同学慢了很多。别的同学已经开始动笔写论文，甚至写了大半。而我，却还在纸上反复推导，连第一行正文都没有敲下。

　　焦虑慢慢出现。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方向，是不是能力不足，是不是太慢了。每次打开社交软件看到同学们讨论写作进度，我的心都会微微下沉。可我也不断提醒自己：相信 V 教授。她有她的节奏。

　　很快，新的挑战出现了。V 教授建议我使用 LaTeX 来写论文。她说，这个软件排出来的公式比 Word 更漂亮，也更专业。

　　那时候，AI 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随时可以给出详细教程。我只能自己去网上查资料，看论坛帖子，一点点摸索。第一次打开 LaTeX 界面时，我几乎无从下手。代码像一片陌生的语言。一个符号写错，整个公式报错。我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才逐渐摸清基本操作。

　　那两周，我几乎每天都在反复尝试。删除、重写、编译、报错，再删除。深夜时分，屏幕的光映在墙上，我盯着那些字符，像在和它们较劲。当我第一次成功编译出一个完整、漂亮的公式时，心里竟然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可以学会。

　　终于，在只剩一个月的时候，V 教授说，前期准备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写作了。那一刻，我既兴奋又紧张。

　　研究生之后，我们可以去九楼的小自习室学习。那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窗的位置总能看到校园的草坪。傍晚时分，阳光会透过玻璃斜斜地落在桌面上。写论文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桌上堆满草稿纸，旁边放着咖啡杯。橡皮擦屑落在纸上，像细碎的雪。键盘敲击的声音在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就在那间小自习室，我认识了阿雪姐姐、阿西学长和 Lee 学弟。

　　阿雪姐姐总是带着温柔的笑。阿西学长话不多，却很沉稳。Lee 学弟则常常开玩笑，给紧张的氛围添一点轻松。时间久了，我们变得熟悉。多年以后，阿雪姐姐仍然记得我那时的样子。她说：“阿遥那时候很英姿飒爽，吐槽吐得很狠，但总感觉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在撑着她向前。” 我听到这句话时，总是很有画面。

　　那时的我，嘴上总说自己没什么上进心。可心里却不允许自己落后。我非常清楚，研究生的机会来之不易。我不能辜负它。V 教授对论文要求很高。

　　第一次收到她的修改意见时，我紧张得手心发汗。打开文件后，红色批注几乎铺满页面。原本以为写得还不错的段落，被改得面目全非。可在邮件里，她写了一句：“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那一句话，对我而言弥足珍贵。那是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都顺利。

　　有一次，她让我修改一段内容。我确实改了，只是没有放在原来的位置。她在批注里写得很严厉，说让我以后必须按照要求修改，不要浪费她的时间。那一刻，我有些委屈。甚至想解释。可最终，我没有解释。我慢慢明白，对于专业，她从不含糊。她的严格，不是针对我，而是对学术的尊重。论文最终在截止日期前提交。

　　按理说，提交后还需要第二读者给意见，再做修改，最后得到 V 教授确认，才算真正完成。可在这之前，母亲已经计划好了毕业旅行。她想和我一起去马尔代夫。她说听说那里未来可能会受到海平面影响，想趁现在还能看到最美的海时去看看。我答应了。

　　可问题是，二次修改还没有完全确认，而我必须立刻坐飞机回去，不然就赶不上旅行。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 V 教授。她听完之后说，她会和同事打招呼，提前确认。虽然她还没来得及亲自看我修改后的版本，但她相信我会按照意见认真改好。她相信我。

　　那一句“我相信你”，让我心里忽然安静下来。她不仅是导师，也是我的贵人。

　　写论文的那段时间里，我偶尔会听到一些同学的消息。田和林的事情，是在那时慢慢传开的。林的家在温哥华，一毕业就回温哥华去了，而田却决定去多伦多发展。于是，他们异地了。

　　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异地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刚毕业的阶段，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做选择。工作、城市、发展方向，这些现实问题不会因为感情而自动让步。可那时，没有人多说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沉默着。

　　那时候的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很理性，甚至有些冷静得近乎残忍。我在心里分析，如果知道最后会分开，那一开始是否就不该开始？如果结局注定不是在一起，那投入是否显得多余？我甚至会想，如果是我，或许会在知道可能的结果后，及时止损。

　　后来多年以后，我问过田，她是否后悔那段感情。她说不后悔。她说，其实有过，就已经很好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只在乎结局。

　　那时的我无法理解。可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自己有多幼稚。人生不是一场可以预先计算回报率的投资。有些经历，本身就是意义。而那时的我，却总是习惯用理性衡量一切。

　　写论文期间，我依旧保持着每周和母亲通电话的习惯。无论再忙，我都会抽出时间。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总是带着熟悉的温度。她会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熬夜太晚。可她从不只是问成绩。她更关心的是，我开不开心。

　　“最近开心吗？”她总会这样问。那时的我，总是匆匆回答一句“还行”，然后开始讲论文的进度，讲导师的修改意见，讲自习室里的趣事。母亲总是安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那你要注意身体。”

　　她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充实。她会跟我讲最近学做的新菜，讲菜市场的价格，讲邻居家的小事。她喜欢做饭，每天在厨房里研究新的做法。对她来说，忙碌是一种快乐。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些看似平常的电话，是多么珍贵。

　　那时的我，总觉得时间很长。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等我毕业了，也许回国找工作，就能陪在母亲身边。陪她做饭、买菜、聊天、看电视。陪她慢慢老去。

　　晔曾经和我说过，她觉得父母年纪大了，要多回去陪陪她们。那时的我完全不以为然。我觉得母亲身体好，还年轻，精力充沛，哪里需要担心那么多。

　　现在回想，那是一种多么自负的想法。我以为时间站在我这边。我以为所有的分别，都只是暂时。我以为母亲会一直在那里。

　　可时间从来不会提前提醒。

　　它不会告诉你，这一次送机，和之前的送机有什么不同。
　　它不会告诉你，这一通电话，是未来会反复想起的一通。
　　它不会在某一天特别标注：“请珍惜”。

　　我们总是在事后才明白，某些时刻已经成为无法复制的过去。

　　那几年，我忙着写论文，忙着证明自己，忙着为未来铺路。我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优先顺序。我以为只要努力，未来就会完整。

　　可后来我才明白，人生的完整，并不只来自成绩与毕业证。

　　有些陪伴，是不可再生资源。
　　有些拥抱，是有限次数。
　　有些告别，是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

　　我曾经以为自己理性、清醒、规划明确。可我最大的盲点，是对时间的轻率。不是我不爱母亲。而是我以为爱可以被推迟。我以为“以后”两个字足够长。现在回头看，那是我最天真的地方。

　　如果可以重来，我会在机场多抱她一下。我会在她坚持送我到安检口时，回头多看一眼。我会在电话里多听她讲几句厨房里的细节。我会把那口锅带回加拿大时，心里更郑重一些。

　　可人生没有重来。只有回忆。而回忆，是迟来的明白。

　　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

　　母亲，您听到了吗？

　　我真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