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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加州篇(陈知视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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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时候,是早晨七点十三分。
我靠窗坐着,看机翼下那片陌生的土地缓缓逼近。太平洋在晨光里泛着粼粼的金色,远方的山丘连绵起伏,像沉睡的巨兽。机舱里开始骚动,人们站起来拿行李,手机开机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没有动。
手机就在外套口袋里,关机。我不想开机。不想看到任何可能的消息,艾玛发的,或者,什么都没有。
还是什么都没有更可怕。
出口处有人在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陌生的人名。我拖着行李箱从他们身边经过,融入人流,像一滴水落入海里。
没有人等我。
这是我自己选的。
学校安排的临时公寓在斯坦福校园附近,一室一厅,家具齐全,窗外能看到一小片桉树林。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华人阿姨,姓周,人很热情,帮我提行李上楼,给我指附近的超市、公交站、中餐厅。
“小姑娘一个人来读书啊?”她问。
“嗯。”
“不容易。”她拍拍我的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阿姨说。”
我点点头,说谢谢。
她走了。门在身后关上。
我站在那个陌生的房间里,看着窗外陌生的桉树,听着远处陌生的鸟叫,忽然不知道该干什么。
坐了大概一个小时,手机响了。
是林薇姐。
“小知,到了吗?”
“到了。”
“怎么样?安顿好了吗?”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但我也知道,我没办法让她放心。
“姐,我没事。”我说,“真的。”
“小知,”她的声音有些涩,“有什么事就给姐打电话。不管几点,知道吗?”
“知道。”
挂了电话,我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打开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
书,衣服,日用品。每一样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找到它们的位置。这个过程很机械,不需要动脑子,正好适合此刻的我。
收拾到最后,我在箱子夹层里摸到了一个小东西。
拿出来一看,是那枚戒指。
我愣住了。
不是还给许言了吗?怎么会……
然后我想起来了。那天走得太匆忙,太混乱。我把装戒指的盒子留在了床头柜上,以为那是还给她的。但这一枚——是我一直戴在手上的那枚。
什么时候摘下来的?不记得了。也许是那天收拾东西时,下意识放进了箱子。
我握着那枚戒指,站在午后的阳光里,很久没有动。
最后,我把它放进了抽屉最深处,压在几件旧衣服下面。
就当,从没存在过。
二
第一个月,是最难熬的。
课业很重,导师要求很高,每周要读的文献堆起来有一尺厚。我把自己埋进去,早上七点去图书馆,晚上十一点才回来,中间除了吃饭,不给自己任何空隙。
累到极致的时候,反而不会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但也有避不开的时候。
比如深夜回公寓,一个人走在安静的校园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会忽然想起,以前在纽约,也有这样走夜路的时候。那时是去实验室找她,手里提着夜宵,想着她看到我时,眼睛里会亮一下。
现在没有人等我。也不需要给任何人送夜宵。
比如周末,公寓里太安静了,能听见冰箱运转的嗡嗡声。会忽然想给她打个电话,听听她的声音。但号码按到一半,又删掉。
说好了的,结束。
结束就是结束。
那段时间,我开始习惯一个人。
一个人去超市,推着购物车,慢慢挑。以前总是嫌她买得太快,不看价签,不看保质期。现在没人催了,可以慢慢看。但看着看着,会对着两盒牛奶发呆,不知道哪个更好。
一个人吃饭,在公寓那张小桌子上,对着电脑,一边吃一边看文献。以前总是被她念叨“吃饭别看电脑,对消化不好”。现在没人念叨了,可以随便看。但看着看着,会发现筷子停在半空,不知道自己刚才吃了什么。
一个人睡觉,蜷缩在那张陌生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以前总喜欢靠在她怀里,听她的心跳,数到一百多就能睡着。现在听不到心跳了,数什么都没用。往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才能迷迷糊糊睡过去。
有一次,凌晨两点多,忽然有人敲门。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么晚了,会是谁?
打开门,是隔壁的邻居,一个白人老太太,抱着只猫,满脸歉意。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我钥匙忘在家里了,手机也没带。能借你电话用一下吗?”
我让她进来,把手机递给她。她打完电话,道了谢,抱着猫走了。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忽然发现自己刚才开门的那一刻,心跳得那么快。
我在期待什么。
期待敲门的是她吗。
怎么可能。
她已经放手了。
是我让她放手的。
三
秋天来了,桉树的叶子开始变黄,风里带着凉意。
有一天,下课经过学校广场,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举着牌子,喊着口号。走近了才听清,是LGBTQ+社团在搞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同志游行预热。
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那些彩虹旗在风里飘扬。
有个女孩注意到我,走过来,递给我一面小旗子。
“Join us?”她笑着问,眼睛很亮。
我接过那面旗子,没有加入游行的队伍,只是站在原地看着。看着那些脸上带着骄傲笑容的人,看着那些牵着手的伴侣,看着那些为孩子举着小彩虹旗的父母。
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
那些年,我很少在这样的场合出现。总觉得不需要,总觉得那些标签和身份没什么意义。直到此刻,站在陌生的校园里,看着陌生的人群,才忽然意识到——
我也是一个。
我也是她们中的一个。
那天晚上,我在公寓里把那枚戒指从抽屉深处翻出来。
对着台灯看了很久。戒指内侧刻着两个小小的字母:XZ。
许言的许。
我的知。
XZ。
我把它套在无名指上。尺寸刚好,像它本就应该在那里。
然后我摘下来,放回抽屉。
还不是时候。
四
第二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个人。
她叫苏菲,是系里的博士生,比我高两届。法国人,研究方向是科技伦理和社会学的交叉,跟我有很多共同话题。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seminar上。她坐在我旁边,中途递过来一张纸条:你的发言很精彩,但福柯那段引用可以再深入一点。
我看了她一眼。她冲我眨眨眼,棕色的眼睛里有狡黠。
后来我们经常一起喝咖啡,讨论论文,吐槽导师,分享各自的研究进展。她很聪明,也很敏锐,总是能一眼看出我论文里的漏洞,然后毫不客气地指出来。
“陈,”她说,“你这里论证太绕了,法国人看不懂。”
“法国人?”
“就是正常人。”她耸耸肩,“正常人看不懂。”
我忍不住笑了。
那段时间,我笑的时候比以前多了。
五月的某个傍晚,我们在校园里散步。夕阳把一切都染成橘红色,远处的山丘像燃烧的轮廓。
苏菲忽然停下来,看着我。
“陈,”她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
“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愣住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或者,”她放轻了声音,“有过。”
我沉默了很久。
“有过。”我说。
她点点头,没有追问是谁,在哪里,为什么分开。
“那,”她说,“还有可能吗?”
我知道她在问什么。
我看着远处的山丘,看着那片燃烧的橘红,想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公寓里,对着窗外的夜色,想了很久。
苏菲很好。聪明,温柔,懂得进退。如果我想开始新的生活,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我发现自己做不到。
不是因为还恨她,不是因为还怨她。
是因为——
还爱她。
那个念头像一记闷雷,在胸腔里炸开。
是的。还爱她。
这些年,我以为自己可以用忙碌填满,用距离消解,用时间治愈。但此刻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填不满、消不散、治不好的。
那个人还在那里。在心底深处,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在每一次看到和她相似的身影时,悄悄地疼。
第二天,我去找了苏菲。
“对不起。”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惊讶,只有淡淡的了然。
“我知道。”她说,“从你第一次提到‘纽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怔了一下。
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
“陈,你说话的时候,提到纽约时的语气,和提到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很轻,很小心,像怕惊动什么。”
她顿了顿:
“那时候我就知道,那里有一个人。”
我站在原地,说不出话。
她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
“如果有机会,告诉她。”她说,“有些话,不说出来,会后悔一辈子。”
五
第二年秋天,我开始写博士论文。
选题是关于技术伦理和社会不平等的交叉领域。导师很支持,说这个方向很有前景。我把自己埋进文献和数据里,一埋就是一年多。
那段时间,我和外界的联系降到最低。林薇姐偶尔打电话来,说些家长里短。我听着,应着,挂了电话继续写。
关于许言的消息,我刻意不去打听。
但她偶尔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有时候是那个雨夜,她站在别墅门口,眼睛里是我看不懂的情绪。有时候是赛车场上,她开车冲过终点,脸上带着疯狂的笑。有时候是凌晨醒来,她躺在我身边,睡得很沉,睫毛在眼底投下淡淡的阴影。
梦醒之后,我总是盯着天花板,很久才能重新睡过去。
第三年春天,论文终于有了雏形。
导师说,陈,你该出去走走了。再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闷坏。
我没听。
直到有一天,在图书馆查资料时,忽然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躺在医务室的床上,头顶是刺眼的白光。护士在旁边记录什么,见我醒了,走过来问感觉怎么样。
“还好。”我说,声音沙哑得吓人。
“低血糖,加上过度疲劳。”护士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不赞同,“年轻人,身体要紧。”
我点点头,说谢谢。
那天晚上,我躺在公寓里,看着天花板,忽然想起那年许言说的话。
“你以为你离开,是为我好。”
“你有没有想过,看你这样折磨自己,我是什么感觉?”
我闭上眼。
没想过。那时只想逃,只想着怎么才能不拖累她。从来没想过,她也会疼,也会等,也会在无数个夜晚,像我一样睡不着。
第四年秋天,我拿到博士学位。
毕业典礼那天,阳光很好,校园里到处都是穿着学位袍、捧着鲜花的学生和家长。我一个人站在人群中,抱着那本装订好的论文,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林薇姐打了电话过来,说恭喜。我听着她絮絮叨叨地叮嘱,说要注意身体,说有空回来看看,说她和甜甜都很想我。
挂了电话,我站在原地,忽然很想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号码按到一半,又删掉。
三年多了。也许她已经有新的人了。也许她早就忘了我。也许——
“陈知。”
身后有人叫我。
我转过身。
没有人。
只有阳光,人群,和那些陌生的笑脸。
六
第五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邮件。
是国内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函。主办方是上海一个很有声望的研究机构,主题正好是我这几年研究的方向。
我看了三遍主办方名单。
没有她。
当然没有她。
那我在期待什么。
那封邮件在收件箱里躺了三天。第四天,导师来找我,说这个研讨会很重要,建议我去。
“你在国内的人脉需要重新建立,”他说,“这是个好机会。”
我答应了。
机票订好,酒店订好,行程安排好。
出发前一周,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陌生号码,但那个名字——
是艾玛。
“许总让我转达,如果您需要协助安排行程,随时联系。”
我看着那条短信,很久没有动。
然后我回复:
“不用,谢谢。”
发完,把手机扔在床上,去冲了个澡。
热水从头顶浇下来,冲了很久。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想。
只是忽然觉得,有些事情,躲了五年,也许该面对了。
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时,是傍晚。
走出到达口,人群熙熙攘攘。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拥抱,有人笑着打电话报平安。
我拖着行李箱,一个人走过那些重逢的画面。
没有人等我。
和五年前离开时一样。
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落荒而逃的女孩。
车驶向市区,窗外是陌生又熟悉的风景。那些高架桥,那些灯火,那些林立的高楼,在暮色里渐次亮起。
上海。
明天,会有研讨会。后天,会有晚宴。
可能会见到她。可能不会。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五年了。
该有一个答案了。
尾声
后来有人问我,那五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了很久,说:
不是熬。
是走。
一步一步,慢慢走。有时候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有时候停下来,看看风景,想想那个人。有时候摔倒,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走。
路上遇到过很多人。好的,坏的,有趣的,无聊的。有些人陪我走一段,然后分道扬镳。有些人只是擦肩而过,连名字都不知道。
但我一直知道,路的尽头,有一个地方。
一个我可能回不去,但永远在的地方。
后来我回去了。
带着五年走过的路,带着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笑过的瞬间,带着一个终于学会了不再逃的自己。
回去的时候,她还在。
她说:“你回来了。”
我说:“嗯。”
她说:“还走吗?”
我说:“不走了。”
窗外,上海的夜雨如期而至。
我靠在许言怀里,听她平稳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像很多年前在纽约那些夜晚一样。
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知道明天醒来,她还在。
五年很长。
长到足够一个人彻底改变,也长到足够一份感情沉淀成更深的模样。
但值得。
因为路的尽头,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