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布鲁塞尔今日有雪》小池月杳

25、布鲁塞尔今日有雪

　　（51）
　　对于安妮来说，离婚不是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
　　它一直在那里。
　　但她却很少正视它。

　　当她还在亨克的时候，因为怀孕，她需要定期去医院产检。
　　频率一般是每月一次。
　　项目除了最常规的尿检，还有各种血液检查、超声波扫描和筛查测试。

　　负责产检的医生很尽职尽责。
　　但撩起衣服、在陌生人的目光下袒露身体仍是一件让人感到羞耻的事。
　　安妮至今仍能回忆起那种感觉：
　　冰凉的凝胶涂抹在小腹上，医生拿着探头移动，一边移动，一边介绍屏幕上的影像。

　　她说胎儿在正确的位置，心跳很强劲。
　　她说所有主要器官和身体结构都发育正常，羊水量也很好。
　　她说根据胎儿大小，预产期将会是今年（2009年）的九月份。
　　最后她说——

　　“您想知道性别吗？看起来是个男孩。”

　　安妮闭了闭眼睛。
　　那次产检是蒂博和她一起去的。
　　在他忙碌的赛程中间，他终于抽出时间来履行自己作为丈夫、同时也是父亲的责任。
　　他们还打印了一张B超照片留作纪念。

　　但现在这张照片在哪里呢？

　　安妮想起自己和对方并肩走出B超室。
　　那是一个夏天，阳光很好，天气也很好，空气中充斥着柠檬香气，野蔷薇绿叶满枝，人们会享用樱桃和甜瓜——
　　多么美好的季节。
　　一如她和蒂博的初次相遇。

　　但医院却很阴凉。
　　他们走在走廊上，脚下瓷砖光可鉴人，两侧墙壁上张贴着关于生育知识的科普。
　　安妮走得很慢。
　　她想起自己看向窗外，绿意盎然，树叶在阳光下非常耀眼，仿佛在发光。

　　他们是负责任的父母吗？
　　他们真切地期待着这个孩子到来吗？
　　安妮不知道。
　　她从蒂博的脸上也看不出。

　　无数次，她都想问他：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她想哭泣着、颤抖地问他。
　　在去西班牙的那个凌晨，来到马德里以后无助的夜晚，以撒进医院，她一个人忙碌、选择工作以谋求一丁点独立，被媒体嘲笑、不被理解的日日夜夜，安妮都想要这样问他，问蒂博——

　　这种姿态一定很难看，同时也很软弱。
　　但比利时人不会理解。

　　安妮终于意识到：
　　蒂博永远都无法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他甚至学不会“同情”。
　　他鄙夷软弱、轻视痛苦，他把它们统统归咎于个体自身的脆弱性，而他足够强大，前途也无限光明，所以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的心中涌现出这样的念头。
　　起初它很微弱，被层层掩埋，安妮有无数借口来应付这样一份诘问，比如她没有工作，她的学历很糟糕，她能力不行，她做不好——
　　尝试很难，但放弃很简单。

　　然而每一次放弃，回头看自己的生活却是这样的绝望。

　　绝望到让安妮忍不住问自己：
　　难道十二岁时，在课堂上展望未来，她想要过得就是这样的人生吗？
　　她没有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生育算吗？），她放弃了钢琴，也放弃了绘画，无论是彩铅、水粉还是油画，这些技能，无一例外都彰显着克利福德夫妇曾经非常努力、认真地培养过独生女儿。

　　然而这一切终究毁于一场车祸。
　　她的人生自此天翻地覆。
　　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再是从前的模样。

　　安妮坐在沙发上。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她还没有睡觉。
　　她在用手机看新闻。
　　点进《国家体育报》的专栏，上面说这是一次历史性加冕，西蒙尼率领马竞打破皇马巴萨垄断，时隔18年重夺西甲冠军。

　　蒂博的发挥很出色。
　　无论是在联赛中，还是在欧冠赛场上，他的稳健扑救与优异的门线技术都为球队托住了下限，人们称呼他为“比利时门神”，国家队也向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球员发出了征召。

　　他会成为比利时一门。

　　但是这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安妮这样想道：
　　她无法做到与有荣焉。
　　蒂博·库尔图瓦的胜利、荣耀与光辉都与她毫无关系。

　　她只是无法再忍耐了。
　　想要离婚的念头一天天加深，从一颗种子成长为参天大树，曾经她以为下定决心很难，因为无论如何她都不想要把自己从“家庭”中剥离，她不想要一个人，或者说——
　　她害怕一个人。

　　从布鲁塞尔到亨克，再从亨克到西班牙，安妮一次次妥协，一次次忍耐，正是因为她喜欢范妮姨妈，喜欢蒂埃里姨夫，也同样喜欢瓦莱丽表姐，她想要和他们成为一家人。
　　她不想要被驱逐。

　　如果可以留下来，和“家人”待在一起，似乎忍耐也是值得的。
　　但安妮突然发现：
　　她痛苦的阈值并没有因此变高。
　　她仍是感到委屈，为很多事，范妮姨妈和蒂埃里姨夫终究不可能像真正的“父母”那样珍惜、爱护她，虽然他们已经竭尽全力。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做错了什么。
　　安妮终于明白：
　　2006年那场车祸摧毁了她的家庭，夺走了她的父母，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试图用别的东西、别的人去代替和弥补，就好像这样可以“假装”她并未孤身一人。

　　但实际上失去的东西就是失去了。
　　它不会回来。
　　她不能一直活在那个下着雪的冬天，放任灵魂被困在那里，面对悲剧无能为力。
　　诚然，安妮·克利福德仍是渺小的，她的年薪、社会地位都无法同丈夫相提并论。

　　世界上也许只有十个人爱她，而有十万个人爱蒂博·库尔图瓦，但这并不代表她的想法不重要，她的意志不重要。
　　哪怕这个世界上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爱她，她也必须要尊重自己。

　　因为她的灵魂在向她发出呼喊：
　　它在说离开这里。
　　不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52）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

　　蒂博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个。
　　安妮感到瞬间的失语，或许还有失望。
　　因为显然，她的丈夫并没有捕捉到生活中那些微妙的时刻——
　　预示着婚姻摇摇欲坠。

　　关于她的眼泪、辗转反侧、独自一人时的痛苦以及绝望，原来这些都没有被他看在眼中吗？
　　所以他发自真心地感到疑惑，他问为什么？问你怎么了？

　　安妮感到一种巨大的讽刺。
　　还有荒诞。
　　在这样一个夜晚，当绝大部分人都已沉沉睡去，而她却要像一个喋喋不休、斤斤计较的怨妇一样，预备着开始翻旧账。

　　和蒂博沟通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
　　他让你感到疲惫。
　　并且从始至终问题都没有解决，还是相同的问题，造成困扰的还是同一个人。

　　他永远不知悔改。
　　而安妮实在厌倦了把自己反复放入受害者的境况中，然后去控诉——
　　去向一个根本不会认错的人控诉说：

　　你伤害了我。
　　你的“爱”让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关系是错误的。

　　或许这根本就不是爱。
　　因为它缺乏尊重与谅解，反倒更近似于掠夺与占有，不计代价地伤害着这段感情中的另一个人。

　　她还要说什么？
　　她还要怎么说？
　　难道她说得还不够多吗？

　　有的时候安妮甚至会想：
　　蒂博实在天赋异禀。
　　他的本领让她感到佩服。
　　就好像他们的婚姻明明是一个错误，它是一团混乱的漩涡，是一场巨大的爆炸——
　　但蒂博却能够毫发无伤地从爆炸中走出，并且发自真心地认为安妮也拥有这样的能力。

　　听听他现在在说什么吧：
　　“我们难道过得不好吗？”
　　“我们很幸福。”
　　“前不久我们才和以撒一起参加了幼儿园的亲子活动，还记得吗？在阿亚多德·蒙特霍森林公园，我们一起安营扎寨，野餐，然后在向导的带领下进行徒步旅行。”

　　“安妮，我很爱你，我们还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这不就够了吗？”

　　这不就够了吗？
　　安妮眨了眨眼睛。
　　这一刻，熟悉的无力感涌上心头，如同一场无声的海啸，将她卷入其中，她感到难以呼吸，却又不能够在蒂博面前表露出一丝动摇。

　　她感到疲惫。
　　这种疲惫日积月累，才会令她在想要开口的一瞬间就失去力气。
　　安妮放弃了想要“真挚”地说些什么的念头，比如说说范妮姨妈对她的帮助，说说表姐瓦莱丽对她的照顾。

　　即使是现在，瓦莱丽每次去世界各地比赛仍是会寄伴手礼回来，只不过地址从比利时改成了西班牙。
　　每份礼物都是精挑细选，看得出来花了很大的力气。

　　从日本的Royce巧克力，到曼谷的香薰，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再到意大利的皮革钱包、摩德纳黑醋，还有加拿大的枫糖浆。
　　也许这些东西并不值太多钱，但心意总是难得的。

　　所以安妮不想要说太难听的话。
　　她不想要去伤害别人。
　　哪怕那个人是蒂博。

　　这或许来自于某种女性特质，她们被社会规训地很好，柔软、天真并且善良。
　　所以即便被伤害，被折磨，却仍然缺乏拿起刀的勇气，用火与铁去反抗这个世界。

　　事实上，安妮犹豫了很久。
　　她原本可以在找到工作以后就对丈夫提出离婚，但那个时候他在踢比赛。
　　她原本也可以等欧冠决赛结束以后再说这件事，但她发现蒂博并没有和马竞续约的打算，相反，他正谋划着去切尔西。

　　他仿佛对这段婚姻的前景一无所知，反倒兴致勃勃地筹备着下一站。
　　然后是搬家，搬家，又是搬家。
　　就像当初从亨克到马德里一样，这一次，他们要去伦敦。

　　安妮有点讨厌这样的形容。
　　因为它把蒂博说得太无辜了。
　　就好像他是一个受害者，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一切。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安妮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对方非常高大，站在沙发前，投下的阴影能够将她整个人笼罩其中。
　　她能够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
　　佛手柑的气息。

　　是的，蒂博刚刚从一场庆祝派对上离开。
　　所有人都去了。
　　社交场，名利场，每个人都衣冠楚楚，笑容满面，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与甘美。

　　但安妮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她不喜欢故作熟络地跟陌生人攀谈。
　　她们之间要说什么呢？说礼服？说珠宝？还是说今晚的菜品和邀请的乐队呢？
　　所以她无法融入他的社交圈。

　　这一刻，安妮陷入到一种长久的沉默中。
　　想要说的话有很多，但和蒂博说又毫无意义，因为他永远自成逻辑，也永远无法理解她。

　　而她已经体贴太久。

　　为什么她总在为别人考虑呢？
　　为什么她总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力求不伤害任何人、将影响降到最低呢？
　　所以这一次安妮没有再解释什么，她只是重复了一遍自己先前的话——

　　她说：“我要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