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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资料之九 ...

  •   曹魏在定都洛阳以前,曾短暂定都邺城和许昌。邺城最初为商王冥的都城,春秋时齐桓公又重新筑城,战国后归魏国,魏文侯曾定都于此。魏国大臣西门豹和史起先后担任邺县令,开凿十二渠引漳水溉田,使盐卤之地尽为良田,所以左思《魏都赋》说:“西门溉其前,史起濯其后。”商王冥曾任水官治河,死后被尊为河伯,西门豹时邺地的习俗为河伯娶妇,所祭祀的河伯就是商王冥。秦汉时期在邺设置邺县、魏郡,又设置冀州、相州。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了汉末政权。建安七年,曹操被拜为汉丞相,封于邺。十八年,曹操为魏王,都于邺。曹丕称帝正式建立魏朝后迁都洛阳。
      曹魏邺都城是曹操在战国秦汉旧邺城的基础上增建的。有内外二城,外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有中阳门、建春门、广德门、金明门等七门,为百官、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有赤阙街,黑阙街等街道,在曹魏都邺以后,邺城长期为华北平原地区最繁华的都市。内城为宫城,在外城北部。初建时内城在漳水南岸,北临漳水。后漳水南移,今内城遗址已在漳水北岸,即临漳县邺镇三台村一带。内城中建有宗庙和听政殿、文昌阁两座主建筑。文昌阁西面是内苑,其中有三座著名的亭台建筑,就是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铜雀台居中,因此又称中台。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合称“三台”。
      铜雀台是建安十五年修建的,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间。后赵石虎时又增高二丈,并在铜雀台上再建五层高楼,楼高十五丈,连铜雀台共二十七丈。在楼顶上又铸有一只铜雀,头高一丈六尺,作展翼如飞之状。金虎台又称南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也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台上有一间冰室,内有冰井深入地下,共深十五丈,内储冰块作为消暑之用,也储藏粟、盐,以备不测。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有二桥相连通。左思《魏都赋》说:“三台列峙而峥嵘。”杜牧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即咏此三台二桥。三台在文昌殿西,因此称为西园,曹丕诗“逍遥步西园”、曹植诗“清夜游西园”,即此。在铜雀台东面还有一个芙蓉池,曹丕《临高台》诗“下有水且寒”,即此池。
      三台建筑在当时是一个奢侈的举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曹氏父子都十分爱好文辞、性情浪漫的缘故。三台建成后,曹操命诸子登台,并让他们各自作赋,曹植作《铜雀台赋》,下笔成章,既华美又敏捷,一时传为美谈。然而和后赵石虎相比,曹氏父子的奢侈就确乎仅仅是浪漫了。后赵的第三个国君石虎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君主,由于他的增建使三台和整座邺城的雄伟壮丽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后赵是由羯族人石勒在公元319年建立的,石勒在位时文武并用,政绩很好。石虎是石勒的侄子,是一位暴君,他杀了石勒的儿子石弘自立,自称大赵天王。他增修了铜雀台,又增修了东城门和北城门。在东城门上建了东明观,上有金制的博山炉,称为“锵天”。在北城门上建了齐斗楼,超出群楼,孤高而立。在宫内各殿门上也都修建了楼观,上有飞檐,涂以丹青。石虎还在铜雀台东北营建了九座华丽的宫殿,称为九华宫,内藏美女一万余人。石虎修建观雀台,台崩塌,石虎大怒,命重新修建,高度加倍。在城内修建东、西宫,宫内建太武殿,殿基高二丈八尺,下有伏室,可藏卫士五百人。公元342年石虎发徭役四十余万,在邺城建台观四十余所。五年后又征发男女十六万,车十万辆,在城外建长墙及华林苑,广袤数十里。在城郊,石虎建有阅兵的宣武观和阅马台。石虎还在城南建造飞桥,投石于河,功费千万亿,但没有建成。据说当时的邺城远在六、七十里以外就能望见,亭台巍峨,丹青一片,望之有如仙居。
      这样一座异常豪华的城市可惜好景不长,公元350年后赵为冉闵所灭。冉闵建立魏国,仅两年又被前燕慕容隽所灭。前燕自蓟城迁都邺城,仅持续十几年,公元370又为前秦灭亡。前秦苻坚末年淝水之战战败,北方各胡族首领纷纷脱离前秦自立,慕客垂建立后燕,战乱中曾入据邺城,使邺城受到严重毁坏。后燕的都城不在邺城而在中山。
      此后直到北魏末年,公元531年高欢建立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魏国号改称北齐,邺城又成为东魏、北齐两朝的都城。但这时期的邺城已不是曹魏和后赵时的邺城,东魏初年在原邺城以南重新修建了一座邺城,北城虽仍可使用,但活动主要均在南城。南邺城在今临漳西南,今属河南安阳境内,距临漳县城三十七里,距安阳市三十里。城市布局仿照洛阳城,宫城中有昭阳殿、宣光殿、建始殿、嘉福殿和仁寿殿,有朱雀门、阊阖门、云龙门、万春门和千秋门,城周六里。外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据崔铣《邺都南城记》记载,邺南城“规模胜于曹魏,奢侈甚于后赵”。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邺都降为相州、魏郡治所。隋文帝杨坚篡位建立隋朝,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声讨杨坚,兵败,邺城被杨坚焚毁,千古名都毁于一旦。隋唐以后相州、魏郡移治安阳,宋以后邺县划归临漳。今邺南城已夷为平地,城垣等遗址均已埋入地下,毫无踪迹。
      邺城由于魏文侯而有魏地之称,实际它在历史上主要属于赵国。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史称荆轲为变徵之声,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瞋目,发上冲冠。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羽音最高,徵在其次。可知慷慨悲歌是指一种音调高亢、情绪悲凉壮烈的歌曲。到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雄峻、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唐代诗人元稹说道:“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钟嵘《诗品》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人孙臞翁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是燕赵第二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唐后期藩镇割据,天下纷乱,许多文人在长安找不到出路,转而投奔河北入幕。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董召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燕赵第三次被称为慷慨悲歌。由此可见,燕赵之地文风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慷慨悲歌。燕赵之地的社会战乱频仍,燕赵之地的风俗勇武任侠,形之于诗文,就又有了慷慨悲歌的文风。
      曹操于建安七年(公元202)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以汉丞相的本职兼领冀州牧。他虽然不是河北人,但长期活动在河北,所以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看待。曹操与其二子曹丕、曹植都擅长诗文,并称“三曹”。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当时最好的一些文人,如王祭、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玚等人,即著名的“建安七子”。在曹氏父子的带动下,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昂扬悲烈的风格,既有积极强健的志向,又有大悲大愁的忧心,慷慨多气,块垒有骨鲠,被称为“建安风骨”。比如曹操的《短歌行》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就表现了对短暂人生的大忧虑、大悲伤。他的其他诗句如“树木何萧萧,北风声正悲”、“水深桥梁断,中路正徘徊”、“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乡土不同,河朔隆寒”等等,也都表现了这一心情。曹丕、曹植的诗句如“蹊谷多风,霜露沾衣。还望故乡,郁何垒垒!”“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处处都能体现出建安文学的悲烈激扬。大抵北方王朝兴衰频繁,诗人所见就远,志向就高。北方旱地贫薄,天气苦寒,诗中也就带有寒峻气度。北方人的风尚越是勇武任侠,对人生和生命就越是看得可惜可贵。没有北方生活环境的艰辛苦寒,也就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北方文化的慷慨悲歌。
      慷慨悲歌是燕赵之地自荆轲、高渐离和曹氏父子以来所独有的。汉代乐府歌辞中,有《燕歌行》、《出自蓟北门行》、《幽州马客吟》、《邯郸少年行》等曲目,多以边塞、军旅、豪侠、远别为题裁,与《竹枝》、《柳枝》、《长相思》各曲风格不同。
      东汉名士祢衡为鼓吏,创作了鼓曲《渔阳挝掺》,又称《渔阳鼙鼓》。它以奏法急锐高昂著名,与古琴曲《广陵散》同为天下名曲,广陵在南,渔阳在北。庾信诗说:“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
      唐代诗人中,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初唐四杰”之一。李峤是赵州赞皇人,“文章四友”之一。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到蜀郡避难,一日登楼远望,问身边侍女说:“你不是我旧日梨园中的伶人吗?可试唱一曲。”女伶唱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玄宗听后凄然泪下,侍者也都莫能仰视。唐玄宗问女伶:“谁为此曲?”女伶回答:“李峤。”唐玄宗说:“真才子也!”不终饮而去。陈子昂是梓州人,但曾随军北征契丹到达幽州,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千古名句,史称陈子昂是自六朝绮丽文风以来注重风骨、横制颓波的第一人。李颀是颍川人,王之涣是太原人,但李颀曾任新乡县尉,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李颀是盛唐边塞诗的前辈,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交游皆五陵少年,从禽纵酒,击剑悲歌。其他著名诗人王昌龄、王翰、崔颢、李昂、崔国辅、骆宾王、刘希夷等也往往以燕赵为题裁写有边塞诗。盛唐最杰出的两个边塞诗人高适在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客游蓟门、邯郸,岑参在开元二十七年客游邯郸、古邺城,北至冀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江淮为桔,过江淮为枳。古往今来为寻求慷慨之气而仰慕燕赵,客游燕赵的大有人在。
      燕赵悲歌自战国以来就已和南方的绮丽柔情形成鲜明对比。苏辙说司马迁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说河北率少于文章,而为雄伯。文章即文采。雄伯即雄霸。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说:“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魏收《魏书•文学传序》说得更详尽些,说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贞刚”的意思是纯朴、刚健,这里说的是北朝时的状况。到了唐代,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丞时时不坠。”可知燕赵之地的文风一向都以贞刚为主,与江南的清绮风格有所不同。
      元明时期在戏曲的风格特点中这种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魏良辅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和王骥德分别系统对比过南曲与北曲的风格差异,王世贞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说:“东晋以后,文辞分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戏曲盛兴于元代的大都(今北京)城,戏曲作家马致远就是大都人,有《汉宫秋》等杂剧十五种。北曲中有十七宫调,南曲中有九宫调,较北方少一半,当时戏曲似以北音为正宗。
      清初的黄宗羲是一位有气节、有作为的反清志士,他在《马雪航诗序》中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可见慷慨悲歌确实是燕赵之地所专有、自战国到清代持续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风格,是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和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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