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和其他爱情》VeraYang杨

63、Say goodbye to love 本故事纯属

　　我一生都在致力于不要陷入政治活动和异国恋之中，在我看来它们是同等危险的。但那个男人，尽管时间模糊了他的容貌和名字，埋没了他的身躯，他却让这两件事不可挽回地同时发生在我身上了。
　　事情却不是因他而起，那时我轻佻、虚荣、幼稚，疯狂迷恋上一个只拿我当消遣的男人，享受他带给我的话题和闪光灯，我们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之后他因为工作去了别的国家，把我和他的离婚律师留在同一个城市。有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先是一言不发，我只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大概半分钟，然后我听见他说：“我想念你，我需要你。”爱和掩藏在基因里的自毁倾向就让我抛下一切去到那个充满革命、复仇和尸体的国家了。
　　我下了飞机，坐出租车去到他工作的地方，告诉秘书我是他的访客，秘书上下打量我一番，好像是认出了我。她对我说他出去了，还没回来，我说我会等，然后我就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开始漫长的等待。
　　真是蠢极了，就算没有后来发生的事，这个行为也处处透露着呆笨和无知。试想看，我堂而皇之地坐在那里，双腿交叠，身边放着行李袋，谁看我我就用墨镜下——我之所以还戴着墨镜是因为我幻想着在见到情人的那一刻摘下墨镜张开双臂一边说着“嗨，我亲爱的”一边给他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拥抱，在那个灰扑扑的国家里——的双眼看谁。我用平淡而冷漠的表情保护着自己，当我感受到蔑视……一切都蠢极了，就算没有后来发生的事。
　　我在煎熬中等了很久，还没见到我的情人，就听见外面的骚乱。秘书安慰我说不用担心，示威游行在这附近是常有的事。“但没有人会真的闯进来，对我们做些什么。”她说，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但表现出一丝亲热而温和，似乎我与外面的人相比显得没那么令她厌烦了，“这是我们的领土，他们不敢在这里胡作非为。”
　　不久后我们知道她错了，但在此之前对防弹玻璃的盲目信念让她和她的同事留在工作岗位。异乡人翻越院墙，占领停车场，她不停地打电话，询问警察什么时候会来。
　　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既不能打几通电话调来武装部队平息这场暴乱，也不能安抚想要闯进来的那群人。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等待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的或坏的。
　　灯灭了，玻璃碎裂，人群像一团鬼影一样，涌进来，这可能发生在数十分钟里，也可能发生在一瞬间。办公室瞬间变得像个混乱的飞机场，到处是四处张望的游客，只不过这些游客满怀愤怒，他们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咒骂，他们在用非我双手的双手推搡。我们僵在原地，心怀绝望，后退几步。我始终没见到我的情人，在我被从椅子上拽起来，蒙住眼睛捆住双手的前一刻我还试图在纷乱复杂的面孔中找到我熟悉的那一个，虽然如此情境下他不能给我任何帮助，甚至会让我陷于更危险的境地，我是说，他是重要人物，是理想的人质，如果他们要审讯某人，他是必要的审讯对象，如果他们要架起一台摄影机，他会被押到处刑广场。
　　我的眼睛被蒙住了，因此听力变得格外敏锐，声音在我耳边拥挤轰炸，我的耳膜快要被震破了。两只手掐着我，那来自两个人，掐在我大臂靠近腋窝的位置，我敢打赌他们在当时给我掐出了淤青。我几乎是被拖着向前走，差点跌倒，但四周挤满了人又不至于让我跌倒。
　　后来的一个时刻，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和几个朋友在餐厅吃饭，其中一个朋友点了啤酒。他拒绝了侍者的服务，为我们表演如何用勺子开酒瓶。我们饶有兴趣地观看他一边用勺子抵住瓶盖边缘向上撬一边慢慢转动酒瓶，目不转睛。突然，瓶盖飞了出去，砸在地板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那声响戛然而止，是一个路过的顾客把它踩在脚下。就在那个时刻，我恍然意识到，如果当时我跌倒了，我很可能会被踩成肉泥。
　　朋友问我：“你还好吗？”我才知道我在哭。
　　我不清楚我被带到了哪里，我的眼睛被蒙住，一个很重的结系在我脑后。我走了很久，有一些台阶。他们停下了，所以我也停下了。一个人走开了，一个人还留在我身旁。这时没那么拥挤了，但我仍无法呼吸，我几乎要把我的心脏呕出去。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现在我还记得那种感觉，像一根绷直了的电线，一把小刀从中间迅速干脆地割开它，电流四溅——因为它通了电。我在想我寄养在朋友家的狗，他会不会像电影里演得那样感知到我的危险汪汪叫。他很听话，从来不叫，只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不间断地狂吼，医生说那是因为疼痛，十年前他死了，我把他埋在院子里，之后我又养了其他宠物，它们也都离我而去。我在想我的家人，我的母亲，临行前我刚因钱的问题和她大吵一架，现在我的钱都是她的了，因为我在遗嘱里是这么写的，我一直想改但我从没有改。我不可避免地想到我的死。一小部分意识明确地告诉我或许他们疯狂或许他们会用棍子打我但他们不会杀死我，其余的意识则嘲笑我说别天真了他们就是一群没开化的野蛮人，他们会把我生吞活剥。
　　我站在那里，听见枪口在空气中前后移动的声音，在猛兽的怒吼声中那格外清晰，因为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枪口是对准我的。我听见有人在说我的语言，是个男人，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当我听清他问得是：“你是谁？”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已经问了两遍，而且有点不耐烦了，怒气冲冲。
　　“我是个演员。”我也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是明智的，安全的，我从没被教导过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我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我听到我的心在砰砰乱跳，显然我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我的眼泪不受控得往下掉，双腿发抖，“我只是个演员。”我不停地重复，“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间谍吗？”他继续问。
　　“不，”我否认，“我不是。”这是实话，我甚至没演过间谍。
　　我挨了一个耳光，他应该是用手掌打的，我不太确定，我甚至觉得那是一块镇纸。我感到耳鸣，牙齿松动——我的舌头一抵到磨牙它就格愣格愣得动——可能还流了鼻血。我没站稳，站在我身边的男人再次掐住我的胳膊，这次我觉得非常疼。我的脸很疼，我的胳膊很疼，我的背，我的胃竟然也在疼。像是有一百只蜜蜂围着我的头转，时不时叮咬我的脸，叮完后死去了，落在我的喉咙里，落在我的衣领里。现在想来很丢人，当时我差点尿裤子了，而有了这个念头后我就更不能控制我的膀胱了。我咬紧牙关，惴惴不安，绝望地等待下一个巴掌让我崩溃，彻底摧毁我。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搭在我另一边的肩膀上，我非常剧烈地抖了一下，因为我的眼是蒙住的，这个动作吓到了我。而我也吓到了他。我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紧接着是按着我肩膀的那个男人，他说了一些话，应该是在安抚那个拿枪的男人，然后他把我从那个掐着我胳膊的男人手里拉扯出来，我能感觉到我们的衣服贴在一起了。他用手摸我的人中和下巴，我的眼泪顿时流下了，他的脸离我很近，呼出的气掺杂着汗味和那个地方的男人独有的味道喷到我脸上。我眼前的布条都哭湿了，变得透明，但我不敢睁开眼睛，我怕我会发现他在观察我。
　　又一个男人过来了，我能确定不是那个拿枪的男人，他们的声音不一样。他，按着我肩膀的男人，和刚走过来的男人争执起来，他们的声音时而高时而低，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各自说了七八句话，大概是，然后我就归那个按着我肩膀的男人独有了。
　　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男人。
　　我被关到一个单独的房间，起初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窗户，没有桌子，像一个用于测试能放多少乒乓球的房间，除了一盏摇摇欲坠的吊灯空无一物。后来那里有了床垫，枕头，被子。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耳朵和鼻子是我仅有的能感知那个空间的器官了，但我的鼻子堵塞，耳朵里满是我自己短而急促的呼气声。我失去了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才从疼痛中堪堪平复。房间里一片死寂，于是我知道我被关到一个单独的房间。
　　我把我读到过的所有关于绝望和恐惧的词堆起来压扁了用针和线死死缝在一起贴在这句话上都不能表达我当时的绝望和恐惧，我为试镜犯罪电影而查阅的卷宗资料在我脑海里一页页翻过，文字较为模糊但图片异常清晰。我能想象到会被如何对待，哪怕他不会剥下我的皮做成衣服，他也已经拿走了我的耳环墨镜项链戒指手表腰带以及手提行李包里的全部衣物作为战利品交给他的上级，而把我留给他自己。
　　我真的害怕极了，一直在哭，觉得恶心，头晕晕沉沉的。我想撞死，又担心他们会在鞭打后把我的尸体吊在起重机。这倒不是他们的错，我一生都沉沦于此种纠结中，向死神伸出双手但顾虑他的触碰会让我得传染病。这种纠结塑造了我，一定程度上也毁了我，我杞人忧天，在关键时刻又随随便便缺乏严肃。我会说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在监狱和起重机之间。
　　不知过了多久，他走进来——我还没见到他就知道那是他了——解开蒙着我眼睛的布条和捆着我手腕的绳子，给了我一瓶水和一个打开的罐头。
　　“吃。”他说。
　　去你的吧，我想说，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食物里加东西，安眠药，致幻剂，使我神志不清，对我逼供，折磨我，让我受假处决的惩罚，粉碎我的意志。当然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我的膀胱快要爆炸了，我的肠道在抗议。
　　“吃。”他催促。
　　“我想去洗手间。”我说，“你能明白我吗？洗手间。”
　　“我听的懂英语。”他说，他走出去了，回来时给我一个塑料桶。
　　就是这个了，洗手间，一个褪色的塑料桶，虽然他顾及我隐私地离开了，但我实在羞于在这个密闭而坦荡的空间里用那个不文明的器物排泄。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真希望我能掐死那些声音。当这场噩梦暂告一段落，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里没有卫生纸。
　　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假装无事发生，让细菌和臭味黏在我身上，和我一起度过不知将会持续多久的人质生活，让我生病，让我肮脏地死去。二是我脱掉衬衣里面的背心。用完后，我把它丢在桶里。
　　我不愿他把桶拿出去，这样他会看见桶里的东西；更不愿和那个桶共处一室。我回想这一生遭遇的屈辱，有些和这个相差无几，有些更残忍，却没有一个让我如此印象深刻。我的尊严尽在那个桶里，可以被一个棕皮肤的异国男人轻轻提起，肆意打量。我说不清是为什么，说到底屈辱也只是一种感觉，他走进来，看见我在嚎啕大哭。
　　后来我可以去一个有卫生纸的地方上厕所。
　　他没再绑我——鉴于我双手充血手腕被勒出紫红色的痕这真是一项善举——也没再蒙住我的眼睛。他把罐头摆在我面前，我没吃，因为他忘记给我一个勺子。我靠墙蹲着，双手抱住膝盖。他想要和我说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清他，他也只是个男孩。他向前走了一步，我吓得往后缩，后背紧贴在冰冷潮湿的墙壁——那意味着我再没有退路。
　　“别害怕。”他说，一只手张开一只手紧握，“我不会伤害你。”他继续缓慢地向我靠近，“别害怕。”直到紧握的那只手悬停在我面前。
　　我在他的示意下伸出一只手，一颗包装糖果掉进我手心。不等我对此作出反应，他又说：“我不会伤害我的妻子。我一见到你就认出你了，你是神许诺给我的妻子。”
　　我吓傻了，那是我听过最骇人的话，就连极端的狂热粉丝都不见得能说出口，他们大多会说“我全心全意爱着你”“没有你我会死掉”。经纪人告诉我别去理会，他会保护我，但我那时孤立无援，只有一个背着步枪的神谕的丈夫，而他正是说出那句话的人。
　　我惊诧得说不出话，他却似乎以为我没听懂，又重复一遍。
　　“你是神许诺给我的妻子。”
　　我只觉得我完蛋了。
　　我要永远待在这个鬼地方了，一个我语言不通的鬼地方，一个所有人都恨我的鬼地方，一个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的鬼地方。我会受到监视，没有允许不得去到任何地方，虽然除了那些该死的山和沙漠根本没什么地方值得去，街道上有羊。不得自杀。每天洗衣做饭承受侮辱和指责和怒火和殴打，被迫去爱，和其他女人一同给他生很多孩子，有天看见其中一个在脖子上挂一个小塑料片，或直接挂上炸药。或者我会在这些事发生前被他用石头砸死，用火烧死，用刀刺死，用土活埋。他背着一把步枪。
　　但，猜猜看发生了什么，我吃掉了那颗糖果，把包装纸叠好，放进口袋里，在他面前。
　　这里是成为人质和陷入糟糕婚姻的共通点：如果你不想死在他手里，取悦他在逃离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这件事可能只有中情局才知道，他们没有把车停在我的门前，按响门铃，告诉我：“他死了，这是他的骨灰，请把它们撒进海里。”既然我没成为他的妻子。不过对于一个绑匪来说他还算友善，他没有打过我，我想要睡觉，他就让我睡觉。他给我打湿的毛巾，我可以用它擦擦脸和胳膊。他给我一些树枝，用于清洁牙齿。有次他给我一罐可口可乐，我猜那是他们在仓库里找到的。他给了我很多面包和罐头。一边吃没有切的精制碳水化合物一边哭。
　　“你哭的样子很难看。”他说。
　　才怪，所有导演都喜欢拍我哭的样子。我被呛到，咳嗽了好一阵子，问他：“你不喜欢我了吗？”我不再哭了，但还在不停地吸鼻子，那好像感冒一样，弄得我很难受。
　　“我喜欢你。”他说，“我只是不喜欢你哭。”
　　“我很害怕。”我说，“我想和我的同伴在一起。”
　　“那样我们就不能说话了。”他说，“你不喜欢我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
　　对话戛然而止，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聊什么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电影，扑克牌，我的总统，他的总统。我问他：“你想坐下吗？”他默不作声地走到我身边坐下——这时我有一张足够我躺着睡觉的垫子了。我掰了一块面包给他，他摇头，“你太瘦了。”
　　那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吃得比绝大部分人质还要少。我收回手，吃掉那块面包；他看着我的脚，他看着我的膝盖。
　　“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我问，“他们拿走了我的手表。”
　　他看了一眼手表，告诉我一个时间，好像是六点，但我不确定是早上六点还是下午六点，无所谓了，我不是很在意，我只是想和他说话，像他想和我说话，这让我觉得安全，知道他是一个和我有着相似基金的血与肉组成的人，知道这个人对我感兴趣。
　　“你在哪里学的英语？”我问，“学校吗？”
　　“不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了，父亲觉得这是重要的，当我和那些人交谈，公开演讲，总有一天我要做这些事。”他说，“我还会讲法语，虽然只有几句。”
　　我让他讲给我听，他讲了，我夸他讲得很好，虽然我一句没听懂，他很开心。
　　他很愿意谈论自己，这对我来说真是件好事。他说起他的母亲，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很爱她。他说起他的父亲，又说起他受教育的经历，学校里发生的事。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他和我认识的大多数青少年都没什么差别，与我调情的同时倾吐烦心事，想要吻我却很害羞。但鉴于那时我的一半脸可能都泛起颜色诡异的淤青，他数次看向我的嘴唇却没吻我的原因还有待考证。
　　那原因永远无法考证了。
　　他说起他的姐姐，他有三个姐姐。他的二姐也结婚了，她戴着美丽的新娘头饰，嫁给了父亲为她挑选的丈夫；那是场隆重的婚礼，亲友齐聚；到处是鼓声和笑声；花瓣撒在她身上；她被关在房间里哭；所有人都在开心地跳舞；桌子上摆满果汁、巧克力和小甜点；各种舞蹈；所有人都在跳舞；他们跳舞直到很晚。我能听出他竭尽全力想让我喜欢上那种婚礼。
　　他也说起我，他说他相信我不是间谍，尽管他的哥哥认为我是个伤风败俗的女人，但那不是我的过错，电影，他乐意帮助我纠正那些错误，这是他的职责，拯救那些迷途的人，作为神的仆人……他总爱说这些话。
　　我问他：“你的神如何描述我？”既然他说我是神许诺给他的妻子。
　　“那个低沉的声音告诉我：我遣她而去，作为你的妻子，作为你的敌人；你当见她如太阳明艳，如瞪羚美丽，但满嘴谎言。”他说，“她必害你，若你能幸免于难，你必更加强大；若你罹难，你必……支离破碎。”我记得他在说“支离破碎”前停顿了很长时间。
　　“我怎么可能伤害你？”我说，“我没有武器。”
　　他说：“你就是武器。”
　　他不是总在那个房间里，和我在一起，我知道当他离开时房间外还有和他一样拿着步枪或手枪的人。没有一秒钟我觉得我可以轻易离开这里，像把剧本甩到导演脸上破口大骂后那样轻易离开。我常觉得我会惨死，事实上那十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恐惧和孤独中度过的。剩下的小部分时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则在睡觉。等我回到家，得知我被关了十一天，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那像是过了一百年，又像是一百年里的一秒钟。
　　他和食物一起来，无需邀请，轻车熟路地坐在我身边。但他从不和我一起吃。这不免让我怀疑他在食物里下了药。可他又能从哪里搞到药呢？我大胆吃了。我吃着很硬的饼，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说了一遍，他的名字很长，巴里，艾博尼，之类的，我尽可能重复他的名字，毫无疑问我说错了很多。
　　“你的名字是什么？”他问。
　　我说了我的名字，他很快重复出来，发音还算准确。
　　他有点受伤，“我爱你比你爱我多。”
　　我的证件就在他手里，他可能还看过。我倒不至于蠢到说出这句话，我问他：“你多大了？”
　　“十九岁。”他说，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不知为何我对他的眼睛印象深刻，他有一双大而亮的眼睛，瞳孔是他头发那样的黑色，我猜他会有个可爱的女儿，父亲的眼睛总是给女儿。
　　他问我：“你多大了？”
　　我故意把年纪说得夸张，“我三十二岁了。”但就算我不是这么说，我依然比他大。
　　“你看起来很年轻。”
　　我谎称我结婚又离婚了，他笑了，他说他可以娶离过婚的女人。
　　“我以为你也会讨厌演员。”
　　“这是神的旨意。”他说，“神派我来拯救你。”
　　“通过给我蒙上面纱？”
　　“通过让你获得信仰。”他说，“信仰会让你明白那是自由和正派的象征。”
　　我对他的信仰一无所知，而我没有任何信仰。所有信仰对我来说都是存在诸多漏洞的骗局，使人变得易于奴役的工具。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个年轻的预感，那就是我会有一场宗教的葬礼。不是因为我嫁给哪个男人或女人后遵循了他或她的信仰，而是我做不到，我自己走不到死亡。
　　“告诉我。”我说，为了让他高兴。
　　他确实很高兴，他说了很多，用英语，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我猜他是先把所学的背了一遍再翻译给我听。我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挑眉，微笑，点头……但我一个词都没记住。
　　他也好奇我的事。我告诉他我在哪里出生，又在哪里长大，去过哪些地方工作，这些事。我想念那些地方，熟悉的地方，熟悉到无聊的地方，我不用拿着照片对比就能认出那些建筑和街道。我快乐过，在一个纯真的年纪里，父母都在身边，那是我的十九岁，我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有泳池和烧烤架。后来父亲破产了，他用一根绳子和一把椅子离开了我和母亲。就是这样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明白了家人和责任不是你活下去的理由。
　　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在我回国的三年后，我回到小时候住的地方。我站在街对面，看着那栋房子，发现它很陌生，很旧，没有记忆中那么美。
　　我告诉他我会拉小提琴——其实我学的是大提琴，但我怕他会对演奏姿势感到愤怒，或产生无端联想，所以我说的是小提琴——我受益匪浅因为在男主角需要一个出场总归不到一分钟的初恋情人时我可以在镜头前摆弄乐器而不是干巴巴地躺在草坪上和他面对面傻笑，这让人物更生动立体，有记忆点，那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告诉他很多电影人都是混蛋，就算刚开始他们不是，他们也会变得是。因为他们在成名后就不思进步了，刻板，固化，守旧，更遑论学习深造。最后一句话我没说。
　　很多话我都没说。
　　他听我讲话像在听故事。作为一个青少年他不讨厌，有时他充满稚气的微笑着撇嘴的小动作甚至很可爱。“我喜欢企鹅，你知道企鹅吗？但我不喜欢水族馆。”我说，“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让它们待在南极呢？”他充满稚气的微笑着撇嘴的小动作很可爱。我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奇迹发生在我身上了，他真的爱上诉说那些事的我，一如我爱上了表情可爱的他，所以，有次我吃完东西，把盘子放到一边，上身向后仰，双手撑在身后，闭上双眼，甩了甩头发。
　　那是我下意识的动作，我的头皮又疼又痒，头发打结，根本甩不开。我想象着阳光洒在我身上，享受片刻的宁静。
　　“你在做什么？”他问。
　　“我在晒日光浴。”我说。
　　我看向他，他笑了，他的笑容很好看，是孩子的笑容。他模仿我的动作，上身向后仰，双手撑在身后。
　　我转过头，再次闭上双眼，“我总是喜欢沙滩。”我说，“我可以躺在那里，从日出到日落，无所事事。”
　　他踌躇了很久，问我：“穿着很少的衣服吗？”
　　“我正穿着我全部的衣服。”我说。
　　他再没有讲话。我闭着眼睛，很久，听到他起身时衣服摩擦和枪杆撞击身体发出的声音。他推门离开了。
　　那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在睡觉，之后发生的事却让我再也睡不着了，哪怕我回到家，身边有人陪伴，我还是能在漆黑的深夜里听到“咚”得一声又闷又重的剧烈开门声，像一拳砸在我的脊梁。我意识模糊着醒来，心脏比大脑更先做出反应，开始猛而重地跳动，我的肩佝偻着，尽可能的把自己缩起来藏起来。我看见一个男人大步走进来，他不高，但很壮，看起来像是一个会把你拉进巷子的普通人。他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我尖叫，他就用另一只手打我的肚子。他抓着我往外走，这绝不是件好事，我拼命挣扎，他用更大的力气拖我。我很疼，一瞬间我想，算了，让他绞死我吧；又一瞬间我想，万一他不是想绞死我呢？
　　突然我被松开了，我摔在地上，浑身都在疼。我匍匐着向垫子的方向爬去，然后我停住了。我趴在又冷又硬的混凝土地上，扭过头去看，那是他。他的背像一堵墙挡在我前面，挡住了危险，也挡住了出口。他们在争执，用我听不懂的语音，他们在推搡，用非我双手的双手。一切都像是回到了第一天，我掉进这场噩梦的恐怖循环。我捂着脸哭，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抖得厉害，他抱住了我。
　　“没事了。”他说，我的耳朵才知道这里只剩他的声音了，“没事了。”
　　他把我抱起来，放到垫子上，我哆嗦着抽泣，他帮我盖好毯子。我何以认为我能逃过这些呢？既然我成为一个人质，被殴打和没有安全保障都是正常的。我在哭，这也是正常的；他在我身边坐了一会儿，离开了。
　　我就保持着那个姿势，瞪着眼，缩着身子，侧躺着，两只胳膊交叠在胸前，克制不住地颤抖，几分钟，几个小时，一直。他走进来，坐在我身边，把食物放在我面前，但我不去吃。两三次。他把面包撕成小块放在我的嘴唇上，他什么都没说，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抖，但也可能是我在抖。
　　我像这样吃了一块面包。
　　我们和好吗？也许吧。他低着头，朝着我的方向却没在看我。
　　“为什么你来这里？”他问我，“为了电影吗？”
　　“我来找我的朋友。”我说，“他答应我带我四处转转，参观神殿，皇宫，那些地标性建筑。”其实他没给我诸如此类的承诺，那都是我美好的幻想。
　　他沉默了一阵子，问我：“他是你爱的人吗？”
　　“他曾经是。”我说。
　　他又沉默，时间过去，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没发生。大楼燃烧倒塌，无数人死于枪击和爆炸，更多人受伤，流离失所，随处可见温热的弹壳，他们说真正的地狱不是火坑而是一片冰湖。但在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没发生。
　　他站起身，将要走了，我问他：“如果我拒绝嫁给你，你会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吗？”
　　他停住了，“不。”他说，我忘记他说这句话时是什么语气了，“不。”他说了两次，然后离开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我不知道。可能又有人进来了，这次他把我拖出去，用粗麻绳把我的手和脚绑在椅子上，凌辱我，用枪抵着我的额头，我不知道。可能那是我从新闻和其他人口中得知的，我不知道。
　　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走进来，我仍躺在那张垫子上，他蹲下身，他的脸对着我的脸。
　　“我想给你看点东西。”他说。
　　“好吧。”我说。
　　“不在这里。”他说，“我要带你去。”
　　我不想去，他再三保证我不会受到伤害。我只好答应。他扶我起来，握住我的手。我问他我需不需要戴眼罩，一问完我就意识到那是个蠢问题，因为他正要带我去看某样东西。他说不用，他牵着我的手，走在我前面。
　　我不敢抬起头，不敢看我经过的那些人。空气里弥漫着臭味和哀嚎的血腥味。我攥紧他的手，我们的手都汗津津的，微微发抖。他的脚步声很轻，我则双腿无力，隐隐有抽筋的迹象。我会倒下，我想，所以我攥紧他的手，他就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我们走到一处窗户前停下，这时他松开我的手，而我的那只手几乎不能曲张。
　　“这是望远镜。”他说，“那是神殿。”
　　我接过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说实话，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没戴隐形眼镜，眼泪流得肆无忌惮，视线一片模糊。我在想什么？我根本不在乎那是不是我提到过的该死的神殿？不，我想了很多，但我什么都没有想。
　　我放下望远镜，哆嗦着问他：“我要死了吗？”
　　他神情复杂，痛苦，悲伤，茫然，灰心……转瞬即逝，他拿出我的手表，递给我，说：“你要离开了。”
　　一种状态，只存在于那个时刻，凝固了，像琥珀里的杂质；无论我做出什么选择，那种状态再不会有，而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我接过手表。
　　我必须承认，如果，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相遇，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穿着漂亮的时装听音乐看杂志，自由地在街上牵手散步，大肆购物，谈论喜欢的书和电影，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相遇，在开阔的广场上，在露天咖啡店里，一个在喝威士忌一个在葡萄酒，我可能会爱上他。但也只是可能。爱只是可能。我在这里，他在那里，我们说出心中所想，然后爱就从一场梦，变成一个微小的可能。
　　他们给我干净的衣服，带我去洗澡。我久违地看向镜子里的自己，惊讶地发现我竟然瘦了。我的脸颊和眼眶深凹下去，病怏怏的，颧骨上还残留一点淡淡的黄色印记，嘴唇干裂，下巴上是不知何时蹭的灰，头发乱得像鸡窝。我用肥皂仔细清洗自己，看见我的汗毛茁壮生长。我认真修剪被我啃过我的指甲，我没有剪到自己，但我哭了。
　　我们——我和其他人质——坐上飞机，飞过天空，在某地降落，汇报发生的事，接受身体检查；然后我们再次坐上飞机，喝香槟，吃菲力牛排，飞回家。
　　数以千计的人等待着，欢迎我们，像在欢迎英雄。我看到我的母亲，我从没在她脸上见过那么多皱纹；我看到那些大人物，他与我们握手拥抱，然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稿子发表演讲。我觉得很滑稽，所以笑了一下。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他们称之为“劫后余生”的微笑。
　　我的经纪人喜极而泣，一是因为我平安回来了，还瘦了七磅；二是因为他觉得我可以趁此机会获得一个奥斯卡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艺术指导，哪个都行。但我最终一个也没得到，我息影了一段时间，尝试写下这个故事，前文中提到的许多对话和细节都是在那个时候记录的，现在我反而没那么多想说的了，我只是把它从落灰的书架上抽出来，摊开，遵从感觉而不是记忆进行删改。我增添了很多东西，也删去了很多东西，但有一点我很坚持，那时我把它写在结尾：只有我们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死了，或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才会发表它。
　　我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房子里全都是人。母亲和我二十岁之后的三十多年生活里的最好的朋友——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大概五年不和彼此讲话了——合力送走了包括我的经纪人在内的那些访客。她们陪了我半个月；我接回了我的狗；我的朋友去试镜了；我的母亲又陪了我一个月。有天，在我看完心理医生后她再次受到好奇心的蛊惑小心翼翼地探寻起那个地下室里的男人有没有对我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大吵了一架，就在停车场，就在超市外。圣诞节前她收拾好行李回老家了，房子变得冷清空荡，我又是孤独的了。
　　我知道这么说可能会刺痛她的心我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但我要说她离开的那个晚上我睡得前所未有的安稳，我睡得那么沉，一个梦都没有做，睡得那么平静，以至于我清晨醒来的时候怎么也想象不出是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去把那只手表攥紧在手里的。
　　有句格言，我忘记它出自哪里了，说的是：“你不知道的东西伤不到你，反之亦然。”我余下的生命都像那晚，明确而未知。
　　对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回国后我才知道我的情人早在我之前就已经回国了，我们默契地没再讲起这件事，也默契地没再给对方打电话说些“我想念你，我需要你”的傻瓜情话。后来我们在晚宴上又见过几次，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我和我的朋友们聊天。我们的眼神偶尔交汇，但迅速错开，仿佛我们从来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