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和其他爱情》VeraYang杨

50、02. 她，我永远

　　02.
　　按照约定，我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六的上午去见林愿。我给她带去一些抗抑郁的药片，她拿在手里反复看了看，然后对我说：“我要把它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和我的枪放在一起。”
　　“你的枪？”
　　“我的哥哥给我的，他认为只有他和枪能保护我。”她说，“你对枪很熟悉，不是吗？”
　　“不。”我否认，“一点也不。”
　　“你没有枪吗？”
　　“我父亲有。”
　　她眨了眨眼，“我明白了。”
　　我是在那个时刻之前爱上她的；那个时刻之后，我的爱只会更深。爱使我盲目，我捂住了我的眼睛，我堵住了我的耳朵，我只关注我在乎的事，于是那些细节，或明晃晃显而易见的东西被我遗弃在时间里了。刚才，在酒楼，我大可以坐在椅子上一面肆无忌惮地环顾四周一面对它的内置陈设做几百几千字的细致描写，但我没有变。
　　我能明确的是，我是在那个时刻之前爱上她的——那是我们第二次治疗，我给她带去一些抗抑郁的药片。
　　她看上去很累，没有倾诉的兴趣。我问她和林杰的关系怎么样，她想了想，“还不错。”她说，手里摆弄着药片。
　　一些细节，或明晃晃显而易见的东西，被我遗弃在对话里了，也就是时间。我的生命是间断的，不连贯的，我是我啃噬冷丝绸睡衣的小昆虫。
　　我又问她其他医生对她的治疗方案，她只说有中医来给她针灸和中药熏蒸。她没说驱魔的事。
　　“有人帮你按摩吗？”我问，“你在哪里做康复训练？”
　　她愣了几秒，“我的哥哥会帮我按摩。”她说，“在这里，他陪我做康复训练。”
　　她从来不喊林杰的名字，我的哥哥，她这样说，说时总不自觉地揉捏耳垂，那里有个早已愈合的小小耳洞，有天我帮她擦去蹭在下巴的颜料时发现。早已愈合的小小耳洞，一根针曾穿过去，致使它发炎了，永远在里面。她爱那个从出生就陪伴在她身边的男人，先是男孩后是男人的男人。我能想象到他在她耳边呢喃细语，他的语言灌进去，我始终没能学会的语言，灌进去，敦促耳垂的肉新生，永远在里面。
　　这不是接续发生的：上一个周六后的下一个周二，同一周里的周二后的周六。对话，在我的笔记里，断裂了，在我的记忆里，不以我的希望发生。她在说她小时候的事，贫穷的事，她和她的哥哥同睡在一张窄小的仅由一块木板搭成的单人床上，直到她九岁。风扇坏了，闷热潮湿的夏夜他用作业本给她扇风，冬天他们就搂在一起，他把她的手和脚抱在胸口，她从没长过冻疮。
　　我是在她说到“窄小的床”时开始听见一阵断断续续的爱伦坡式的诡异声响的。微弱而遥远但刺耳的、拖长的、异乎寻常的尖叫声和摩擦声。不知怎的，我竟能想象出那是碎肉渣的惨叫声。她说到“冻疮”，我心中一惊，小指骨隐隐作痛。我坐立难安，会面结束前的最后几分钟，我终于忍不住问：“我听到什么声音吗？”
　　“哦，那是我的哥哥。”她神色平常，“我从不过问他的事，你也不该问。”
　　“如果你害怕。”她又说，“你可以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
　　守卫准时推门进来，我正要走，她说了几句中文，守卫服从地退出去。
　　我问：“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说我们还没结束。”她将她的话翻译成英语给我听，“我还说：‘叫他小声点，他吵到我们了。’”
　　她说完，我们都笑了。
　　我坐回到沙发上，拿出烟盒，“介意我抽烟吗？”
　　“没人能在我的房间里抽烟。”她冲茶几上的小瓷盘努努下巴，“吃颗糖吧。”
　　一个布置温馨大小适宜的私密空间，我的诊疗室，在某个秘密的瞬间归顺为她卧室书房画室等众多房间中的一个了，一把灰白色沙发椅，一张胡桃木茶几，向外推开的窗户，轻薄飘逸的浅色窗帘，一盆琴叶榕，五颜六色的糖果，几本我带来的书，书上叠着一个小本子，里面是她因不舍得在书上涂画而抄写出来的单词和页码，我，我脚边的公文包，她，她的轮椅。或许我不该把她放进这句话中，房间连同房间里的一切都属于她，她是这个房间连同房间里的一切的主人。
　　我的手指在小瓷盘里拨弄几下，挑出一块水果糖；她也跟着拿出一块。
　　“你的哥哥，杰。”水果糖在我的口中动来动去，“他照顾着你。”
　　“是呀。”水果糖安稳地顶出她一侧的脸颊肉，“他照顾着我。”
　　“事无巨细地？”我问。
　　“有位老妇人。”她说，“她待我就像我是她的孙女一样。”
　　事无巨细地？
　　有位老妇人。她待我就像我是她的孙女一样。
　　我仍能坚信，在那些晚上，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晚上，在一幢雕梁画栋的深色——主要是红棕色和金黄色——的中国风格建筑里，所有欢笑吵闹声都褪去了，所有顾客都离开了，所有人都睡熟了，他在她的枕边，他在她的枕边，不为了什么，只为了摸摸她的头发，亲亲她的脸颊，听她说一句她也爱他。他身上沾满了她被子的味道，硫磺皂的味道，早些时候他隔着被子帮她按摩。或他的手在被子底下。她的房间应当很整洁，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床头柜里的药瓶和手枪，床上的他们，凌乱的，人躺过的痕迹。月光下他们的嘴唇相互捕捉，嘴唇是盲目的，无意识的，嘴唇把一切都毁灭了，两个人的索多玛。
　　以上的场景中，我们并没有看见那位老妇人的身影，她像是侦探小说中随意出现的无名配角，存在只为给某人洗脱嫌疑。我不想做个聪明的侦探，如果他们是阿加莎笔下的人物，这应当是痛苦的温馨的，而我只有痛苦。
　　“她的孩子都死了。”她补充过，“一个是在很小的年纪里饿死的，一个长大了，但被处刑。两个都是男孩。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的丈夫呢？”我问。
　　“她没有丈夫。”她说，“她没有丈夫。”她说了两遍。
　　而我只有痛苦，这些人物，他们出现了，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疏漏的背景，疏漏的痛苦的毫无必要的背景，我却记下了，仿佛这是一个标志，一个缩影，一种凝聚与集合。我在脑海中无数次地拼图，在时间与空间中重复叠加他们，也消耗他们，削弱他们的厚度。但是，一个布置温馨大小适宜的私密空间，一把灰白色沙发椅，一张胡桃木茶几，向外推开的窗户，轻薄飘逸的浅色窗帘，一盆琴叶榕，五颜六色的糖果，几本我带来的书，书上叠着一个小本子，里面是她因不舍得在书上涂画而抄写出来的单词和页码，我，我脚边的公文包，她，她的轮椅。这又代表了什么呢？
　　“你知道吗？”她突然提起，“周润发能在轮椅上跳舞。”
　　“他是谁？”我一头雾水，“舞蹈家吗？”
　　“他是个演员。”她说，“这是他电影里的情节。”
　　“那电影是讲什么的？”
　　“我记不太清了，我只看过一遍。那年电影刚上映，哥哥带我去电影院，我很开心，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去电影院。”她说，“第二年，我们离开了，辗转来到加利兰。”
　　我口中是葡萄的滋味。
　　“我一直想再看一遍这部电影，可惜没有碟片。”她说，“我很后悔当时没买张碟片，来加利兰前我以为地球的这一边也有许多人喜欢周润发。”
　　我找遍加利兰所有的音像店，都没找到那张碟片。我写信拜托朋友寄一张到加利兰，但被海关扣下了，可能他买的是盗版货。后来回到美国，我在纽约的一间音像店找到它。老板以为我是吴宇森的粉丝，还拿了他的另一部电影给我。
　　“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塔主演的。”他说。
　　“我喜欢周润发。”我说。
　　在纽约的那间音像店我看完了她一直想再看一遍的电影。原来那是部动作喜剧，我笑了，然后我哭了。我想起那个周六的上午我在她低低的惊呼声中把她从轮椅上抱起来。我把她紧紧抱在怀中。她软塌塌的脚贴着我的脚，她软塌塌的腿贴着我的腿，我们这样跳舞。她身上是淡淡的爽身粉的香味，我不必问也知道她很开心。我的羽毛，我把她紧紧抱在怀中，生怕她从我的胸膛和手臂间溜出去。她格外喜欢旋转的动作，我带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我的爱，请你也爱我吧，如果你能爱别人，我和他们的爱不是一样的吗？我们托起你，但来了又去。她的头发乱了，散开了，她的心跳打着节拍。我的心追随着她的心。我们的舞持续一个世纪；没有音乐，我希望舞永不结束。
　　当守卫再次进来时，掉落在地的毯子已回到她的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