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献学》你拿玫瑰来

1、第 1 章

　　一、名词解释
　　1.文献：
　　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汉语“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价》，“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元代马端临将其用作书名编成《文献通考》，“文”是叙事的依据，“献”是论事的依据，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概念的理解，逐渐转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如图书、典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文献含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献是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2.文献学:
　　从广义的历史文献的概念出发，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规律特征的学问。具体来说，主要研究古今文献的形态、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文献的整理、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和编目，文献的内容与特色、文献的收藏、文献的阅读，文献的检索、文献的传播、文献的利用等。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尤其是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3.甲骨文献：
　　又称“卜辞文献”，是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是远古原始巫术的延续。以龟甲兽骨为载体。制作经过整治、钻凿、命辞、灼兆、刻辞五个过程。卜辞体例包含序辞（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辞（要占卜的事件）、占辞（判断祸福）、验辞（应验与否）。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很高，包含内容丰富，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根据。甲骨文献发现之后，商代历史才有了可靠的物证。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人是王懿荣，他于1899年发现甲骨文献，被称为“甲骨学之父”。最早研究甲骨文献的人是刘鹗，他写下了第一部论述甲骨文专著《铁云藏龟》。之后，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和郭沫若四人在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绩。
　　4.金石文献：
　　分别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指青铜器，石指石碑，石鼓等。金石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坚固持久。1.金文文献：商朝到秦汉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称为钟鼎文，商代铭文特点是字数不多，西周的铭文特点是篇幅长，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如《毛公鼎》。史料价值：了解汉字自古以来发展脉络，揭示文字结构发展规律，纠正《说文解字》的错讹，探究古字古义，古代音韵书法；释读考证传世文献；研究古代历史，商周历史。2.石刻文献：类型包含石鼓文，秦始皇刻石，石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御书石经，乾隆石经）（与十三经形成相关），墓志碑刻（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史料价值：印证历史。
　　5.简牍文献：
　　指中国古代以经过处理的竹、木为载体的文献。简，指竹、木制成的长条; 牍，木质的宽简。大致认为其起源于商代，其书方式，主要是以笔书写，用刀改正。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达到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纸质文献取代，作为主要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长达千年，对于传承中华文明有过重要的作用，而出土的简牍文献，对于史学研究有重要价值。
　　6.居延汉简：
　　是汉代流传至今的简牍文献。1907年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烽燧遗址发掘得到705枚，有纪年者166枚，最早是汉武帝天汉三年，最晚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972—1974年，甘肃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又掘得汉简19000余枚，被称为“居延新简”，价值珍贵。
　　7.熹平石经：
　　是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刻在石头上的经书。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刻成后立于当时的汉魏洛阳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所以人们又称这部书为\"太学石经\"。石经是用隶书一体写成，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极为有名，故也称为\"一字石经\"。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当年，熹平石经曾轰动京师洛阳，甚至轰动全国。石经刻成，被竖立于太学门前，\"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造成交通堵塞的热闹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共四十六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494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以及北京图书馆。
　　8.开成石经：
　　唐文宗开成至大和年间所刻在石碑上的经书。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又称唐石经。始刻于文宗太和七年(833)，开成二年(837)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中国清代以前所刻石经很多，唯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有利于中华典籍的保护和传承。
　　9.敦煌文书：
　　又称敦煌文献、敦煌写本，是对 1900 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 17 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总数约 5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敦煌文书的时代上起两晋，下迄北宋初年以隋唐五代居多，以写本为多。从内容上可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类，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资料。
　　10.吐鲁番文书：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70 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各种古文献，共约 3 万件。其主要是内容包括官府文书、私人文书和古代典籍、民间读物。它对研究魏晋隋唐新疆地区的经济、社会意义极大,对于民族语言史研究也颇具意义。
　　11.十三经：
　　实际上是一个丛书的名目，它的形成与石经的刻写有关。是经部文献的核心，除外，是数量巨大的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阐发。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为历代儒客文人推崇。分别是《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其形成过程为:汉代《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乐经》亡佚）为官学，合称“五经”;唐代加《周礼》、《仪礼》，并将《春秋》分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九经;至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南宋复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
　　12.“十通”：
　　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钦定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这十部政书的总称。唐代杜佑撰《通典》一书，专就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类地，系统、全面而又概括地编撰成我国最早的一部专史巨著，开创了史书的新体例。出版之后，一直为历代学者视为不朽的名著。此后宋·郑樵撰为《通志》，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连同《通典》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加入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20世纪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再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
　　13.《通典》：
　　是我国第一部典制体通史，全书200卷，分为九门：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和边防典，其中“兵”“选举”和“边防”三门，是《通典》在以往正史“书志”基础上新增的类目。在编纂上突破了以往正史“书志”的格局，上起三代，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志》《文献通考》都是在《通典》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后世习惯将三书合称为“三通”。
　　14.类书：
　　是分门别类汇辑各种资料以便人查阅的工具书，多采辑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可分若干子目，供读书写作时查阅、征引。类书搜集资料广泛，内容丰富，被成为中国古代之百科全书。
　　15.丛书：
　　是将原单本流行的书籍汇编在一起，别题一个总名，以供人们检阅的一种文献形式。起源于学者为读书治学方便，合抄众多性质相同之书而为一书。来源于唐陆龟蒙《笠泽丛书》，第一部真正的是南齐陆澄《地理书》，南宋俞鼎孙《儒学警悟》首创综合性丛书体例。丛书在古籍的保存和流传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很多容易失散的单刻本、不著名的杂著、笔记、诗文，往往因收入丛书而得以保存；还是清代学者保存其辑佚成果的好形式；通过汇刻丛书向世人提供精校精刻的古籍善本；为古籍的利用提供极大的便利。
　　16.方志：
　　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以一定的地域为中心，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分门别类记载该地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人物以及名胜古迹、风土名俗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书籍。地方志有着历史延续性，内容广博性，材料真实性，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
　　17.家谱：
　　又称族谱、宗谱、世谱、家牒、家乘，是一种记载家族世系与事迹的文献形式。作用：宗法思想研究，家庭道德研究，家族制度研究，经济史，人口问题，历史人物，民族史，地方史志，教育史。宋朝时期修家谱的宗旨改变，宋以前是为了同婚姻，选官用官，宋以后为了序长幼、辩亲疏、说世系、睦族收族，真正兴盛是在清朝。有连续性，时代性，服务性，原始性等特点。
　　18.明清档案：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1200万件，明代档案比重较小，计3 600件，起洪武，迄崇祯，以天启、崇被时期为最多，文种包括诏、敕、诘命、铁券、题本、奏本、题行稿、揭帖、呈文、禀文、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札付以及一些簿册残稿，以题本、题行稿和奏本居多。清代档案有 1000 余万件，自清代开国一直到宜统三年(1911)，绝大多数为汉文，满汉合璧档案，还有一定数量的满、蒙、藏文档案以及英、法、俄、日、拉丁文等外文档案，依次按照全宗、文种、朝年和内容性质四个基本项目加以分类，以便查找利用。清代档案所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不仅记录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政策、制度及其实行情况，还包括了清朝时期山脉河流、天文气象和自然灾害情况以及上至宫廷下及民间的生活状态，它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往往比一般的历史记载更为详尽真实，能纠正一些史书的错误论断，体现出档案文献史料价值的珍贵。
　　19.民国档案：
　　（1922-1949）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有 930多个全宗，180多万卷，主要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北京民国政府档案，南京国民政府档案，日伪(汪伪) 政权档案，名人档案五个部分。“名人档案”部分包括□□、冯玉祥、蔡元培、张静江、丁文江、顾维钧等民国政要的个人档案共 47 个全宗6 000余卷。编辑出版的档案史料汇编主要有《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从刊》。
　　20.九流十家：
　　九流十家，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十家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班固去小说家不算,有九流十家之称。
　　21.总集：
　　是汇集两人以上作品的合集，它可以为一个朝代或多个朝代作品，可以是一种文体或多种文体，可以为作家全部作品或部分作品，一般以诗、文或诗文合集为多。由于总集保存了很多古代文献，对文学研究和校勘有重要价值。
　　22.别集：
　　集部文献，主要指历代文学家的诗文作品集。集部的源流是《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别集出现于魏晋时期。以人相从，著述力求搜罗无疑，因此对研究某一历史人物，为一手资料，地位举足轻重，反映社会现实。
　　23.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史部最基础的史料，“二十四史”总计 3229 卷，4 000 多万字，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崇祯皇帝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卷恢庞大、内容丰富的纪传体丛书，除少数为私家撰修外大都由历代官方编修。自《隋志》史部设正史类，纪传体史书始终居于史部之首。
　　其形成与构成的情况是;
　　(1)“前四史”，即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南宋范《后汉书》，西晋陈寿《三国志》;
　　(2)“十三史”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唐姚思廉撰《梁书》和《陈书》、北齐魏收撰《魏书》、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唐令狐德等撰《周书》、唐魏徽等撰《隋书》，是为“十三史”;
　　(3)“十七史”，宋人在“十三史”之上，增加唐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书》和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为“十七史”;
　　(4)“二十一史”，明嘉靖年间国子监检刻“十七史”时，加上元脱脱等撰《宋史》、《辽史》、《金史》以及明宋廉等撰《元史》，合称“二十一史”，又称“明监本二十一史”;
　　(5)“殿本二十四史”，清乾隆年间诏刻正史，在“二十一史”之外，增加张廷玉等新修完成的《明史》、五代后晋刘等撰《旧唐书》和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因刊刻于武英殿，又称“殿本二十四史”。
　　24.目录：
　　也称书目，既指一书目录，也指群书目录。“目”主要指一部书的篇目。“录”是一部书的叙录，是对作者、成书经过书籍内容等的介绍和评价，相当于提要。现代书目是指对文献的名称、特征加以著录描述，并按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工具书。
　　25.提要：
　　又称“叙录”“解题”，是关于一书的内容、价值、作者生平事迹、书籍流传整理情况的介绍性文字，是古代图书目录中最重要的结构部分，是古代目录学具有学术性和指示读书治学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
　　26.史志目录：
　　史志目录，主要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等记载图书文献及其发展历史的专篇，也包括一些国史和政书中的目录。《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当代史志目录编撰的先例。
　　27.经厂本：
　　明代内府司礼监设有经厂，专门负责内府的刻书工作，其所刻书即称“经厂本”。经厂本刻书书品宽大，纸墨较精，但因主持其事的为太监，所以校勘不精。
　　28.牌记
　　牌记，又称“书牌”“牌子”“木记”等，是刊刻者专用于出版物的一种标记，多记刻书地点、单位、校刻者名字、刊刻年月以及刻版特点等，是考察书籍刊刻时间的重要依据。牌记一般没有固定位置，多刻于书籍目录、序文或正文卷末的空白处。坊刻、私刻多用牌记，官刻罕见。历代刻本中，元刻本的牌记较为多见。牌记常见的形式为印章式的长方形，牌记在当时具有标明版权、防止盗版的作用，对于版本学来说，原刊本上的牌记是鉴定版本的有力证据之一。
　　29.讳字
　　讳字，是指古书上因避违君主之名而采用的代字。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讳字各不同，这就为判断版刻时代提供了一项可参考的依掘。熟悉并掌握历史上，尤其是唐以后历代皇帝的名讳，是古籍鉴定工作的基本条件，对判断刊刻时代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30.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是将写页或印刷页一张张粘连起来形成一个长卷，再以一根木棒作轴，卷成束的装帧方式。卷轴装不易打开，不易翻检，打开后容易堆放不易整理。
　　31.蝴蝶装
　　蝴蝶装，五代到宋盛行，版印刷的特点是一页一版。蝴蝶装就是将每一张印刷页有字的一面依中缝向内对拆，然后把折叠好的一叠单页牢牢地粘到裹背纸上，再在这张纸的外面包上一层硬纸，就成了一册蝴蝶装的书。这种装订形式，对折过的两个单页看起来很像蝴蝶的两个翅膀，故名。宋版书除佛经外，基本上采用蝴蝶装。蝴蝶装是将书页有字的一面向内对折，所以每读一页，需连翻两页，再有版心折缝处只靠浆糊粘接，容易脱落。
　　32.包背装
　　包背装，出现于南宋后期，流行于元代，一直到明中叶。包背装的方法与蝴蝶装正相反，是将书页有字的一面从中缝向外对折，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到书背上，故称“包背装”。还有一项改进是将折叠好的书页在边栏外空白处打上两三个小孔，用纸捻穿订牢固，然后包以书衣。包背装避免了蝴蝶装的缺点，是古书装帧形式上的又一个重要的进步。
　　33.线状
　　线装，出现于明代中期，是明中期以后直到清代书籍刻本的基本装帧形式。线装书的折页方法与包背装相同，不同的是，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的书衣，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的前后，然后在书脑 (书页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有一定规格，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有时厚一点的书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线装比包背装结实，不易脱落，还可以重新装订，整旧如新。
　　34.校勘
　　校勘，是利用不同的版本或其他资料，发现并改正古书中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恢复或接近其本来的面貌。校，是木枷，有比堪核对之意，引申为校正书面材料文字异同。勘，指刊，有核定文字错误之意。
　　35.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知其中谬误。本校法前提是没有获得异本可用于校勘，或者是异本中无根据。要求是通读全书，对于本子有深入了解和深入研究；掌握本书的文法体例韵律；了解本书思想旨趣，章法结构。特点是往往只能指出问题而不能决定正误。注意事项有古籍不出于一手，不能使用；史源不同，不能使用。本校法，就是以本书校本书，即以本书的前后文字瓦勘，比较其异同，从而判定其中的错误。本校法往往是在既无异本可供对勘，又无他书可供比勘的情况下，专从本率的上下文着眼，互相比较推寻，以发现底本 (或原著) 的讹误矛盾之处。
　　36.他校法
　　他校法，就是用其他的书来比勘。古人著书立说，其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就可以用前人之书校之。用其他的书来比勘校对。也是一种片段对校，从本书之外其他书籍中找到本书的异文或相关材料作为证据。要求熟悉古籍，特点是耗时耗力。
　　37.对校法
　　对校法，就是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来对勘。其方法要求先选择一个适当的版本作底本，然后用其他异本逐字逐句地进行对勘，并记其异同。有些书面的错误，只有通过版本间的对校才能发现，也只有通过对勘，才能明白其致误的原因。对校法是校勘中最重要的方法，是一切校勘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不参己见，最便捷最稳定，但是不负责任，招录不改。校异同不校是非，利于保持古书原貌。
　　38.理校法
　　理校法是运用分析、综合、类比等手段，据理推断古书的讹误。理校法需要具备古代文字、音韵、训话、语法、文例、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手段，对校勘者的要求更高。特点是最容易出错。
　　39.善本
　　善本是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古书版本。本义是好的本子，错误少，不残缺。宋代指精校精刻。张之洞认为，善本是足本，无删减；是精本，精校精注；是旧本，旧刻旧钞。读书治学讲究版本，精择善本是清代学者治学的重要经验。选择善本的意义是读书特别是研究传统学术，必然要阅读古籍，而古籍传本很多，版本复杂，需要认真选择。掌握好版本学知识能够帮助人们选择较好的古籍版本，至少能够避开错漏多的本子，否则不能理解文意。
　　40.《别录》
　　官修书目。别录，书目名，共二十卷，西汉刘向撰。是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奏呈皇帝阅览。
　　41.《七略》
　　官修书目。刘向作《别录》，刘歆子承父业，继续做校书工作，并且在《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七略》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总述部分，叙述各家学术源流，总括群书，撮其旨要;其他六略则将书籍分为六大类，其下又分三十八小类。其分类编目的义例，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归纳为九项：依学术之性质分类;同类之书约略依时代之先后为次;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人性质相近之类；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之派别或体裁之歧异分类；一书可人二类者，互见于二类；一书中有一篇可人他类者得裁篇别出；摘录叙录之纲要;有书目而无篇目；每种书目之后有小序，每略有总序。由此九项可见，《七略》的目录分类，既有学术源流的依据，也有现实情况的因素:其排列次序，亦按书籍性质来定，并非随意而为。因此从目录而知学术，纲举目张，条理秩然。《七略》所采用的目录分类体系，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编目义例，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世官府校书的典范，对校勘学、目录学等产生影响。
　　42.《汉书.艺文志》
　　《汉书》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 120 卷，《艺文志》是其十志之一。《汉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每略之下又分数种，即小类。班固采用《七略》为《汉志》的蓝本，不仅因为《七略》忠实记录了官府藏书的面貌，更因为班固的家学渊源。首先，《汉志》保存了《七略》对典籍分类的方法，六分法。其次，《汉志》对《七略》做了较大的删改。最后，《汉志》在数目著录上，采用了“出，入，省”进行调整。归属不当则出，增入未著录，删去重复。《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发展中的第一部史志目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图书分类目录。
　　43.伪书
　　伪书，作者不真，年代不实以及内容造假的古代文献。伪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托古传道、邀赏牟利、争胜嫁祸、炫名。托古传道，是指古人出于好古、崇古的观念，在著书立说时托为古人之名。邀赏牟利，利用政府征书，伪造古书已获利。争胜嫁祸，文人争强好胜，在学术地位上压倒对手，于是不惜造伪；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在政治上打压对手，采用造伪嫁祸。炫名，炫耀名声。
　　44.辨伪
　　广义上涵盖面很宽，举凡有问题真伪问题，并具有考察鉴别价值的事和物，均在辨伪范围之内。狭义上专指考察、鉴别典籍文献的真伪。辨伪是运用相关的知识与方法考辨历史文献中的伪文，以获得真实可靠的史料。
　　45.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考信”，“考订”，是运用证据来考辨文献史料的有无、异同和真伪的一种方法。考证的目的在于求得史料的真实。考证学是关于考证的源流、方法及其原则的理论总结。
　　46.二重证据法
　　由王国维提倡，是将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结合起来，互相验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二重证据法解释了在古史研究中传统历史学与新兴的考古学之间的关系，强调考古资料的重要性，在当时起到了为学者扩展眼界的作用。
　　47.辑佚
　　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已经散佚的书籍重新加以搜集、整理，以求全部或部分地恢复原书的面貌。通过辑佚得到的文献称为辑本或辑佚本，研究辑佚的历史、方法、原则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为辑佚学。辑佚的意义在于恢复和保存古代文献，为人们读书治学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辑佚是中国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元明两代的逐渐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辑佚大家辈出，产生了许多珍贵的辑本和辑佚学著作。
　　48.避讳
　　避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文献典籍的体现。所谓避，是指古代的书籍文献在文字上不得直书君主或尊长的名字，而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加以回避。

　　二、简答题
　　49.简述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历史文献学在为历史研究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受到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影响。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经过考辨整理的手富可信的文献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带来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史学理论的完善，人们的认识日益深化，视野也不断扩大，许多原来被忽视的问题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新的手段、方法得到利用，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可以说，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也是促进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50.试述文献含义的演变：
　　“文献”一词，源自孔子，汉语“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价》；汉代学者郑玄解释“文为文章，典籍；献是贤才”；刘宝楠则解释“文为文章典籍；献指贤才，秉礼之贤大夫”。可见，古代“文献”概念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那些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之后，由于文字发展以及书写工具的进步，“文献”含义发生变化。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解释“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概念的理解，逐渐转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如图书、典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文献含义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献是记录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51.传统载体历史文献的种类及其价值：
　　种类：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帛书文献、纸质文献。
　　价值：（1）甲骨文献：包含内容丰富，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甲骨文献发现之后，商代历史才有了可靠的物证。（2）金石文献：了解汉字自古以来发展脉络，揭示文字结构发展规律，纠正《说文解字》的错讹，探究古字古义，古代音韵书法；释读考证传世文献；研究古代历史，商周历史。（3）简牍文献：研究古代历史文献提供价值。（4）帛书文献：用于绘图。涉及汉代历史、社会、军事、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金石相比，简帛轻便，易于制作和携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5）纸质文献：古书籍描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
　　52.类书丛书在历史文献流传与整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保存和考察资料。丛书在古籍的保存和流传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很多容易失散的单刻本、不著名的杂著、笔记、诗文，往往因收入丛书而得以保存；还是清代学者保存其辑佚成果的好形式；通过汇刻丛书向世人提供精校精刻的古籍善本；为古籍的利用提供极大的便利。类书作用是保存，察考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还原度高，史料价值高，在古籍勘校方面起巨大作用。
　　53.比较分析方志和家谱的异同：
　　同：方志和家谱的特点都有①连续性：不断组织编修，定期编修和连续编修；②服务性：维护封建统治；③时代性：续修时，记述的内容一般以上届修志修谱的下限开始，按照体例增加各种现状资料，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④原始性：资料一手。
　　异：⑴方志记载范围广，家谱只记载家族世系与事迹。⑵方志和家谱的体例不一样。地方志反映一个区域天文、地理，旁及社会、自然，并且逐步形成了以类系事，景用志、记、传、图、表、录多种体裁的编写方法，即所谓方志体例。家谱逐步形成的体例包括谱序、谱例、世系图、 世系录、先世考辨等五项内容。后来家谱记事 范围受方志、史书影响，增加了科举、祠空 、墓志、仕宦、传讫、行状、艺文、年表等内容，差不多成为家族的百科全书。⑶方志可以流通，家谱不可以。
　　54.试述刘向、刘歆的历史文献学成就
　　1.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献整理的方法，这些方法一直为后人所使用并不断完善，成为如今整理文献的基本模式。
　　①广罗异本，确定底本，互校互补。②校勘脱简，订正讹文。③厘定篇章，命定书名。④杀青缮写，撰写叙录。
　　2.创造性编撰了《别录》，它作为各类文献的叙录，是提要式的内容简介，后世著作前的序文是源于《别录》。
　　3.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七略》，所采用的目录分类体系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编目义例，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4.目录学方面，刘向刘歆的《别录》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书目解题目录，《七略》首创六分法，是目录学史上第一种图书分类法。
　　5.校勘学刘向首次提出“校雕”一词，为校勘学中本校法和对校法奠定了雏形，并成为后世校勘学理论的内容;刘向通过实践，为具体如何校理群书提供了工作范例。
　　55.谈谈你对《汉书.艺文志》的认识
　　《汉书》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 120 卷，《艺文志》是其十志之一。《汉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每略之下又分数种，即小类。总而计之，共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可谓记录了一代典籍之盛。班固采用《七略》为《汉志》的蓝本，不仅因为《七略》忠实记录了官府藏书的面貌，更因为班固的家学渊源。首先，《汉志》保存了《七略》对典籍分类的方法，六分法。其次，《汉志》对《七略》做了较大的删改。最后，《汉志》在数目著录上，采用了“出，入，省”进行调整。归属不当则出，增入未著录，删去重复。《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发展中的第一部史志目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图书分类目录。
　　56.《隋书.经籍志》在图书分类和著录上有何创新
　　《隋志》是我国现存的、继《汉志》之后的一部重要的古代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志》对于确定四分法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隋志》的四部第一次明确地标题为经、史、子集，分别用一个字精确的概括该部所收图书的特性,这是甲、乙、丙、丁所不具备的。《隋志》的这一做法成此后一千多年官私目录的惯例，魏晋以来的图书四部分类法正式确立下来。《隋志》既有总序，又在各部类之末分别撰写大序、小序，这在当时的官私目录中并不多见。《隋志》的这些序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对部类设置的原因、各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各个部类图书沿革、内容和意义，都做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隋志》在著录图书时只是简单罗列书名、卷数，以注文的形式标明作者,往往只有姓名或叙其时代官衔,十分简略。先著录隋代的现存藏书，然后将隋代已亡而梁时尚存的相关图书一一附注于下，层次分明，也便于读者了解和老察。这是《隋志》在著录上的一个特色。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继《汉书·艺文志》之后一部重要的古代目录。是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史志目录。首先，既有总序，又在各部类之末分别撰写大序、小序，这些序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对部类设置的原因、各家学术源流以及其演变，各个部类图书的沿革、内容和意义，都做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其次，在著录图书时只是简单罗列书名、卷数，以注文的形式标明作者，往往只有姓名或叙其时代官衔，十分简略。层次分明，便于了解考察。
　　57.试述四部分类方法完善的过程
　　演变过程为六分法—四分法—七分法—四分法。
　　六分法是刘向刘歆父子撰写《别录》《七略》是最早落实的分类方式，图书被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和辑略，辑略是全书总序。分类的方式是按照依学术之性质分类;同类之书约略依时代之先后为次;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人性质相近之类；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之派别或体裁之歧异分类；一书可人二类者，互见于二类；一书中有一篇可人他类者得裁篇别出；摘录叙录之纲要;有书目而无篇目；每种书目之后有小序，每略有总序。成为官府校书典范。但其中“互著”“别裁”容易重复，虽然后来《七略》亡佚，班固作《汉书·艺文志》继承创新分类方式。《汉志》保存了《七略》对典籍分类的方法，六分法。《汉志》对《七略》做了较大的删改。《汉志》在数目著录上，采用了“出，入，省”进行调整。归属不当则出，增入未著录，删去重复。
　　四分法。西晋初，秘书监荀勖编成《晋中经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改变了我国图书分类体系，开创四分法。东晋李充奠定了四部分类方法，他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丙（乙）、丁。
　　七分法。王俭的《七志》开创了传录体提要，为后世考证作出巨大贡献，注重当时图书的收入。真正的七分法书目是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在分类上，《七录》先将图书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收方内经史、术伎等;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收方外佛道。录下设部，如记传录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2部。全书共55部，共著录图书6288种，8547帙，44526 卷。
　　四分法。《隋志》对确定四分法的主导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采用四部分类，《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继《汉书·艺文志》之后一部重要的古代目录。是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史志目录。首先，既有总序，又在各部类之末分别撰写大序、小序，这些序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对部类设置的原因、各家学术源流以及其演变，各个部类图书的沿革、内容和意义，都做了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其次，在著录图书时只是简单罗列书名、卷数，以注文的形式标明作者，往往只有姓名或叙其时代官衔，十分简略。层次分明，便于了解考察。真正意义上的四部分类是宋朝的《崇文总目》，前有总序，每类有叙释，书有解题。顶峰是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有详细的书目提要，严密的分类体系，系统的部类小序。
　　58.试述七分法的有关情况
　　七分法。王俭的《七志》开创了传录体提要，为后世考证作出巨大贡献，注重当时图书的收入。真正的七分法书目是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在分类上，《七录》先将图书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收方内经史、术伎等;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收方外佛道。录下设部，如记传录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12部。全书共55部，共著录图书6288种，8547帙，44526 卷。
　　59.试述古籍出错的种类
　　讹，脱、衍、倒。
　　讹，指误写原书文字，即错字;脱(又称“夺文”)，是原有文字的脱漏，包括脱字、脱句、脱行、脱页、脱简等多种情况;衍，即增加了原来没有的文字;倒，即原有文字的次序发生了颠倒和错乱，包括文字颠倒、句子错乱、正文和注文错乱，还有整段文字被挪动了位置，甚至整篇文字次序错乱的情况，即所谓错简。
　　60.结合历史研究，谈谈目录的价值与功用。
　　目录的价值与功用，概括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了解各时期图书典籍的基本面貌。如阮孝绪《七录》内、外篇55部，收书6 288 种，44 526卷，其资料来源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德殿四部目录》(即《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收录官藏23 106卷:二是汇集各私家目录所著录的私藏,计21420卷。公私藏书几乎相等，可见梁时官藏的不足。
　　第二，了解某一图书本身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解题式目录，尤其是叙录体和辑录体提要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即使是没有解题的简单目录，也可以通过所载书名、卷数、作者姓名和编者简注，获得关于书籍的基本信息。有些目录不仅著录现存书，而且记录亡书，有助于读者了解某种图书当时的状况和散佚的年代，进而留意搜求。如清朱彝尊《经义考》，就分别以“存”、“亡”、“阙”和“未见”四项著录图书,为了解某一图书本身的情况提供了完备的资料。
　　第三，粗知学术源流，从学术的角度研究、撰著目录，是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刘向、刘歆编撰《别录》和《七略》，不仅是目录学工作，同时也是学术性的活动;班固《汉书·艺文志》不仅止于著录书目，更重要的是对先秦至汉代学术源流的演变加以总结。正是由于古代目录的编撰，强调在著录的同时揭示学术的异同演变，因此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上各时期的学术发展及构成情况。
　　第四，作为考辨古书的依据。古代目录的编制一般都是建立在对古书校理的基础上的，并通过目录将校书的成果记录下来。余嘉锡总结目录在考辨古书方面具有六种作用:(1)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2)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3)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4)因目录访求阙佚;(5)以目录考亡佚之书；（6）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第五，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前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61.版本鉴定的主要依据以及选择善本的意义。
　　主要依据：
　　鉴定古籍版本，考订其刊刻时代，一般要从版式、行款、字体、墨色、纸张、牌记(包括内封面)、讳字、装帧、刻工、序跋、题识、藏章以及著录情况等多方面入手，综合判断。
　　版式，即书版的样式，主要由版框、界行和版心组成。版框:又称“界栏”“边栏”，是指每一张印刷页四周的围线，围线的形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和四周双边等。界行，又称“界格”，唐人称“边准”，指版面行与行之间的分界线。版心，指版页的中心，即书页正中央比行略窄的一格，是一张印刷页对折的地方，又称“中缝”“书口”。总的来看，没有什么公认的显著特点。
　　行款，又称“行格”，指书中正文版面的行数与字数。字体，即文字的书写风格。书籍的刊刻总是先由专人用毛笔书写，再经工匠上板刻。字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牌记，又称“书牌”“牌子”“木记”等，是刊刻者专用于出版物的一种标记，多记刻书地点、单位、校刻者名字、刊刻年月以及刻版特点等，是考察书籍刊刻时间的重要依据。牌记一般没有固定位置，多刻于书籍目录、序文或正文卷末的空白处。坊刻、私刻多用牌记，官刻罕见。历代刻本中，元刻本的牌记较为多见。牌记常见的形式为印章式的长方形，牌记在当时具有标明版权、防止盗版的作用，对于版本学来说，原刊本上的牌记是鉴定版本的有力证据之一。
　　讳字，是指古书上因避违君主之名而采用的代字。历史上各个朝代的讳字各不相同，这就为判断版刻时代提供了一项可参考的依据、熟悉并掌握历史上，尤其是唐以后历代皇帝的名讳，是古籍鉴定工作的基本条件，对判断刊刻时代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装顿形式，是指书籍的外部形式。中国古籍的装帧形式经历了从卷轴装、经拆装蝴蝶装、包背装最后到线装的发展过程，不同的装帧形式，可以为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有用的信息。
　　刻工，是雕刻书版的工匠。不少古籍在版心的下方和一卷之末刻有刻工的姓名，为版本鉴定工作提供了一项有利条件。
　　古籍正文前后的序跋文字古籍收藏家、研究者、鉴赏家在古书上题写的评语，藏书家在自己所藏图书的卷首或卷末改的印章，在古书版本鉴定有重要参考价值。
　　著录，根据历代各种目录，尤其是版本目录所著录的情况来判断版本的年代。
　　选择善本的意义：读书治学讲究版本，精择善本是清代学者治学的重要经验。选择善本的意义是读书特别是研究传统学术，必然要阅读古籍，而古籍传本很多，版本复杂，需要认真选择。掌握好版本学知识能够帮助人们选择较好的古籍版本，至少能够避开错漏多的本子，否则不能理解文意。
　　62.校勘的原则与基本方法
　　原则：存真，校异，订讹。取得正确文本的重要手段，以回复古籍本来面目，提供最接近原稿的善本为最终目的。解决错误，不是替作者改错并且出修订本。
　　基本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对校法，就是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来对勘。其方法要求先选择一个适当的版本作底本，然后用其他异本逐字逐句地进行对勘，并记其异同。有些书面的错误，只有通过版本间的对校才能发现，也只有通过对勘，才能明白其致误的原因。对校法是校勘中最重要的方法，是一切校勘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不参己见，最便捷最稳定，但是不负责任，招录不改。校异同不校是非，利于保持古书原貌。
　　本校法是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知其中谬误。本校法前提是没有获得异本可用于校勘，或者是异本中无根据。要求是通读全书，对于本子有深入了解和深入研究；掌握本书的文法体例韵律；了解本书思想旨趣，章法结构。特点是往往只能指出问题而不能决定正误。注意事项有古籍不出于一手，不能使用；史源不同，不能使用。本校法，就是以本书校本书，即以本书的前后文字瓦勘，比较其异同，从而判定其中的错误。本校法往往是在既无异本可供对勘，又无他书可供比勘的情况下，专从本率的上下文着眼，互相比较推寻，以发现底本 (或原著) 的讹误矛盾之处。
　　他校法，就是用其他的书来比勘。古人著书立说，其内容有采自前人者，就可以用前人之书校之。用其他的书来比勘校对。也是一种片段对校，从本书之外其他书籍中找到本书的异文或相关材料作为证据。要求熟悉古籍，特点是耗时耗力。
　　理校法是运用分析、综合、类比等手段，据理推断古书的讹误。理校法需要具备古代文字、音韵、训话、语法、文例、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手段，对校勘者的要求更高。特点是最容易出错。
　　63.试述清代考证学的成就与不足
　　成就：
　　1.确立了考证学无征不学的和阙疑存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考证学是关于考证的源流、方法及其原则的理论总结。考证学源远流长，至宋兴盛，至清全盛。清朝考证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原则和方法：无征不信，阙疑存异。明代中后期是传统考据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学者们展开了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表现了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他们强调博学与博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但明代中后期考据学还存在诸多局限:好奇博杂、引用材料时不注所出、妄删引文、论证疏漏讹误等等。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对明清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足：
　　第一，清代考证学的核心是经学，历史考证难以发挥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作用;
　　第二，在运用证据方面，主要使用书证，对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在新史料的开拓方面不足;
　　第三，“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64.试谈历代古籍散佚的几大原因
　　原因：
　　战争和政治剧变使书籍文献遭到厄运：
　　牛弘的“五厄”：秦始皇焚书，西汉末年王茂之乱，东汉末年董卓之乱，西晋末年战乱，南北朝长期战乱（梁元帝焚书）
　　胡应鳞的“五厄”：隋炀帝大业末年战乱，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宋朝靖康年女真之祸，宋朝绍定年间蒙元之祸。
　　政治原因：统治阶层用暴力毁书。
　　天灾，自然灾害：虫蛀、火灾。
　　受传播工具限制；不重视科学技术；诗人不好者渐渐少；与文字有关的人获罪。
　　65.古今伪书出现的原因
　　伪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托古传道、邀赏牟利、争胜嫁祸、炫名。托古传道，是指古人出于好古、崇古的观念，在著书立说时托为古人之名。邀赏牟利，利用政府征书，伪造古书已获利。争胜嫁祸，文人争强好胜，在学术地位上压倒对手，于是不惜造伪；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在政治上打压对手，采用造伪嫁祸。炫名，炫耀名声。
　　66.试述辨伪的方法及其意义
　　方法：洪湛侯在《中国文献学新编》中概括总结基本方法四种：查明授受源流，考核历史事实，考订作者生平，分析作品内容。查明授受源流，就是运用目录学手段，检核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各种官司目录，以考察某一部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录情况，包括作者、版本以及不同版本间的相互关系等情况。考核历史事实，就是对书中记载史事以及与该书有关的史事进行考辨，作为判断真伪的证据。考订作者生平，即通过查考作者的生平，考辨古书的真伪。分析作品的内容，一个时代的作品总会在思想内容、语言文字、文章风格上带有那一时代的特点，因此作品内容上的时代特征就成为考察古书真伪的一个重要标准。
　　意义：辨伪的意义首先在于求得真实的史料。对于有意的造伪，固然要着力加以辨析，而对于无意的造伪也不可忽视。实际上因无意造伪而产生的伪书、伪文更普遍，更复杂更需要精细的考辨。辨伪的意义其次在于认识伪书的价值并恰当地加以利用。
　　67.试述目录在辑佚过程中的作用
　　作用：判定辑佚的文献是否亡佚，用目录确定亡佚与否，看目录，访书访人。用目录查找亡佚图书资料。利用目录来选择确定亡佚图书的版本，审定辑佚引用文献和参考文献目录，引用亡佚图书的有关文献的版本进行选择确定辑佚对象的原本体例。
　　68.试述辑佚的取材有哪些
　　类书、史书、总集、地志、古书注解、金石考古、杂纂杂钞。
　　梁启超总结：“一、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三、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四、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五、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
　　张舜徽总结：“一、取之唐宋类书，以辑群书;二、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三、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四、取之诸史及总集，以辑历代遗文;五、取之《经典释文》及《一切经音义》，以辑小学训话书。”
　　类书，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类书，往往保存了丰富的前代佚书资料，是辑佚书的重要来源。古注，除经注外，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哪道元《水经注》、南朝梁效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等，引书丰富，都是在辑佚工作中备受重视的注。总集如《文苑英华》《玉台新咏》，在辑佚汉唐时期的诗文作品方面价值犹为重要。方志、金石文献汇编和现代考古发掘文献，也是古文献辑佚的重要来源。
　　69.试述避讳的影响与及研究避讳的意义
　　（1）影响
　　①古书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干支名因避讳而被改动，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古书的原貌，甚至有损于古书内容的真实性；
　　②可以较好地了解避讳对古书的影响，也可以利用避讳为鉴别古书的真伪及年代服务。
　　（2）意义
　　①用避讳判定古书时代
　　②用避讳判定古书讹误
　　③因避讳而断为伪作
　　70.试述历史文献检索的途径与方法
　　（1）方法：
　　①书名检索：我国大量的古籍是依靠丛书形式所流传，因此，查找书名首先要依靠丛书目录索引；
　　②人名检索：可以借助人名辞典对历史人物做一般性的了解，这些人名辞典简要介绍了姓名、时代、籍贯、字号、主要经历等基本信息；
　　③地名检索：可以利用地名辞典、地图集和方志。
　　（2）途径：
　　①检索工具书：书目、索引、文摘都是检索型工具书，其共同特点是能够为读者揭示大量的文献线索，获取文献的名称和出处，并追踪和找到所需的文献。
　　②参考工具书。
　　71.试述宋代四大类书的内容及特点
　　宋代四大类书是指《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它们都是北宋时期编写的。
　　试述宋代四大类书的内容及特点包括《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是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为宋代人撰写的一部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纪实故事及道经﹑释藏等为主的杂著。专收野史以及小说杂着，具有志怪的价值意义。《太平御览》是中国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它是一部综合性类书，门类繁多。《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古代诗文总集，属文学类书。搜集广泛，保存不少文献资料。《册府元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该书取材，以正史为主，间及经书、子书，而小说、杂书一律不收；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不及其余；专收上古至五代的君臣事迹，尤重唐、五代。
　　72.郑樵在历史文献学理论方面有那些贡献
　　（1）郑樵提出了类例的概念，在《校雠略》中深刻阐明了区别类例对保存图书的重要意义;类例概念的提出，对于编修书目、整理资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2）鉴于当时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郑樵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3）他提出了通录图书之有无;详尽略古的见解，这是他会通的史学思想在目录学方面的表现；
　　（4）郑樵认真总结了历代文献散亡的原因，指出了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并系统提出求书八法，这被后代藏书家奉为圭臬；
　　（5）它还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理，开辑佚工作的先河，他的辑佚原则、理论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6）郑樵还扩大了历史文献资料的范围，极为重视图谱、金石的史料价值，把它们提到与图书同等的地位，由于他的倡导图谱、金石之学在宋代以后得到很大发展；
　　（7）综述：郑樵这些文献学理论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3.刘知畿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1）著《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主要探讨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和史学方法的著作。与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被誉为”双臂“，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2）拓展了史学研究范围。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关史学理论探讨的开山之作，《史通》以论史、鉴史、评史为主。但在确定史学研究的范围之时，刘知己把经书纳入了研究领域，在汉代以来的文献学史上，是思想上的一大解放，不仅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开了后世“六经皆史”之说的先河。
　　（3）对史书分类、源流的看法。刘知己在继承以往学者有关史部书籍分类的基础上，把先秦以来的全部史书划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并在两类之下做了进一步的细类分疏。
　　（4）在史料采择、运用等问题上的见解独特，就史料的采择而言，刘知己主张广征博采，但同时必须善加别择。
　　（5）《史通》还论述了一个优秀史学家必备的条件和应有的写作态度。史才三长：“史才”，就是指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史学”，就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史识”，就是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
　　74.试述王国维的文献学成就
　　（1）在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方面：王国维在罗振玉成就的基础上突破了甲骨文字考释的范围，以甲骨卜辞为原始的文献史料，来探讨殷商的历史、地理和礼制，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都运用了二重证据法，他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文缀和的先导者。
　　（2）在汉晋木简的考释方面，他与罗振玉合作，将沙氏书中材料重新分别考释，成《流沙坠简》一书，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汉晋木简的开山之作。
　　（3）在敦煌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他十分重视敦煌文书在学术上的价值，依据唐写本考订唐初职官、瀚海军设立的时间及唐前期实行的均田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又根据唐写本，使韦庄的《秦妇吟》复传于世。
　　（4）在1926年发表《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学上的新材料引入历史考证学中，与传统的纸上材料相互印证，大大地拓宽了传统考证学的史料范围。
　　（5）传统考证学以经学为中心，对经史典籍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古书的训诂与整理，王国维的历史考证突破了这一局限，其所撰《殷周制度论》，将甲骨文考证由单纯的文字考释推进到商周制度变革的探讨，直接引发了古史尤其是商周史研究的突破。他的《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将传统考证□□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显示出新的活力。
　　75.考证学：乾嘉时期繁荣，吴派惠栋，皖派戴震，扬州阮元
　　76.史评双壁：唐代刘知畿的《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
　　77.避讳的种类：帝王讳，圣人讳，官讳，家讳
　　78.避讳的方法：改字，空字，缺笔，更读
　　79.《四库全书总目》：有详细的书目提要。有严密的分类体系，书籍的分类编次是学术发展变化的重要标志。系统的部类小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80.目录学的发展：目录著作的大量涌现。目录学理论的新建树（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目录学；以史为中心，力图突破经史子集的界限；重视目录学揭示学术源流的作用）
　　81.藏书地点：
　　汉：石室，兰台，桓帝159年，古代王朝第一个掌管国家图书工作的正式机构，秘书监
　　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藏书，号称三馆。后建新址，称“崇文院”，三馆秘阁——馆阁
　　清乾隆：南北七阁：北四阁（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故宫文溯阁），南三阁（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
　　私人：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阁 钱谦益绛云楼，钱增述古堂，朱彝尊曝书亭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四大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