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番外-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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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约翰·贝克1907年底出生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他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一战的陆军上尉，母亲则是当地一所学校校长的女儿。年轻时期的贝克就展露出不同寻常的智慧与远见，在十五岁时，他毅然决然选择外出游学，独自游历了大半个欧洲，同时学习了多国语言。这段经历为他包容的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武装党卫军装甲部队指挥到共和国的外交官：弗里德里希·贝克传》**
弗里德里希是个极优秀的孩子，他的成绩大都是满分，人缘也好。他是孩子们公认的“厉害人物”，你从他们的相处中就会发现，他总是人群的焦点。
——阿尔伯特·穆勒，弗里德里希·贝克的中学老师
经历过一战那几年，尤其是经历过“芜菁之冬”那场可怕饥荒的年轻人，大都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凡尔赛条约》签订后，他们渴望德国夺回失去的土地，洗刷耻辱，重铸荣光。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非官方的右/翼武装组织，就如同很多一战德国退伍老兵加入“自由军团”一样。
——《纳/粹是如何崛起的？一战后德国的右/翼活动》
[1922年夏末，我十五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离开过比我们家在的那小镇更远的地方。
那时，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父母总用哀伤愤忿交织的语气提起被让出的“波兰走廊”，提起被分割开的东普鲁士。一战结束后，父亲加入了非官方的民间武装组织“自由兵团”，以期继续保卫祖国。“自由兵团”被解散后，他重新回归了商人的身份，逐渐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我被调往柏林驻防的军队后，我们也举家搬迁到了柏林。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说回1922年，我在离家不久后，听闻了“黑色国防军”招募的消息，从小接受的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对我的吸引力几乎是让我立刻去报了名。
年轻人总是充满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劲，当时的我也不例外。实际上，尽管我的父亲是一名前陆军上尉，但比起参军，他更希望我能继承他商人的职业，他不允许我进入军校，幼年时我所耳濡目染的也大都是工厂管理与产品销售的知识。从工厂的工人口中，我第一次听闻了“康/米”这个父亲所深恶痛绝的名词。然而父亲表达了厌恶，却没有对此做出解释——而我第二次听到这个词，是在加入半年后“黑色国防军”被解散时，酒馆里喝醉了的老兵说的。
然后这引来了一场骂战，最后发展到两拨人的拳脚相向，警察不得不过来调停。我以新奇且不解的心态看着这场闹剧，魏玛时期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歧在我面前露出了冰山一角。那时我不知道，未来这一矛盾将逐渐激烈，最终演变到你死我活。
年少的我只为学习新知识而兴奋。我主动结交了德/共团体的一些人，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并为此深深着迷。但最终，我心中对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占了上风，我离开了他们。
游历了几乎整个欧洲后，我回到家乡，决定顺从本心加入军队。这次父亲没有再阻止，我成功成为了国防军的一员。1926年，纳/粹/党的大区负责人来到柯尼斯堡发表演讲，他口中那个“大日耳曼”的伟大蓝图几乎瞬间征服了我的心。
彼时啤酒馆政/变已经将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名望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相信他将带领德国重新走向辉煌，他就是人们需要的那个强有力的领导者。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NSDAP。一年多后，我被调往柏林驻防。1931年，我在深思熟虑后选择了更狂热的党卫队，那时我错把狂热的信仰当作“纯粹”“纯洁”与对德国的“忠诚”，尽管并不认同他们中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依然加入了他们。
我的工作能力和情报天赋很快受到了上级的关注，1934年夏，希/特/勒终于不再容忍飞扬跋扈的冲锋队，开始了对他们的清算。我也成为“清算”行动组中的一员。但我没想到，我会在“长刀之夜”时碰见以前德/共的朋友。
往事在眼前一幕幕回放，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得太快太远，甚至模糊了最初的念想。我趁人不注意放走了他们。狂热的大脑一点点冷却下来，回忆起那些与“同伴”相处中曾经被我忽视的不舒服，我决定缓慢从党卫队抽身。年底，我选择进入新编的“党卫队特别机动分队”，离开“治安”工作，重新回到更接近军队的生活中，后来更是将重心转到情报工作。
1936年春，我结束出差，回到阔别两个多月的家。
那天，我遇上了改变我一生的挚爱。
她在我灵魂的荒原上栽了一朵玫瑰，成为那个黑色的疯狂年代里照亮我的最亮的一束光。]*
此前没有任何医疗记录表示弗里德里希·约翰·贝克患有精神类疾病，更没有任何证据表示他患有妄想症。但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毫无疑问的有严重的幻听幻视症状。而这一症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
——《被幻觉改变的纳/粹恶魔》
他为自己幻想了一位异国的爱人，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爱人”会是一位黑发黑眼的中国姑娘——难道弗里德里希·贝克在1936年访问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吗？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记载这件事的相关资料。
——纪录片《希/特/勒的尖刀：纳/粹德国的党卫军》第一集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她离开后，我曾无数次于脑海中重演这一场景。
那天天气很好，我推开门，金色的阳光从我背后跃入房间。她就愣愣地站在我面前，泛红的眼睛氤氲起一点水雾，脸上还带着未擦去的泪痕。
这个漂亮、怯生生、瓷娃娃般的东方姑娘并非活人。只一瞬，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她的身体是半透明的，脚下也没有影子。
凭借情报工作者的本能和那一缕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后来我认为这是一见钟情的心动——我几乎刹那做出了决断——我像看不到她一样直直“穿过”了她。我不能让她发现自己能够看到她，这不利于我对她进行观察、评估与情报收集。毕竟我不知道她在我家多久了，她很可能已经看过我的日记、书旁标记等等内容，对我有了透彻的了解。
她可能是个危险“人物”。
至于“穿过”她的行为会不会给我带来影响这一点，我并不担心。在家庭的影响下，我是一名天主教信徒，更何况我的脖子上正戴着一条悬挂了银质十字架的银链。我丝毫不担心她会伤害到我。
她也确实没有。反而是吓得飘了起来，一副想靠近又不敢的样子，絮絮叨叨地担心我会不会因为和她接触而生病甚至死去——一个善良的姑娘。她的语言我此前仅仅听过几次，凭借微弱的记忆，我回忆起这种来着中国的语言，一种我从未学习过的语言——然而我却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她口中话语的含义，堪称奇迹。
这会与她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吗？
我默默地观察这个中国姑娘，渐渐了解了很多事：她的来历、年龄、家庭状况、学习经历、职业……以及三年后将爆发的“二战”。
她对各国文学艺术都有不俗的素养，却又低俗地臆测希/特/勒和他身边人有不可告人的同性之爱；她看上去清丽可爱而文静，却时常吐出令人好笑的语句；她说自己讨厌律师的工作，表情却不由自主地露出怀念和一点骄傲……她似乎对我颇为忌惮，却有时候又大着胆子恶作剧。
仿佛一只让人捉摸不透的猫，时而高兴，时而冷漠，若即若离。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再也不能从她身上移开了。那时我以为是对她所隐藏的未来历史的渴望，但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爱情——她还未在意我时，我已经不由自主地对她有了爱慕之情。
一次意外，我的“伪装”被看破了，她却好像并没有那么生气。我知道她害怕我，盖世太保的身份在后世名声并不好。我利用了她这份恐惧，试图控制她，但我失败了。她离开房子时的笑容是那么灿烂耀眼，以至于我竟然产生了即将失去她的慌张。我以为我是不甘心失去情报和未来的大好前途，实际上我只是单纯害怕她会选择离开，离开我这个充满隐瞒与谎言，还态度苛刻的党卫军。
但命运女神那时还垂怜着我。她被限制在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们从一场互相帮助的交易开始，渐渐走入对方的生活，有争吵，有妥协，有回避，有亲近，有纠结，有温馨……终于我们成了彼此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39年战争开始后，在波兰和法国的枪林弹雨中，我时常想起她。我发现父亲可能是对的，或许我本不该成为一名军人——从收复但泽和东普鲁士后的战役开始，我感觉自己正在厌恶炮弹爆炸的声音，对硝烟和烧焦尸体的气味感到不适。我试图用他们所宣扬的观念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夺取生存空间是必要的”“当祖国需要我时，我不应该推辞”“要为我们的后人取得沃土”，可那时一同浮现的，总是她含泪的双眼。
她毫不留情地指明这是侵略，她说战争永远不是第一选择，她指责这是对几个国家无数年轻人生命的不尊重——她早已坦白了这场战争在历史上最终的结局。
于是我因为战争激情上涌的大脑再次冷静下来。我问自己，值得吗？卷入整个欧洲，打到举目皆敌，弹尽粮绝，耗尽一代人的生命，最后连原来的土地都保不住，几十年后都抬不起头来？
不值得。她才是对的，“战争在你愿意的时候开始，却很难在你愿意的时候结束”。我决定去做点什么。
等东线的战事开始僵持，军队内部不满的气氛越发严重，我已经“织”出了一张足够广泛的“关系网”，很快就是见面并确定最终行动的时候了。我不希望战争继续持续下去——相持时消耗战的伤亡巨大，她不能再待在越发残酷的东线战场上了——她该坐在阳光明媚的书桌前读一本诗集，微风拂过她干净的裙角，窗台上的鲜花轻颤——而非在炮火连天、充满杀戮的战场上躲避空中飞过的子弹，扶着坦克的裙边呕吐。
然后我才发现她居然隐瞒了我一件那么重要的事！她早已把自己的存在暴露人前，她怎么敢的！
对她安全的担忧加上事态发展不受我控制的不安，让我简直恨不得按住她打一顿——但我不能这么对她，一来我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对一名淑女动手，而更重要的是我害怕她因此而讨厌我。不用问我都确信，她绝不可能容忍会家暴的男人，动手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全完了。
我又想去用力捏她的脸，或者揉乱她的头发，重施一直以来我气到牙痒痒时的忍不住给她的惩罚，但她突然说，她现在已经很信任我了。
一瞬间，我的恼怒的情绪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一瞬间瘪了下去。我怎么能苛责她呢？明明是我之前的行为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才导致她不得不为可能更差的结果上一层“保险”。而她的行为也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啊。
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她，也不是自愿来到这个战乱的时代、面对一名心机深沉的党卫军的啊。身份调换，我难道能比她做的更好吗？
是我对不起她。如果我之前更信任她一点，也许，她就不需要再冒着暴露存在的风险参与到刺杀行动中。好在，他们并没有让她去执行刺杀的任务，不然我怕是要先一步来个告发，再慢慢重建人际关系网络，等下一次行动机会了。
我真诚的道歉带来了好的结果。不久之后，她同意了我的求爱。
现在，连卿是我名正言顺的女朋友了。
而最终，我们的行动也成功了。这片土地上升起了新生共和国的旗帜。]
那些反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人集结到了一起，在1942年四月三十日这一天执行了“斩首行动”。希/特/勒与戈林、戈培尔、施佩尔等人乘坐的飞机坠毁在前往北方集团军群的航线中坠毁，而后仅仅一个月，共和国就在容克贵族、军官、康/米等各方合力下诞生了。
——《五分钟带你了解德意志共和国》
几乎所有刺杀事件的参与者都认同弗里德里希·贝克“妻子”的存在，他们纷纷表示自己曾参加过他和“她”在教堂举办的婚礼，见证过他和“她”交换戒指。据说，那对弗里德里希·贝克自己设计的戒指和他意外破碎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一起被他带到了坟墓。
——《谎言？玩笑？群体幻觉？：那个不存在的女人》
我很欣赏尤纳斯·伯姆饰演的贝克部长。他在受到刺杀那场戏中用生动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现了失去“爱人”的痛苦绝望，这正是贝克部长同事朋友记述中他当时的状态。在有些影视作品和传记中，因为贝克部长后来对爱人的怀念和仿佛“她”还在的表现，没有表现刺杀未遂后贝克部长的这一段状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电影《看不见的爱人》影评
[审判之后，我们结了婚。
求婚是她先求的，那时我没想到她愿意这么早嫁给我。我知道她一直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好人，怀有道德上的不安。因此，我的预想是在我结束完快两年的改造后，我将以一个新社会公民而非前党卫军的身份向她求婚。
但在她开口之后，我激动得大脑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曾经引以为傲的交际能力一点也运用不上，除了点头同意，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反应。我想亲吻她，拥抱她，最好今天直接请假，和她在家里待整整一天，或者去筹备婚礼的要件——但我今天约了法国大使，这是不得不履行的外交工作。我只能忍痛暂时离开她。
我后悔了。今天我就应该请假的。那家伙竟然言语暗示我会孤独终老！呵，法国人！我真是自找不痛快……当一名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比当一名盖世太保或装甲指挥官都要困难。不过想到未来出使中/国时她脸上可能浮现的笑容，我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不管怎么样，我要回家了，她还等着我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去挑婚戒，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什么时候才能到婚礼的那一天呢？她不喜欢孤独，人们却都看不见她……我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让她受到所有人的祝福，成为大家目光的中心！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喝醉了，好吧，我承认因为那个法国佬的话，我喝的多了点，但我自认为酒量还可以——至少比她好多了。我永远也忘不了1936年的圣诞夜，喝醉了的她拽着我的衣领，在我唇上落下轻轻一吻——温柔而炙热，就像烙印在我的灵魂上。
我们没挑到满意的戒指，反正我没有满意。它们配不上她，所以我自己设计了一款。她带上它，就像手指环绕着一圈纯洁的白玫瑰。然而她不同意我对婚礼规模的计划，她担心人们把我当成疯子。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总是带着点疯的。不过，我也不希望她因为我的坚持而感到不舒服，更何况越多的人知道她的存在，她越可能受到危险。最终，我们在选择我家乡的那个小教堂举办。
在宾客和上帝的祝福下，她终于成为了我的妻子。我发誓，她是我所有参加过的婚礼上最美丽的新娘，洁白的婚纱衬得她如同落入凡间的天使，纯洁而美好。她说“我愿意”的声音是那么悦耳，童话故事中国王的夜莺也不会比这更清脆。那一瞬，我决定将以后所有生日时的愿望都换成“明年我们依然在一起”。
可或许是因为我威胁了神父对她的存在保密，也可能是幸运女神终于厌恶了我，那法国人的话成了真——她因我而死。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么痛恨战争，痛恨自己过往那些年的选择——如果我一开始选择继承家业成为一名商人，是不是今天她就不会在被子弹击中的巨大痛苦中离开？
后来我无数次梦见她痛得溢出眼泪，说不出话来，却还抬手试图擦去我的泪水时的画面——那时我已经无法触碰她了，她的身体就像一张从水中的捞出的纸片，轻轻一碰就要破碎了。每一次我都流着泪从噩梦中醒来，希望她能正躺在我身边，语带无奈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但每一次我找遍空荡荡的房间也看不见她的身影。
最终我意识到她离开了，她永远离开了我。]
《中德友谊长存！德外长前来祝贺我国开国大典》（《人/民日报》1949年9月29日头条）
《我国外交部长赴华，于天安门旁观庆典，德中友谊登上新台阶》（《柏林日报》1949年10月1日）
弗里德里希·贝克（左一）于天安门城楼观礼，摄于1949.10.1【黑白照片】
[她离开后，我一度浑浑噩噩，怀疑她是不是自己的幻觉。但她所留下的印记、那些卡片，以及他们对她的记忆，都告诉我这是真的，她存在过。
于是我又想到了死亡。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家人”，她说过中国的地府是要排队等着投胎的。如果我活得很久，她也要等我很久。她一个人一定很孤单，我要早点去陪她。
我把手枪开了保险，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我不害怕死亡，每个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曾直面过死神的镰刀。如果我胆怯，也不会从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干到区队长了。但我害怕自己不能和她重逢。我还记得自己是一名天主教徒，自杀是会下地狱的罪。我死后，东方的勾魂使会来接应我吗？如果她没去地府，而是上了天堂呢？她是一定会上天堂的。
我又不敢去死了。我已经害的我们被迫分离，不能再失去重逢的机会。我需要曲线救国。正好，我的身体在之前的战争中受过伤，只要我不注意护养，再高强度工作，很容易走向猝死——而这就不算自杀了——我会死于疾病。这不会花费太久的。
但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干的事情：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我不想我们重逢后，她问起这个问题时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很幸运地，我成功了。
1949年初，原外交部长退休。我因为工作出色成为了新任外交部长。那时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平稳地走到了崩溃边缘，不过，参加一次盛典的能力还是有的。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修复了中国的关系，并给予了新政权相当的帮助——谁能拒绝一场知道一定会“回本”的“投资”呢？他们通过了我们到场祝贺的请求。
十月一日，我站在古老的城楼上，看着张灯结彩的建筑、人民的舞蹈、飞机飞过天空的留痕，听着他们自信而骄傲的呐喊与欢呼。这确实是伟大的盛景，或许当年共和国成立时我们也应该在勃兰登堡门前这么做。
我又想起她的笑容。小卿，如果你也在场就好了。]
许多人认为弗里德里希·贝克是因为疯了才幻想出爱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们把因果关系弄反了。弗里德里希·贝克是先体会了爱情才变得“疯狂”，这种“疯”来源于他狂热的“爱”。他一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他眼中对“妻子”的爱是未体会过爱情的人绝对表现不出来的。
——《弗里德里希·贝克，一个传奇：疯子还是情痴？》
他最终因为积劳成疾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多么伟大的奉献精神啊！他在曾经的战争年代就表现出不顾身体的英勇作战精神，成为一名外交官后也依然兢兢业业，为德国带来了国际关系上的繁荣局面，弗里德里希·贝克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英雄从来不受到身份的束缚！
——共和国总理在弗里德里希·贝克葬礼上发表的演讲
[再一次伏案工作超过十个小时后，我感觉到心脏垂死挣扎的跳动。倒地后胸口剧烈的疼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听到秘书的尖叫，我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我久违地感到了解脱。我要去见她了，我想，这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一切。我的财产会尽数被捐给早已建立、运行的儿童基金会，用于帮助那些在战争或其他意外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早年我资助的学生也全部完成学业。那些还活着的老朋友答应帮助操办我的葬礼。
而那枚骑士铁十字在她离开后就出现了裂痕，最终碎成几块。我把碎片和我们的婚戒一起放到了一个木盒子里。又把那个盒子存到了银行，约定好取盒子的口令。如果真的来生转世，我会亲手取回我们的回忆，将它们带到你的面前。
小卿，我终于可以来找你了。我们下辈子一定要一直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啊。]
《讣告：外交部长弗里德里希·约翰·贝克在今日十点十九分于办公室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四十八岁》
作者有话说
第13章 番外-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