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草木间》朱雀桥边野草花

1、国破山河在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和瓜分中国，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感促成了人们的觉醒，救亡图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失败了，1900年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起自山东，迅速发展到直隶、天津、北京，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它们决定亲自出兵镇压义和团，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组织联军侵入中国，8月攻入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被称为《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此条约中白银4.5亿两的数字已然天价，本息又翻了一倍多，使得当时的经济跌入低谷。
　　为了使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又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但这两项税收为清朝政府最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皇。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和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这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
　　这时远在河南信阳的举人陈善同也拍案而起，在得知条约内容之后，陈善同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悲恸欲绝的他晕倒在地，人事不知，经医师诊断为:悲怒过甚，需静养修复。陈善同在病榻上写下：神州陆沉，国难惊心。
　　陈善同，字雨人。陈家诗书世家，祖上明朝初年从湖北麻城北上，先祖陈恪一脉就在相距300里不到的信阳安下家来。陈家人经过明清两代500年的繁衍生息，遂在豫南形成大姓家族，方圆百里的世代书香之家，贤达闻世受人尊重。
　　陈家重教尊儒诗书传家，循正统科举礼教，代代官宦层出不穷。陈善同的祖父陈梦兰1852年（咸丰二年）壬子科进士出身，历任清廷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刑部主事、郎中，工科给事中、江南京畿道御史、湖北荆州府知府。陈善同的父亲陈嘉麟年事不高，诗书满腹，博学强识兼工书法。曾援例捐任江苏通判，但辞未就任。陈父不到而立之年，就溘然而去。陈善同出生在清德宗皇帝光绪二年，那时候距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16年，“火烧圆明园”和“太平天国”的外忧内患并没有使得清廷觉醒，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正在越来越深重。
　　陈善同的祖父陈梦兰被高邮州知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所震撼，这些年反复摩挲魏源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他也反复思量魏源的话“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在1852年获得进士出身后，他也追随魏源的思想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父亲陈嘉麟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的追随者。他少时最爱冯桂芬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1896年四月，《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在《匡时策》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嘉麟也甚是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和行动的指南，父亲陈嘉麟深以为然，坚定不移执行。
　　陈善同自小智力超人，聪颖异常。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小小年纪就熟读经史，对于宣传先进思想的《海国图志》和《校邠庐抗议》，陈善同也是从小接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陈善同乡试中解元。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的国门，辛丑条约的签约，如同黑云压城城欲摧，对国家对民族长远负担的乌云从此围绕在中国的上空，久挥不去，陈善同小小年纪已经明白“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冷兵器神话不会再有，现在他能做的不过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901年11月7日，陈善同和一见如故的同为举人的好友甘以敬游震雷山，在震雷山山顶陈善同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陪同的挚友甘以敬道:"善同老弟，年纪轻轻，有何心思放不下，且放宽心!陈善同悲愤的说：“这大好河山，怎忍心尽付贼人之手，堂堂大清朝，怎么会沦落至此。”甘以敬也感于如今国家沦丧，报国无门，两位年纪相差11岁的莫逆之交在山顶抱头痛哭。
　　各省"地方赔款"层层下派，勒令上缴。信阳多山地，赔款税负实在无力承担，村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陈善同听闻翰林院修撰张謇兴办大生纱厂一年纯利10万两，不由看到了曙光。缉私拿统领、茶业公所成员的蔡祖贤也日夜忧心需要上缴的赔款，于是陈善同求见自己未来的岳父缉私拿统领蔡祖贤一起去南通拜访张骞以求破解之法。原来陈善同自小记忆力超强，能记诵不忘，小小年纪就熟读经史，且秉性执着坚韧，收放有度，有一番远大抱负。蔡祖贤认为陈善同乃千里驹也，异日不逊乃祖，于是早早为家中爱女芝兰求取婚约，以期得一光耀门楣的佳婿。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陈善同乡试中解元，果然不负蔡祖贤所望，于是蔡祖贤对这个未来女婿更是满意，他听到未来女婿陈善同有此想法，甚是赞同，于是相约一起赶赴南通求见张謇。
　　在南通，二人见到了这位传奇状元张修撰。张骞很客气的接见了所有问询的人，时国家水深火热之中，他明白实业救国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动起来。他向二人讲述了他的心生：“1898年闰三月，我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我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老师翁同龢却被慈禧罢官。我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老师翁同龢的遭遇，使我目睹了官场的险恶；7月21日，我请假南归，继续我的“实业救国”。 1899年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我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我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听到纱厂的利润，二人瞠目结舌，陈善同喃喃地说：“我们信阳也可以办纱厂吗？”张骞摇摇头，“因地制宜，因势选物，你们要按照你们的优势选择最合适你们的产品发展，不能一样东西走到头，最后恶性竞争，吃力不讨好。”张骞是经验之谈，他讲了很多关于地理位置、地方特色、时令、人文特色的选取平衡。
　　张謇苦笑说：“我弃政从商，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我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经济兴旺才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根本。有了钱我们的老百姓也就不至于这么困苦了。”他向陈善同和蔡祖贤提出了重工主义。他认为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是当前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二人不住点头，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陈善同将信阳的风土人和详细说与张謇：“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高僧慧思来到光州大苏山结庵，开坛说法，"数年之间，归从如市"。在长达14年之久的岁月里，他造金字般若27卷及法华琉璃宝函，为僧众宣讲法华、般若二经，完成《法华安乐行》、《立誓愿文》等著作。传法之余，慧思还率徒躬耕苏山，辟荒种茶，辟池种莲，并在大苏山山阳一处如削如劈的天然石壁上，刻下"住大苏山慧思开石，甲戌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记其深山修持之愿。后来智顗冒着战火慕名千里投奔大苏山，师从慧思7年，苦心修习"法华三昧"，精研《法华经》，一日突然开悟，心思豁然开朗，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大苏开悟"。智顗在大苏山学识精进，定慧双修，创立了"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等系统的天台宗佛学理论，于公元567年受师慧思指派率法喜等27人前往建康传法，后于公元575年入浙江天台山建国清寺，开宗立派，弘扬佛法，创立佛教天台宗。智顗一生著述甚丰，佛著曾先后传入朝鲜、日本。日本天台宗佛教徒盛赞他为“中国的释迦牟尼”、“天台智者大师”，日本僧众曾多次率团专程到净居寺寻根探祖。神龙二年(706年):律宗大师道岸(光山人)，从长安宫庭辞归故乡，在大苏山原慧思结庵禅观处，建造净居寺，造净居塔(紫云塔)于大苏山顶，率徒植龙柏、银杏、花卉、灵草;鉴真师事道岸，随之到江淮地区，以净居寺为中心，传教说法。自此，净居寺为律宗寺院。从道岸受具足戒学律范的玄朗，学成后，被推为天台八祖。净居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始祖庭。禅茶一味，有禅的地方必有茶，信阳气候温和，多水气充沛的山地，非常适宜茶树生长。陆羽在《茶经》中将光州、义阳茶列为淮南茶之首，历史上陆羽《茶经》记载“淮南以光州上，义陽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北宋新旧两党斗争激烈的时候，作为保守派的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触犯改革派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借口，将他下狱;最后虽侥幸保住性命，但被发配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元丰三年大文学家苏轼正月出京，正月十八到蔡州。时值寒冬，大雪纷飞，苏轼在蔡州停留几天后，经过息县，渡过淮河，来到义阳浉水河畔，驻足浉水，以水煎茶，鉴水品茗，遂把浉水评为“天下第四十六泉”，并赞叹“生斯土者，往往多禀清气，具风骨之士，不可谓非山水之灵也”。苏轼来信阳前，在杭州任职时，皇上曾派赐他一包名茶，品后倍感清雅鲜爽，是自己从未饮过的。当时，他已遍饮杭州、福建等地名茶，但这种茶与它们色香味迥异，风格独特。而且他知道皇上也不会再赏赐那些茶，但究竟是什么茶呢？这个谜团一直未解，直到这次他在信阳再品尝到这种茶，才恍然大悟，皇上赐他的原来是信阳茶。于是，他才得出“淮南茶，信阳第一”“品不在浙闽之下”的论断。苏轼出信阳城来到光山净居寺，与净居寺和尚居仁每日吟诗作赋。净居寺已成了苏东坡的灵魂家园，苏东坡在此地写出了著名的《游净居寺》，其中写道“回首吾家山，岁晚将归焉。”“吾家山”，苏东坡已经将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归宿了。此间还有诗《梅花二首(光山度岭作)》，是为诗坛千古名唱。后又有"去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欲断魂"、"春风岭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句，前后诗出一事，成为诗坛脍炙人口的诗话故事。苏东坡达到黄州后，还念念不忘净居寺，常寓净居寺"第以福乡灵境，故往往寄啸而逃禅焉"，选寺后山阳半腰一平地，建读书堂。苏轼《梵天寺次韵》诗云：“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茫屐。唯有山头月，夜夜照来去。”先后几次回到净居寺，在那里流连山色，谈佛论经，读书阅读，低吟浅唱。其第苏辙，好友黄庭坚、佛印、道潜、陈季常相继到苏山造访。淮南六州设十三榷茶场，信阳产茶的盛况沈括在《梦溪笔谈》有记载，他记录了嘉祐六年的交易量：“十三山场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三十万七千二百一十六斤”。信阳既造当时主流的片茶，也造砖茶。宋代曾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内蒙古进行茶马交易，早在宋景德年间已有成批茶叶运往边地，在张家口与蒙古一带进行茶马交易。可以推想，如此巨大的产量，茶园也必然广袤于山野。但到了明末，因茶税过重又遭匪劫，茶树遂斩伐殆尽，曾经辉煌的茶区，衰败无声。”张謇建议二人去六安走一走，两地地势相近，风土相和，六安盛产瓜片茶，瓜片茶也是中华传统历史名茶，在唐代被称为“庐州六安茶”;在明代被称为“六安瓜片”，为上品、极品茶;清为朝廷贡茶。根据六安史志记载和清代乾隆年间诗人袁枚所著《随园食单》所列名品，以及民间传说，六安瓜片于清代中叶从六安茶中的"齐山云雾"演变而来，当地人流传"齐山云雾，东起蟒蛇洞、西至蝙蝠洞、南达金盆照月、北连水晶庵"的说法，六安瓜片原产地应该在齐头山陈围山区，现畅销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京津地区，远销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探仔腿、美市场。1856年，慈禧生同治皇帝后，方有资格每月享受十四两六安瓜片茶的待遇。说着张骞让人将自己珍藏的瓜片送与二人，张骞郑重的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的未来有赖诸君了。我期望看到有一天淮南重现那茶经中的绝顶好茶，产量翻倍，畅销国内外。我现在已经可以闻见诸君身上的茶香了。”
　　看着一身重担还对二人不吝赐教的状元爷，陈善同和蔡祖贤不自觉的承担起了这一方家国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