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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 34 章 【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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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杭州,绸庄合股商人】
中年商人坐在案前,手中握着半卷合股契约。他与三位同乡合开绸庄,去年一位同乡家中遭灾,执意要抽回本钱,几人争执数月,绸庄生意一落千丈。他望着天幕,忽然生出念头:若中原商行也能如此,股份可转可兑,便不用再怕一人变故、全伙遭殃。可随即他又苦笑——番邦有交易所,有官府护持,中原呢?他叠好契约,低声自语:“只怕有法度,也没人敢试。”
天幕上的画面回到交易所,木板上的数字又跳了一次。人群的骚动比刚才更明显,有人攥着票据从人群中挤出来,脸色煞白,有人举着钱袋往里冲,帽子被挤掉了也不捡。
雁非的声音响起来,比刚才轻了一些,带着一点冷眼旁观的意味。
“股份能随时买卖,是好事,但好事过了头,就成了坏事。”
“有人不看商号赚不赚钱,专赌价格涨跌。今天买,明天卖,赚的是差价。荷兰人管这叫‘风中的交易’——你买的不是商号的香料船,是旁人的念头。别人觉得会涨,你就买;别人觉得会跌,你就卖。跟商号好不好,没有半点关系。”
天幕上浮出一组数据——荷兰东印度商号的分红率:年均15%到20%,最好的年景能到28%。雁非的声音停了一瞬。
“这数字放在当时,够诱人了。”她顿了顿,“可有人偏不满足。”
十七世纪的欧洲,民间借贷利率普遍高得吓人,遇上风险高的买卖,20%的利息都未必借得到钱。按正常商业逻辑,股价应当围着商号的真实盈利波动。可现实呢?完全失控。
1607年,东印度商号第一批远航船队还没靠岸,欧洲只传出几句“香料满载”的传闻——没有任何实证,股价就在一年内从一百荷盾涨到了二百零六荷盾,直接翻倍。半年后,又有流言说船队遭遇风暴,损失过半,股价一头栽到九十二荷盾。那些跟风买入的商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到处是破产后落魄的身影。
雁非轻轻叹了口气。
“投机不违法,荷兰人没禁止。但他们知道,投机会让钱离开实业,钻进赌局。船没人造了,货没人运了,香料没人卖了——全跑去盯着木板上的数字。”
面对疯狂的投机浪潮,市政当局并非放任不管。1610年,阿姆斯特丹颁布法令,要求东印度商号每半年公开一次账目,同时禁止裸卖空、恶意散布谣言等操纵行为,违者高额罚款,甚至驱逐出交易所。
她的声音低了些。“但法令管不住人心。投机的人总能找到办法绕过去。今天禁止裸卖空,明天就有对赌协议。今天限制涨跌停,后天就有人在场外交易。阿姆斯特丹的法官们后来也疲了——抓不完,判不完,关几天出来接着干。不是荷兰人不想管,是这东西天生就带刺,谁碰谁疼。”
“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雁非摇摇头,“从来不是几条法令就能管住的。”
交易所里很快出现了一帮专职投机者。他们不参与贸易,不关心经营,只靠流言和情绪下注,甚至借钱入市,幻想一夜暴富。大多数人的结局,是在股价的涨跌中欠下一屁股债。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干脆禁止投机?答案是禁止不了。只要有人相信‘别人会出更高价’,投机就会存在。荷兰人试过——加印花税、限制卖空、规定最低持有期。有用吗?有用,但治标不治本。后来他们自己也被投机害惨了——郁金香泡沫,下期讲。”
她停顿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听说什么货涨价,就一窝蜂去囤。茶叶涨价囤茶叶,丝绸涨价囤丝绸。结果呢?货还是那些货,价钱被人炒上去了。炒到顶,没人买了,价格一下子跌下来,囤货的人亏得当裤子。
荷兰人的股票投机,跟囤货炒价是一个道理。区别是——囤货至少还有货,股票呢?连货都没有,只有一张纸。可这张纸上的数字,有时候反映的不是商号的实利,而是别人心里的鬼。”
天幕上最后浮出一行字:“投资看商号,投机看别人。看商号的,睡得着觉;看别人的,睡不着。”
【明·苏州,茶肆商贾】
茶肆内几位商人围坐一桌。一位粮商捻须嗤笑:“无货无实,仅凭一纸涨跌,与我江南赌坊何异?”另一位海商却摇头:“若能借此聚起散银打造大船,利大于弊,只是需管好人心。”旁边一位老商人沉默良久,端起茶杯又放下:“利大则险重。我中土重实业、轻虚财。但这番邦的法子……”他顿了顿,看向天幕,“倒是把‘信’字立住了。”众人闻言,不再多言,各自低头饮茶。
天幕一转,阿姆斯特丹银行出现在画面中:灰石墙,铁栅栏后的银库,门口有人扛着麻袋进去,有人拿着纸片出来。建筑不算宏伟,但门口排队的人比交易所还多。
雁非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继续讲。
“股份能转了,银子还太重。一趟跨国生意,少则几千两,多则几十万两。白银笨重,搬运费力,押运要人手,还要防海盗、防劫匪。据记载,一次运五千两白银,押运、安保费用就占到货值的7%,远洋航行更是翻倍。商人阶层迫切需要一种轻便、安全、可跨区域兑付的支付工具。
1609年——注意,和交易所同一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了。市政当局监管,核心职能有三项:接收白银存入、发行等值银行券、提供商户间的转账清算。商人存入白银,换取银行券,异地交易不用再搬银块,只需在银行账面划转。”
天幕上浮出一张纸币的图样:边缘磨损,纸张发黄,印着面额和一行小字——“阿姆斯特丹银行承诺凭票即付”。
“纸币不是荷兰人发明的。宋朝有交子,比这早几百年。交子初行时,由十六户富商联合发行,准备金充足,兑付稳定,便利了川蜀贸易。可后来朝廷财政吃紧,强行将交子收归官办,抛开准备金肆意加印,填补军费、赈灾开支,交子迅速贬值,最终沦为废纸。南宋会子、金代交钞、元代中统钞、明代大明宝钞,都曾大范围流通,可大多逃不过贬值、通胀、崩溃的宿命。”
“纸是一样的纸,承诺也是一样的承诺。宋朝人写的是‘许于成都交子务兑现’,荷兰人写的是‘凭票即付’。字不同,意思一样。但宋朝的交子兑现了二十年就垮了,荷兰人的银行券撑了一百八十年。不是纸的问题,是纸背后那个‘谁管着印’的问题。”
雁非顿了一下,语气沉下来。
“根源在哪?中原纸币的发行权掌握在朝廷手里,权力不受约束。一旦国库空虚,就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
“有人可能会问:交子为什么垮了?宋朝收税,只收铜钱,不收交子。朝廷自己发的钞,自己都不认,商人百姓凭什么认?一张纸,背后没有银子,没有承诺,只有官府的印。印越多,纸越贱。这不是纸币的错,是发纸币的人没有管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