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直播世界史》星海灿若

32、第 32 章 【

　　【明·万历】

　　天幕暗了很久。

　　张居正从头看到尾，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荷兰人那套东西，大明一样都用不了。

　　造船不装炮？海上有倭寇，船不装炮就是找死。股份制？银子聚起来就买地，地买多了农户失地，天下必乱。银行？宝钞怎么废的，朝廷自己心里清楚。

　　但真正让他坐不住的，不是这些。

　　他想到的是——荷兰人能成，是因为他们的朝廷认规矩，认了就不伸手。大明的规矩呢？太祖皇帝立的少吗？后来谁守了？他自己搞一条鞭法，不也是绕着祖制走？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要吃饭、要捞好处，规矩挡不住，只会被绕过去。荷兰人的规矩能立住，不是法子高明，是他们的朝廷不伸手——不是不想伸，是伸了要倒霉。

　　大明的朝廷呢？

　　他拿起笔，在折子上写了漕运的账该怎么算，盐政的规矩该怎么立。荷兰人的法子用不上，但账总该算算。墨汁从笔尖渗出来，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

　　笔放下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讽刺。

　　他想起自己推一条鞭法时，多少官员阳奉阴违，把“简化税种”变成了“加派借口”。规矩从他手里立出去，到了下面就走样。不是荷兰人的法子高明，是他们的朝廷有商人在外面盯着、在账上算着。大明的商人呢？只会往官员的后衙送银子，求少收一点。

　　他想起去年查办的几个盐商，家资巨万，可一查账目，全是亏空。为什么？因为银子都用来孝敬了。孝敬巡抚、孝敬御史、孝敬太监。朝廷想收税，收不上来；商人想赚钱，赚了也留不住。银子在官员和商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进了私人腰包。

　　荷兰人的银子，投在船上、投在炮上、投在能生钱的地方。大明的银子，投在官场上、投在人情上、投在不能生钱的地方。

　　他忽然不敢再想了。因为再想下去，就得想一个他不敢想的问题：如果大明的朝廷本身，就是最大的规矩破坏者呢？

　　他把折子合上。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

　　灯芯爆了一下，火光晃了晃。他看着那团火，忽然觉得大明的国运，就像这盏灯——灯油还有，可灯芯快烧完了。

　　换灯芯不难，难的是换灯芯的人。

　　他把折子推到一边，站起身来。明天还要上朝，还要跟那帮人争。争一条鞭法，争考成法，争来争去，争的是这盏灯还能亮多久。

　　可灯芯迟早要换的。谁换？怎么换？

　　他没想出来。

　　书案上，那盏灯又爆了一下。他伸手拨了拨灯芯，火苗蹿高了一些，照出他脸上的皱纹。

　　他五十三了。还能争几年？

　　他把手收回来，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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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泉州】

　　海商陈家的厅堂里聚着七八个人，都是泉州地面有头脸的商人。

　　老爷子陈德隆坐在主位，手里捏着一份刚从马尼拉送来的信，信上说西班牙人又加税了，一船货的税比去年多了三成。

　　“三成。”他把信拍在桌上，“前年加两成，今年加三成。再这么下去，咱们跑一趟南洋，赚的还不够喂洋人的。”

　　没人接话。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叹气，有人端起茶盏又放下。

　　陈德隆十六岁上船，跑了一辈子南洋。从伙计做到船主，从船主做到东家，什么风浪没见过。但这几年，他是真觉得憋屈。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一个比一个狠。以前跑南洋，到了码头卸货交税，规矩清楚，数算明白。现在倒好，今天加一成，明天加两成，船还没靠岸，税就先涨了三回。

　　“老爷子，”旁边一个年轻人开口，“要不咱们换个路子？听说荷兰人的地盘税低……”

　　“低？”陈德隆看了他一眼，“荷兰人的税是低，可他们的兵船在海上等着你。你不去他们的码头，他们就在半路上截你。你以为我没想过？”

　　年轻人缩了缩脖子，退后半步。

　　陈德隆叹了口气。去年他联合几个泉州商号，想自己凑钱买几条炮船护货。结果官司打到府衙，知府大人说海商不得私养兵船，一句就顶了回来。

　　官府不管，自己不能管。南洋的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

　　他端起茶盏，发现茶凉了。

　　就在这时，天幕亮了。

　　厅堂里几个人同时抬头。天幕这东西，几年前开始出现，隔三差五亮一回，每次都讲些稀奇古怪的事。有人说这是神明显圣，有人说这是妖物作祟，陈德隆不信这些，但每次天幕亮，他都会看——因为上面讲的东西，确实有用。

　　这次天幕上出现的不是画片，是船。

　　铺天盖地的船，挤在一个港口里，桅杆密密麻麻，像冬天掉光了叶子的树林。船从画面两边往后退，一艘、两艘、十艘、几十艘。退了很久，还是船。

　　港口的全貌出现了。城墙、钟楼、仓库、船坞，层层叠叠往内陆铺开。

　　陈德隆手里的信飘到了地上，没去捡。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哐当一声，没人顾得上回头。

　　天幕上出现一行字：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港。荷兰商船总数，一万六千艘。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三国之和，不及其数。

　　“一万六千艘。”陈德隆低声重复了一遍。

　　他做了一辈子海商。泉州港有多少船，他心里有数。漕船、商船、渔船，运河上跑的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

　　厅堂里安静得能听见蜡烛芯烧焦的声音。

　　天幕继续放着。葡萄牙人的衰败，西班牙人的挥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崛起。陈德隆从头听到尾，一言不发。他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指节慢慢收紧。

　　天幕暗了很久。

　　陈德隆慢慢弯下腰，捡起地上的信。他把信折好，塞进袖子里，端起茶盏，发现茶凉了，又放下。

　　“两百年。”他说，“一家商号，竟然能做了两百年。”

　　“老爷子，”那个年轻人又开口了，“这荷兰人是不是比咱们聪明？”

　　陈德隆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不是聪明。是他们的钱投下去之后，不会被官府以各种名目抽走。”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北风起来了，吹得窗纸簌簌响。

　　“大明的商人赚十两，交完关税、打点完衙门、喂饱了胥吏，能剩三两就不错。这三两，还要担心明天会不会有新税、新例、新规矩。我不是不想把钱投在船上，是不敢。投下去，不知哪天官府一句话，船就出不了港。”

　　他转过身，看着厅堂里几个人。

　　“所以我只能把银子藏在地窖里，或者买地。至少地搬不走，官府不能把地抽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了一句：

　　“不是钱不想活，是这地方，不让钱活。”

　　年轻人问：“那咱们怎么办？”

　　陈德隆想了很久。厅堂里只有蜡烛燃烧的声音，和远处隐隐的海潮声。

　　“明年，我打算凑一笔钱，跟几个相熟的商号合在一起，买几条船。不去马尼拉了，也不去荷兰人的码头。咱们自己找码头，自己开路。府衙不让养兵船，咱们就不在府衙的码头上养。开到外海去，大明的官管不到的地方。”

　　“老爷子，这要是被官府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样？”陈德隆看着他，“官府能帮咱们把荷兰人赶走吗？不能。那官府管得了咱们在外海做什么吗？也管不了。”

　　他顿了顿。

　　“我不是要跟谁打。我是想，咱们得有自己的船，自己的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咱们拳头不够大，但至少不能连拳头都没有。”

　　他把那份马尼拉的信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下。没有烧。

　　“这信留着。西班牙人加三成税的事，咱们记着。天幕上说的事，咱们也记着。以后怎么走，走着看。”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

　　“可还有一件事，”他忽然说，“天幕上这些东西，朝廷迟早也会知道。”

　　“朝廷知道了会怎样？”年轻人问。

　　陈德隆摇了摇头。

　　“不知道。也许会禁海，怕洋人进来。也许会开海，想学荷兰人的法子。也许会跟咱们想的一样，买船、练兵、跟洋人争。”

　　他顿了顿。

　　“可不管朝廷怎么定，咱们都得先想好自己的路。朝廷开海，咱们有船。朝廷禁海，咱们在外海也有船。朝廷跟洋人争，咱们有船跟着。朝廷不争，咱们自己争。”

　　他把那份信塞进袖子里。

　　“明天我去找老李他们商量商量。天幕上这事，不能只有咱们知道。几家合在一起，船多了，路就宽了。”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北风灌进来，烛火晃了晃，没灭。

　　“钱是活的。可人不能太急。”

　　窗外，泉州港的灯火星星点点。那些灯下，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商人，在算着账、叹着气、想着出路。海风从港口吹过来，带着咸腥味。

　　他把窗户关上，转身回到桌前。

　　“来，咱们把今年的账算完。”

　　他从袖子里抽出账本，翻开。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烛光下像蚂蚁一样爬着。

　　其他人围过来，坐下了。

　　厅堂里重新响起算盘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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