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附篇《名利场》（199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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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名利场》（美版/英版）封面故事
《乔琳·阿普尔比：无所畏惧，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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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漂亮的女演员很容易被误解，但是……乔琳·阿普尔比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和不可思议的大脑。”——马丁·斯科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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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病人》在好莱坞成功掀起了一阵旋风，现在我们在纽约同《英国病人》幕前与幕后的重要明星乔琳·阿普尔比会面，听她讲讲制作《英国病人》的挑战、跨领域工作的复杂性、名气以及乔琳坠入爱河的方式——由一首歌开始，她遇到了她的新婚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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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吧？”
乔琳·阿普尔比总是这么戏弄采访她的记者们，但她说话的方式实在太俏皮了，这让人很难觉得被冒犯，只是想跟她一起笑起来。这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同时拥有摇滚明星和电影明星两种传奇身份的女人魅力全开时的样子，那种恶魔般的能同时让数万人齐声高呼她的名字，又让数万人为银幕上的她倾倒的魔法般的魅力。
但这也无疑提醒了我们要跟上乔琳说话的节奏，保持警惕。很明显，乔琳·阿普尔比在心底有个时钟，无论是在幕前幕后，她都保持着她创作的歌曲中的欢快节奏。眼下她的思维正在飞速运转，如果你没跟上，她不会嘲笑你，但她也不打算等你。
“生命只有一次，这是个老生常谈的俗语，但它确实是个真理。我有时从床上醒来，还以为自己是16岁，可事实上，”乔琳轻轻地自嘲了一下，“我已经有7年不是16岁了。当你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很难不把自己拧得像个螺丝一样紧。”
她这么解释自己对生命短暂的着迷，但让我们很难不怀疑这是她人生哲学中受父亲意外离世导致的童年创伤所影响的那部分命题——充分利用现在，因为生命的终点比你想象的要近。它肯定会在某一天敲门。也许会很快。谁知道呢？
“但我不认为她是以这种情绪来工作的。她在工作时很放松，无论是在录音室还是在片场，我们永远都很享受这个过程。不过这也确实是她生活主题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她在心底有个很长的列表，她不停地在上面打勾，以此确保自己没有错过任何一处她渴望的东西。”史蒂夫·布鲁克斯这么向我们解释道。他是乔琳乐队紫色天鹅绒的贝斯手，他同吉他手罗德·约夫、鼓手罗拉·贝利一起在1989年发起了原名BABY的乐队，又在1990年左右招募了乔琳成为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从此以后，他们一直是事业和生活中的亲密朋友。
“乔一直非常清楚故事是什么样的，”他说，“她喜欢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她总是在写歌、写剧本，这是她把她脑袋里那个奇幻世界变为真实的过程。她很清楚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在哪里抵达高潮以及什么时候结束。”史蒂夫说到这里时沉吟了一下，随后说：“我甚至觉得，乔对她自己的故事也有很清楚的看法——她知道什么时候是离开的时间，她不想在任何一个章节逗留太久。”
滴答作响的时钟不由得将我们带回了故事的开头。1992年1月超级碗的休息时间播放了可口可乐的著名广告，就是在那里，美国观众第一次见到了这个一度被称为“可口可乐女孩”的乔琳。就像她一露面就吸引了美国观众的注意力一样，这个漂亮得像是超模的女孩也同样吸引了负责选角的广告导演，他们将她的试镜申请表从普通演员移到了主演行列。彼时那个灵机一动的选角导演一定没有想到，他们找到的这个漂亮女孩会成为今天的乔琳·阿普尔比。
事实上，乔琳之所以前去试镜，是因为她需要广告报酬来为乐队提供资金，以及筹钱拍摄一部小成本的恐怖片。除去可口可乐广告的试镜外，她还参加了另一部小成本青春校园片的试镜。而那部电影正是著名独立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同主流电影厂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年少轻狂》。她最终在《年少轻狂》中扮演了一个颇具亮点的配角。从这个角色出发，她和林克莱特合作了她担任女主角的《爱在黎明破晓前》，她在其中同伊桑·霍克在火车上坠入爱河。
在年满18岁的乔琳逐渐有了积蓄的同时，她的乐队也开始有了新的进展。他们的歌曲《Without You》开始在西海岸的大学广播电台广泛传播，这支地下乐队终于正式引起了唱片公司的兴趣。在唱片公司的合约竞赛中，麦当娜的小牛唱片公司最终同他们达成了交易。1992年7月，紫色天鹅绒正式推出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非法宿醉》，成功在被垃圾摇滚占据的音乐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于当年年底卖出四百余万张，并且横扫美国市场四大音乐奖项的最佳新人奖。自从追踪音乐销量的尼尔森音乐统计系统出现以来，这是最早在美国卖出一千万张的专辑。它在多个国家的排行榜登顶后，又在公告牌专辑200排行榜上持续待了127周。
从这张专辑开始，乔琳带领着紫色天鹅绒开启了他们狂热的摇滚明星之路，从《鱼缸》到《It’s OK to Be Human》，他们已经拿走了四座格莱美奖杯，并且正式成为全球最热门的摇滚乐队之一。
在乐队事业突飞猛进的同时，乔琳开始着手拍摄《临终影像》。众所周知，这部影片制造了电影史上最大的票房奇迹，以20万美元不到的制作成本换来了2.48亿美元的全球票房。由此出发，她的电影制作之路开始正式起航，她导演兼制作的史蒂芬·金改编作品《热泪伤痕》不仅为她赢回了威尼斯电影节金奥塞拉奖和金球奖的最佳导演提名，还以13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换来了1.74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为同她合作的城堡岩影业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乔琳的电影事业不仅局限于幕后。她在《糖心陷阱》里同汤姆·克鲁斯一起在银幕上冒险，又在《纯真年代》中扮演了克制隐忍的上流社会少女，最终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提名同时带回了家。马丁·斯科塞斯曾这么评价阿普尔比：“极度漂亮的女演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乔琳·阿普尔比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和不可思议的大脑。”
而这些故事的发展过程最终将阿普尔比带到了如今这个位置——《英国病人》的制片人和重要演员。她又一次站在了好莱坞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每个星光熠熠的晚宴的热门话题。她将布克奖获奖作品《英国病人》这部一度被认为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作品搬上了大银幕，并且在其中扮演了深受战争之苦的护士汉娜。这是一个耗资3000万美元的大型项目，那也是一个乔琳从未涉足过的更脆弱、更亲密的角色。这绝对是她人生故事里的一个新章节。
“赢得人们的信任，特别是信任到足以掏出3000万美元来总是很难的。事实上，即使是1500万也很难，你不能只是坐在那儿打几个电话就能拿到钱。”乔琳苦笑了一下。“但电影是一种团队工作，每个人都得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起将宏大的愿景变成银幕上的现实，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就像魔术师不应该揭秘魔术背后的奥秘一样，我不应该说更多事了。”
即使乔琳认为她有必要保密《英国病人》幕后的故事，她也很难掩藏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冒险举动。她的电影制作公司斯芬克斯影业在《英国病人》中全资注资了3000万美元，同另一位制片人索尔·扎恩茨的制作公司扎恩茨影业一起合作制作。但一开始的投资计划并不是这样的，在索尔和乔琳拿着剧本辗转多家电影工作室寻求合作后，福克斯同意提供3000万美元的预算，但他们有个隐藏条件。
“他们想要一个美国女演员来扮演主角，一个知名的名字，像是黛米·摩尔，”制片人索尔·扎恩茨坦然地揭露了答案，“但我和乔都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只愿意支持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的第一选择。”而他的第一选择是对好莱坞而言相对陌生的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
就这样，福克斯离开了，米拉麦克斯找上了门。但乔琳不同意他们提供的投资方案。索尔坦率地解释说：“乔不同意很正常，因为他们提供的方案让我们承担了主要的财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她更宁愿自己冒险。”
在我们指出这一点后，乔琳有点羞涩地摸了摸耳垂，然后坦率地点了下头回应道：“这没有看起来那么夸张，我不是一口气拿出3000万美元，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和锡石影业达成了预发行协议，这减少了财务风险。但坦白说，这确实犯了个行业大忌，我从进入电影业的第一天起就被人告知我永远不应该拿自己的钱拍电影，可我真的太喜欢《英国病人》了！我迷上了这个故事，它对人性之爱与界限的讨论超过了一切，我简直无法放下这本书。”
乔琳起身从她的书架上拿出了两本《英国病人》，一本书页已经翻得起了折角，另一本却还被塑封包裹着。她把后一本递给我说：“你读过它吗？我一直会给我喜欢的书留一个崭新的副本，如果你没读过，这本就送给你了。”
“这本书就是有这种魔力，还有所有为这个剧组付出过努力的人们，”乔琳重新坐了下来，紧紧地抓着一个抱枕感慨道，“我不能辜负我自己的感受，也不能辜负其他人的工作。电影一直是一种团队工作。它属于所有人。当然，它尤其属于安东尼。”
《英国病人》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声称他选择乔琳扮演护士汉娜是因为她身上有种不为人知的温柔感，很适合汉娜这个战争中的天使角色。
“我知道人们更容易把乔琳想象成狂野的摇滚明星什么的，她是有那种活跃的劲头，在一晚上狂欢后还能精神抖擞地洽谈剧本。但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是那个坐在咖啡馆同我耐心讨论剧本的制片人。她身上有种非常执着的专业精神，耐心，愿意倾听，却也坚持自己的看法，一种非常坚强的温柔，而人们总是很难从她的脸上看出来这一点，她有点漂亮得太过分了。”
明格拉说到这一点时笑着摇了下头，“再说了，有任何导演不想拍摄乔琳·阿普尔比吗？她站在那里，只要微笑，你就想掏出摄影机开始拍摄她。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故事感，她是个迷，让你忍不住追问更多问题。你搞不清楚她从哪儿来，也搞不清楚她的年龄，她看起来像是23岁，又像是32岁，这难道不是最迷人的地方吗？”
他最后总结道：“对比一下《年少轻狂》《爱在黎明破晓前》和《纯真年代》里的乔琳，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她完全可以在银幕上变成不同的人，却还保持那种迷人的故事感。”
乔琳本人却不知道明格拉对她的评价。她在聊起《英国病人》的选角时叹了口气说：“我得承认，我没经过选角，安东尼说他希望我来，索尔也说他也希望我来，我就点了头。我充分信任他们的判断，也充分信任我自己能完成这个角色。我是制片人，通常来说，没人会对我说你得试镜，对吧？”
她在开完这个玩笑后转而承认自己的兴奋和忐忑。“我知道安东尼想要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的，我也非常迷恋她身上那种生机，但我在拍摄时总是希望能听到他说‘再来一遍’，这样我就能再发挥得好一点。我试着在表演期间把我自己的身体借给汉娜，然后让她的情绪和故事带动我行动。她曾经失去过很多，我也曾经失去过很多，她从照顾他人和他人的爱中治愈了自己，我也能从中获取幸福感。尽管故事不同，但我想我总是能感同身受的。”
明格拉的说法支持了乔琳的看法。他坦白道：“在剧本成型之前我和乔琳就一直在沟通每一页上的内容，她非常清楚我是如何从原著故事走到现在的，她知道我的汉娜的过去和现在，这让她很快就能抓住汉娜的核心。好演员总是知道如何创造她自己的版本，我在拍摄时所要做的其实只是别阻碍她，让她跟她的角色一起互动。”
现在《英国病人》已经正式登上了大银幕，而好莱坞只想知道乔琳的下一步行动。她还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她的乐队刚刚签下了音乐史上最大的唱片合同，她是否会继续紫色天鹅绒的乐队巡演？人们想要知道她生活里发生的一切细节。
“我一直觉得，成为演员是我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渴求，”乔琳撑着下巴思考道，“我喜欢在银幕上扮演另一个人，喜欢这种借着其他人的身份表达情绪的感觉。这是很强烈的精神裸|露，却也是很安全的表达方式，有一层来自角色和屏幕的外壳保护着你。乐队生活则是另一种风格，你直面全世界的陌生人，他们或许喜欢你，或许厌恶你，或许不在意你，但你还得站在台上，唱出那些你精心撰写的歌。我总是说如果这世上有什么是真正的高|潮，那就是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它不仅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乔琳或许注定要与聚光灯扯上联系。她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嬉皮士家庭，在她父亲意外离世后，乔琳的母亲离开了嬉皮士公社，开始在媒体业工作。乔琳回忆起她母亲的朋友们，忍不住笑着说：“我妈妈曾经在家里挂着一张我的照片，它是用铜版纸打印出来的，她的朋友们来家里聚会时会在上面的边角上写些祝福的话。我记得其中一条是‘乔可以做任何事’。也许这就是个预言，我认为我可以做任何事，所以我一看到想做的事，我就忍不住跑了过去。”
就像是乔琳的父母会用多莉·帕顿歌曲《Jolene》来为女儿命名一样，跟演员和音乐家们混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乔琳认为自己的生活里严重缺乏权威，或者说尊重权威的精神。她总是忍不住在学校里挑衅老师，做出违反规则的事。“后来我发现了摇滚乐，你知道的，我认为这件事更重要，于是我放弃了我的恶作剧，转而开始认真地追求音乐，”乔琳耸了耸肩，“我的学监真的松了一口气。那位好心的女士真的不想把我从学校开除。我妈妈当时住在医院里对抗着癌症，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人们知道我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非常感激那段时间我周围所有人对我的善意，他们原谅了一个孩子的歇斯底里和愤怒。”
这种精神或许促使乔琳走上了这种混合式的职业道路，摇滚明星，电影导演，电影制片人和好莱坞明星，这些身份混杂在一起，几乎造成了一种公众领域的识别分歧。有人认为她是性感符号，有人认为她是天才，有人认为她是下一个丽塔·海华丝和英格丽·褒曼，有人认为她是我们这一代的帕蒂·史密斯和乔尼·米歇尔，他们各有看法，却又似乎都是正确的。
但乔琳的经纪人简·格特纳摇摇头，否定了所有这些看法。这位WMA女强人回忆起了她第一次见到乔琳时发生的事，“我告诉她，她有机会在演员事业上成为明星，就像是那些杂志上的名字。但这个连经纪合约都没有的孩子直接对我说，‘不，格特纳女士，我不会成为其他人，我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乔琳·阿普尔比。’”
“多么狂妄的孩子！”格特纳说到这里时笑着摘掉了眼镜。“她做到了，不是吗？”
当我转述这些话时，乔琳却没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她眨了眨眼，不甚在意地总结道：“我只会简单地称呼我自己为写歌的人和拍电影的人。我走进一家街角的商店，那里的女孩认识我，她不会因为我是杂志上的人就让我免费拿走我想要的那包牛奶和苏打饼干。”乔琳耸了下肩。“但她会跟我聊起汤姆·克鲁斯。我们一致同意他很棒。”“当我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时，坦白说我有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我也很喜欢人们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我会同那些礼貌的人握手，然后告诉他们我得谢谢他们！我始终为人们的认可感到荣幸，我的故事和旋律得到了共鸣，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
她看着窗外的木兰树，近乎走神地说：“我朋友艾美曾经开玩笑说这世界是个精神病院。它确实很糟，但有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善意，你就会觉得它值得你来活一遍。就像是听听人们的笑声，小鸟的叫声和湖水的涟漪声，还有风声，再嗅嗅木兰花的香气。这就够了。”
她回过神后说：“有的时候我也得承认，我是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我会是你见过的最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我总是把对命运的期望设置得很低，这样我就会不断收到惊喜了。”
这也许就是乔琳身上的浪漫主义。就像安东尼·明格拉说的那样，“乔琳是那种你能信任的人。当你陷入泥潭时，你希望你是跟她在一起。她会支持你，她会安抚你，她是那种柔软的身体内包裹着的坚硬支柱，她就是你需要的同伴。”
而坚韧与柔软兼具的乔琳已经在她的生活里选择了一位终身同伴。今年10月，23岁的她同29岁的诺埃尔·盖勒格——绿洲乐队的词曲作者兼吉他手——在纽约市曼哈顿市政厅宣誓结婚。25年前，乔琳父母就是在同一幢大楼中喜结良缘的。25年后，乔琳和诺埃尔在双方母亲的见证下，举办了简朴的民事仪式，交换了戒指。
这对情侣于1994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正式相识。事实上，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几乎像是部浪漫小说。
“我住在他兄弟利亚姆和其他队友的隔壁，”乔琳不好意思地抚了下额头，“他们太吵了，我不满地抱怨了一下，发生了争执。然后他跟他的兄弟换了房间，他安静得像是不存在一样，只是偶尔会弹吉他。他弹了一首披头士的歌，然后是一首他自己写的歌。它很好，我很喜欢它。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好吧，既然音乐节期间的酒店总是吵得要命，那么有个还算安静的吉他手在隔壁也不算坏事，而且他似乎有首不错的歌。”
但这还不是他们相遇的时刻。事实上，在那一晚，乔琳同彼时的男友分手了，她同对方争执的声音引起了隔壁吉他手的注意。后者在争吵声中无奈地出门抽烟，遇到了同样在外呼吸新鲜空气的乔琳。
他发现了她没有打火机的窘迫现状，然后同她聊了起来。在她的要求下，诺埃尔为她展示了那首他写的歌。从那之后，他们就成了非常合拍的朋友。
乔琳强调道：“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是这么相遇的。可他说他很多年前就见过我了，在洛杉矶。他那时候是另一个乐队的工作人员，我们说过话。坦白说，我记不太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但真的有这回事，我差不多能回忆起他那时候头发很长，卷卷的，挺可爱的。可如果真的要算认识，还得是在几年后的格拉斯顿伯里。”
“我知道我和他来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看到的东西，”乔琳睁大眼睛，脸上露出了一种笃定的神情，“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他或许是你见过的行为举止最粗粝的人，但他也是那个能让我振奋起来的人。我们理解彼此的处境，这是最重要的。没人能像他那样让我笑。”
她说完这句话后笑着补充道：“他会是你见过的最烦人的人，但那是种烦人的有趣，所以……我觉得这就没关系。”
当我提及绿洲制造的那些摇滚坏男孩的喧嚣时，乔琳笑着摇了摇头，解释道：“乐队生活的问题在于你始终在跟你的同事一起生活，你们不止在音乐上合作，你们还得是最亲密的朋友。我知道一些著名的乐队成员现在根本不说话了，他们只在后台见面，演完出就离开。但这就是乐队，你们爱彼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乐队解散的时候人们不能和平共处。恨是基于爱产生的。”
她停顿了一下后说：“坦白说，我从小就在路上奔波，我习惯做颗滚石了，从不安定。我不介意乐队生活带来的不安定，可我在感情上需要一个休息的港湾。我认为……我和诺埃尔，我们都找到了对方。”
从跟诺埃尔做朋友开始，乔琳经历了时任男友戴蒙·亚邦的模糊乐队和诺埃尔主导的绿洲乐队之间的激烈不和，后者战胜了前者，成为了英国自披头士以来最大的乐队。乔琳一度被认为是这个当代版滚石乐队和披头士乐队之争的战争原因，她被英国媒体刻画为“摇滚界的海伦”，这个“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传统故事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话题，”乔琳摇着头解释道，“我不喜欢人们把乐队之战归咎在我身上，我觉得他们忽视了英国媒体的炒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乐队本身的竞争意识——我是说，这帮男孩，他们天然地想要站在顶端。我们都想，不是吗？我是说，你们不能因为我们不是英国乐队，就忘记我们也在那个见鬼的榜单上！”
在她说完今天的第一个F词后，她立刻向我道了歉。这让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一直在猜测她到底会在什么时候破戒。事实证明，乔琳最讨厌的是她和队友的成果被忽视。他们最新的双碟专辑《It‘s OK to Be Human》在美国和英国都同时拿下了专辑榜第一名，这或许已经足够终结任何关于乐队之战的话题了。瞧，海伦本人拥有胜利女神的庇佑，她无疑已经是希腊和特洛伊的女王了。
当我问及乔琳和诺埃尔是在何时相爱这个敏感话题时，乔琳放松地笑了一下，回答说：“我没法真的回忆起一个节点。我们那时候已经是朋友很久了，我只记得我从意大利拍戏回来后就非常想见他。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见面了。他正好在美国巡演，于是我就去了他们的演出。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否认我的感觉，我希望自己不要再爱上一个异国的恋人，上一段长距离恋爱太糟了……但说真的，你如何掩饰爱呢？”
从那一晚开始，这对异国情侣克服了各自繁忙的日程，通过频繁的飞行和电话保持联系，最终在一个美丽的清晨成功走上了曼哈顿市政厅的台阶，在纽约州颁发的婚姻证书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
她给我看了他们的婚礼照片，这对摇滚夫妻在曼哈顿市政厅前深情地拥吻着彼此，却又同时把戴着结婚戒指的那根手指竖在了镜头前——就像是他们的生活一样，甜蜜，反传统，还富有挑衅性。
“我们的工作让我们不得不分开，乐队就是这样的，你总是在路上，对吧？但每次相遇都像是一次重新相爱的机会。”乔琳的浪漫主义在这一刻又浮现了起来。“我们每次都会爱上彼此。”我们甚至无需追问另一方的答案，考虑到《Wonderwall》是首献给乔琳的歌，诺埃尔的回答似乎也已经不言自明了。
等我们聊到这里时，乔琳提出我们应该去共进晚餐了。于是她带着我去了她在城里最喜欢的餐厅。这是布鲁克林角落里一处不起眼的家庭餐馆，却能提供美味到极点的烤鲈鱼和巴斯克芝士蛋糕。餐馆主人像是拥抱自己的家人一样同乔琳互相问好，也同样把我这个陌生人热情地迎进了室内。
房间里的六桌客人都在盯着我们看，乔琳笑着点了下头，随即就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我身上。
“你吃饭的时候总是这样吗？”我忍不住问道。
“有的时候是，”乔琳忍不住笑起来，“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我和诺埃尔一起在伦敦吃饭，我只能说，英国人并不全是完全克制的。当他们喝多了时，他们会热情过头。我完全不想在全屋的人对着我们合唱《Wonderwall》的情况下吃饭。”
等说完这个笑话后，我们的话题又重新回到了乔琳的未来打算上。
“我正在策划一个小型项目，在最近的这些工作后我实在有点累了，我只希望拍个令人愉快的小型项目。它是个小说改编剧本，我同大卫·马梅特合作改编了剧本，锡石给了我们一定的预算。”乔琳愉快地伸出手比划着。“但我也在写新的原创剧本。我有个朋友，保罗·安德森，他曾经对我说过，拍摄电影中最诱人的部分就是写作，他绝对不会把这部分让给别人。我百分百赞同他，但我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打磨故事。改编剧本也很有趣，我实在不能拒绝把喜欢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感觉！”
晚餐结束后，她陪我坐上了出租车。当她离开时，我最后看到的是她的背影。你真的无法忽视她的背影，就像是《英国病人》电影里的一样，她的背影里似乎蕴含着很多希望和生机，正辐射着强有力的能量，让人忍不住驻足凝视。她可能会回头看向我，而她手中会坚定地握着一座小金人——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然后，她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作者有话说
第203章 附篇《名利场》（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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