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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文 ...

  •   我昨晚梦到阿强了。在梦里,他变成了一枚刚出土的咸鸭蛋。老大掰掉他周身的土砾块,刘温氏和小莉姐用清水洗濯他,我们几个毛头小伙齐手拨开了他的蛋壳。不知怎的,似突然转换了视角,天旋地转一般,一双象牙筷子破开云空,直直地刺入他的蛋清。待到筷子头拔离,一泉金油从伤口咕嘟涌出。
      这样的梦不足以让我从中惊起,还是一觉到了天亮。
      手机上Angel姐的讯息的确是半夜发来的。
      她说:“那个炸东西的阿强,他前夜咳嗽,从肺管竟咳出油来。老大气坏了,少了他,今天店里肯定忙坏了。”
      我回复她:“强叔还好吗?”
      她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今日老大让你们来上工不要来,大家火气都旺,不要来。
      我说明白,不要往枪口上撞。
      她问我这和枪有什么关系?
      Angel姐是筷子楼唯一一个我不知中文姓名的人。她是马来西亚人,汉语虽也说的流利,但总归是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弄出点风波来。她英文也好,曾在前厅负责跟外国人点菜的,后来被老大调到了后厨,当了洗碗工。我们几个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不论什么工种,都要前后来回的跑。她便喜欢边在水池里搓泡泡边和我们聊天。有次她笑着问我们:“你们猜我去过几个国家?”大家有说十个的,有说八个的,我说三个,她惊奇的说对,又让我们猜是哪三个国家。英国,马来西亚,最后一个就连我也猜不到了。她看我们犯难,便笑的更灿烂了,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说:“是台湾!你们怎么没猜到呢!”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从小是不被允许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否则就是叛国。这边的空气顿时凝固了,大家一哄而散,该干活的干活,该上厕所的上厕所。Angel姐是不明白的,摆着湿哒哒的手想把大家再次聚拢:“这还没到晚饭时间呢,怎么都走啦?”
      去年暑假,我和好友尕朱闲来无事,想在英国地界谋些外快。英国人的公司是万不能去的,我们英语不好,也羞于和他们说话。仿佛每个中国人天生的取向,行走在矗立着西式洋房的大街上,左手攥紧毛笔,右手提着唐人街上万年不摘的红灯笼,在白日里踽踽穿行,定要开垦出一条黄色专属的路线才好。因此,最适宜的去处便是华人的超市和餐馆。
      在我羁旅的那个小城市,只有一家华人商超,老板已然“臭名昭著”了。每年一茬茬的新晋留学生,老板收割起来乐此不疲。这样的事从未发生在我和尕朱身上,只是听他们研究生谈起。他们有些去门店挑了新鲜日期的商品,统一让老板下午送上门,结果送来的时候,全部换成了临要过期的。研究生们说着要闹他,不久还是不了了之了。中国脾胃按耐不住,还是只能乖乖跳进独裁者的钱袋。我对这些口角和鸡毛不甚有兴致,倒是有一个传闻扎扎实实传入我的耳朵,让我和尕朱彻底断了去给他做劳工的念头。凡是去打工的,这位老板必先安排一上午的“试工”,是没有薪水的,且如你周一向他投了简历,他必会安排你周三去,因为那天是进货的日子。真真白捡的苦力哩。按我的家乡话说,难怪这位老板长不高,全被心眼子压实咧。
      我和尕朱托了几个人打听,终于知道在城市边上的小镇有一家深巷的中餐馆,叫筷子楼(chopstick)的,言简意赅,就差将中国二字贴到脑门上了。我总疑心外国的中餐店名是师承一派的。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或许是昆仑山,抑或者终南山,有一个神秘的老师父,他收了一二三四到N号的徒弟。一日所有徒弟学成,便央师父赐个名号。师父挥毫挨个写了名字:你叫“金龙”;他叫“熊猫”;再者叫“筷子”,“金凤”“中国”“中华”...师父终究词穷,又或暗自偏心,总之“龙”字辈与“凤”字辈是最多的。
      说回筷子楼,他们由于太过远离华人聚居地,也正苦于招不上人手。天雷勾地火,速速谈好薪水,第二日我们便上岗了。上面提到的“老大”便是筷子楼的一把手,肥头垂耳,脸上有消不净的痘坑。我不知其姓名,或许姓刘吧,他老婆,总穿一件红色运动外套,我们叫小莉姐的,她只让我们管他叫“老大”,她自己私下也这样称呼丈夫。老大叫他老婆也是小莉姐,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老大和原来一帮留学生都戏谑称他“大哥”。“大哥”在后厨长起,是守着米饭锅的食神。
      尕朱喜欢热闹和喝酒。上工第一天就被老大留在了前头的吧台,专为外国人点酒水的。常听老大指点他:“饭不挣钱,菜不挣钱,就靠酒水挣钱。那些鬼佬都是酒鬼,蠢得很,你看他们桌上酒快喝完了,就去问,续杯还是收钱的。”
      尕朱似乎掌管着餐馆最要紧的一条线,连小莉姐也来叮嘱他:“那些外国人噢,就爱吃我们的炸食。吃腻了要用水顺顺,别让他们点碳酸饮料,胀肚子也不值钱,要引导他们点最贵的一款葡萄酒,叫什么rose来的...”
      这对尕朱来说是很简单的,按他的话说他最喜欢玩鬼佬了,没几日,他是我们这里最先收到小费的,一个干瘦的老太摸着他手留下一张钞票,被老大依据店规收走了。
      而我被分配了传菜的活计,老大夫妻也许发现了我是个闷葫芦,于是他们极力避免我和外国人产生交流。仿佛我卖卖体力,只需把厨师做好的菜端给客人就好了,然而事件全然比我认知中要复杂。他们完全有一套自己的行话的,每个粤式菜馆都是如此,是按广东话的语调来创造的,诸如“串鸡”就是“沙嗲鸡肉串”,“招牛”是“椒盐牛肉”,“招下”是“椒盐虾球”。为了提高效率,简体汉字来到这里再次被简化,诸如“牙才”是“清炒豆芽菜”,而“夭才”则是“腰果豆芽菜”了,又甚至简化到极致而退化到象形文字的阶段,点菜的单子上时常会出现一个三角,这便是指代一种三角形状的炸饺子了,内里通常塞的是荸荠和胡萝卜馅。这些名称都是要我熟记的,因为上菜前不仅要核对碟内物与单子是否相符,有些菜还需我完成最后的加工。“串鸡”便是,要舀一勺沙嗲酱淋到滋滋冒油泡的鸡肉串上。其中诀窍要掌握,酱汁不能太多,我们要赚钱;也不能太少,太少鬼佬要投诉嘞,这是刘温氏教我的,约莫六十岁的扎马尾的老太,是“大哥”的姆妈,也好像是老大或小莉姐的一个亲缘长辈。她对别人干活总是很挑剔,巴不得自己上手。
      除了似粤似洋的菜式外,筷子楼还供应炸出来的“北京烤鸭”。刚出锅是一整块鸭脯,需要用刀叉将其拆解成一缕缕的鸭肉丝。每一次我拆好的鸭子,刘温氏总会再拆一遍。我疑心她是否对我有意见,结果有次忙起来,Angel姐来帮忙拆鸭,刘温氏也会跟在她后面返工。像是患上了强迫症,必须经自己的手才安心。这却引得Angel姐跟年青人们吐槽:“她呀,事情有点多,什么都要管,搞得自己摔断的胳膊都四个月了还没长好。”
      筷子楼缺工的缘由我便慢慢清楚了,刘温氏有伤,不能多干活,而小莉姐也怀孕了,刚两个月。怪不得前一阵员工们深夜聚餐,桌上有刚蒸的螃蟹,高压锅煮的螺,老大拦着小莉姐,只给了她一碗纯白的米饭解馋。我问Angel姐缘由,她说他们广东那边是这样的,怀孕不过三个月是不能提的,让我也悄悄知道就好了。
      广东规矩多我是知道的,我想起第一天到店时小莉姐带我们参观,大平层内摆放了二十几张木桌,大小不一,有两人桌,也有四人桌,有方桌,也有圆桌。然而它们并不是按从左至右,或从南向北,按顺序排的。一号桌后面跟的是四号桌,二号桌是在壁炉的另一侧,而五号桌则是没有的。她说这是专门找伦敦的大师算过的,包括墙上的那副跑马图,也是特意请来的。
      每个窗台的右角都放了一个带叶的桔子,皱皱巴巴,通体发黑,似乎搁置了很长时间。我随手拿起一个,叶柄飘落在了地上。我不知小莉姐作何反应,可出了门尕朱就说:“你手不要贱!你拿她桔子做什么,没见老板娘都皱眉头了。人家那个定是招财的,却让你个没眼色的弄坏了!”
      ...
      除了务工的留学生外,他们清一色的广东人,很早就移民来了。对于这点,没有人比老大再熟悉了,他以前是外国报社的记者,专门研究侨民问题的。老大负责在前台收银和接电话,自然跟尕朱聊得多。老大讲过很多离奇的故事,这些便是我从尕朱处听来的。最近有个大新闻,一辆偷渡卡车上憋死了四十个人,老大说这算什么,以前中国更穷的时候,很多人在欧洲,爬边界的钢丝网想偷渡到意大利,哨岗士兵直接上机关枪,才不管你什么国际影响,一顿乱筛,命大的捡着自己命就越过去了,倒霉的就被打死了。
      “打死之后呢?”我问。
      “死了就死了呗,”尕朱说,又补了句:“是老大说的。”
      老大是怎么从记者到小镇中餐馆老板的,我们不得而知。尕朱也问过,老大说他也有理想,只是为了生活。我并不了解他曾经踌躇志气,鲜衣怒马的一面,只是当他接到订餐电话时,一口正宗的英语似是一阵风,吹散了黄沙,露出埋在大漠中他墓志铭的一角,那里只镌着“辉煌”二字。
      绝大多数时间,老大是极不正经的,他一定是“男人至死是少年”的忠实拥趸,他喜欢跟留学生们说话,谈论英雄联盟和“硬硬的屎”,尽管他的妻子正在陪他的儿子“大哥”在轰鸣的后厨看幼儿动画片。
      “硬硬的屎”是这段时间年青人间风靡的口癖,虽然我觉得这与餐馆总不相宜。它的词根是汉语拼音“yyds”,而这个拼音也有来源的,为“永远的神”首字母的集合。在年青人眼里,这两个大相径庭的词组相提并论,大有玩世不恭之趣。
      而最常被留学生们冠以“硬硬的屎”的名号的,便是阿强。
      一个餐馆中最主心的莫过于厨师了。小莉姐曾骄傲的说我们的主厨是从伦敦唐人街请来的,干了四十年呢。的确很不凡,主厨叔(凡是厨师我们年纪小的都叫叔的)个子笔挺,站在厨房最中心的灶前,并且他是三个厨师中唯一一个穿厨师服的,他的服装虽算不上亮白,但也很少沾上油污,因为他只负责炒正菜,“咕咾肉”和“牙才”什么的,盛到手掌长的盘里也只有一拳头这么大。有次我听到他和刘温氏说话,虽操着粤语,我听不大懂,但隐约间还是抓住了嫂啊,公公的字眼。看来他和刘温氏也有亲缘关系,小莉姐的话自此我便觉得不太可靠。
      在主厨叔的右边,靠墙的灶台是属于阿强的。不是变成咸鸭蛋的阿强,也不是咳油的阿强,而是另一个阿强。“阿强”这个名字似乎在广东地区极为常见,以至于异国他乡一个狭小餐馆中竟有两个阿强。我们将“叔”的尊称给了这个阿强,现便称他强叔罢。强叔也是个瘦高个,戴着副眼镜,却总习惯于拉下镜片看人。他的气质不像个厨师,倒有些老学究的派头了。他是负责炒面炒饭的,下班前的工作餐也是由他做。留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会在给我们的炒饭中多加牛肉粒。
      而阿强,便是真正的主角阿强了。他不仅有灶,还有两个油炸框,靠门的蒸柜也是他管的。外国人将饮食偏好带入了中餐馆,他们极爱吃炸物,即使这些只是小食,他们也会一轮轮的点“炸排骨”和“串鸡”。主厨叔和强叔都歇了,只有阿强还在忙活:他晃晃手中的框,激起一层层油的浪花,转身将满框的金黄倒在吸油的抹布上,他似是铁手不怕油烫,立马上手分拣,焦黄的排骨是一堆,酥软的鸡块又是一堆,有时还会挑出几个糊了边的三角来,它们都是一锅出的。常年的掂勺,总会使厨师们右臂比左臂要粗壮些,尤其是阿强,我怀疑因为他还有拎油框的工作。他右臂的青筋虬劲蜿蜒,让人联想起大力水手来。一些留学生不怀好意,不知哪里来的严肃的谣言还是无聊的玩笑话,传到老大耳朵里去了,老大便笑他:“他们都说你飞机打多哩,你悄悄同我讲,要不要帮你介绍个老婆?”
      阿强不说话,腼腆地笑笑,趿拉着没有后跟的鞋蹲在门下抽烟去了。他是三个厨师中身材最矮小的,也是穿着最不拘束的一个。
      他们都对阿强似乎不大恭敬似的,或许是因为阿强的脾气古怪,见谁都不言语。菜做好装盘时,主厨叔和强叔比着大喊:“上菜咯!”我们传菜的慌忙跑来,胳膊上摆了一排食盘,宝宝椅里的“大哥”抱着虾片,用杏核一样的眼望着我们;Angel姐湿手拍拍我们的肩膀,给我们鼓气:“加油,年青人!”一派生意兴隆,烟火缭绕的景象。而到了阿强这边,小莉姐为他配了个铃铛,他也不用,装盘的吃食就静静放在一旁,直到下一锅的出炉,将冷掉的炸物埋没。客人等不来菜,他们揪着我们传菜的骂,英语不好,吵架也吵不过。写了菜名的便签四处也找不到,众人遍寻,才在角落里找到了早已油浸透明的单子和一盘软掉的虾球。
      “他的嘴有多金贵似的!”我气愤的说道。
      老大、小莉姐和刘温氏虽然也生气,但终究没说什么,毕竟他们是同乡,都是从一个叫梅山的镇里出来的。那里的人几乎都出国打工了。“如果我把他赶走了,他还能干什么呢?”小莉姐为了安抚留学生们,这样说道。
      虽是如此,青年们还是厌弃他,将“叔”的称谓给了另一个阿强便是体现。长辈们对于两个阿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要是现下只有一个阿强还好,若是两个阿强同在的场景,刘温氏口中的“阿强”指的是炒饭的强叔了,一声“唉”便是唤炸东西的阿强了。“唉”过两声,阿强仍未及时应她,刘温氏便对着我们用英语当面骂他:“Stupid...silly people!” 我们都笑了,我问她:“这样说没事吗?”刘温氏摇着她的马尾说:“没事!他很笨的,来了几十年了,一句英文也不明白!”
      阿强也是不大会为人的。他除了做饭,唯一的事情就是抽烟了。他戴着一顶从不脱下的黑色鸭舌帽,看起来耐脏得很。烟叼在嘴上不抽时,烟雾垂直上升,偎抱住他的帽檐。
      我和尕朱在市中心见过强叔,那是我唯一一次在厨房之外的地界遇见他。他换了一身商务似的服装,活脱脱一位中年学者了,脸也收拾的干净。他看到我们便笑,晃了晃手中的玩具盒说:“老大的儿子要过生日了,来给他买个玩具。”果然不久之后,我在存放饮料的楼梯间看到了与那时玩具盒上画的一模一样的长枪。
      留学生私底下无事,也会切切察察讨论这些华人的是非。说到这三个厨师哪一个最有钱时,尕朱说肯定是主厨,他亲眼见他两天开不同的车来上班,一天是辆SUV,还有一辆宝马。我说强叔条件也不错,否则他买西服和玩具的钱哪里来的呢。这个话题便止步于此了,大家转而去说宝马车型的诸事,仿佛这再没有必要继续评比下去了,或许因为阿强是隐形的,又或许大家都知道,阿强是最落魄的那一个。
      我愈发觉得筷子楼是一幢避世的堡垒了。一层是做生意的地方,外人可以随意出入,而二层三层便是老大一家的居所了,刘温氏也住在这。似乎在楼梯间朦胧拉了一条警戒线,楼上是外人勿入的,就连年长的Angel姐也从未拜访过。可是阿强似一只落荒的雀,他却栖息在了这里。老大将闲置的一间空房索性长租给了他。当我听闻这个情况时,不知为何,我的脑袋里生成了一个画面:阿强似乎是蜷曲在阁楼里的,那里并不潮湿但绝对幽暗。他每次都要下到二楼去寻厕所,结果撞见刚出浴的小莉姐。她惊叫着跑开,第二日老大便找阿强谈心了。当然,这只是个我的臆想,未曾有过的,也许有过我未可知,但我总觉得这样的事隐约将要发生,于是便与尕朱说了。没想到尕朱听完笑道:“这个老大!他可真贼,人家给他打工转眼工资充房租了,这不左手换右手嘛!”尕朱同我关注的重点从来是不同的。
      我的预感不久竟灵验了。老大一家与刘温氏同阿强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全都支支吾吾,语焉不详,虽不是撞见洗澡这样的糗事,但字里行间的确与男女、性有关。自后刘温氏逢人就骂他,并大肆抖搂着他的情史:原来阿强是有钱的。五十多岁交了两个二十岁的女朋友,让她们都骗了钱去,就连家传的金条也卖钱了。
      “以前也劝他,明摆的是仙人跳,他就非要想吃嫩草想疯了,老不正经的,真是活该!”刘温氏骂道。
      小莉姐肚子渐大,不适合在油烟里穿梭了,但还是下楼来叮嘱几个打工的女孩:不要跟那个阿强离得太近。
      老大也跟我们男孩说:“保护好身边的女孩子!”
      这一切都在指责处于风暴最中心的阿强,可若看到他的人,觉得这些事仿佛又远了,是别的什么人惹出来的,与他无关。大家都期待着他的心情能有什么起伏,至少无能的怒骂两句,好让大家看个笑话,但终究像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的平静的没了意思。他日常还是两件事,油炸和抽烟,不会多讲一句话。大家也都散了,只是苦了我们传菜的,每次还要多留心放他灶台边的单子。
      同别人一样,我对他也无甚感觉了,只是井水不犯河水罢了。但却有一件事的发生让我从此再对他无情起来。真的只是一件小事。
      “北京烤鸭”其实是一道套餐,除了需要拆鸭,还需葱丝黄瓜丝、甜面酱和饼皮作搭配。丝和酱都是刘温氏一早就备好的,分成小盘码齐,随取即可。只是饼皮不同,怕它过冷而粘成一团,便要将一笼笼的饼皮放在蒸柜中保温。每次打开蒸柜,高温的蒸汽如山洪袭面,简直无法置手,须等热雾散去才能艰难揪出一笼来。这通操作总要费些时间,刘温氏可不管这些,催促着赶紧上菜。
      她甩着手中一摞单子哗哗响:“你快一点啦,鸭子都要冷掉啦!”
      这不近人情的语气实在令人厌烦。而这回却是阿强帮了我。他一手掂着滋啦啦的油框,一手打开蒸柜的阀门,冲进热汽里端了一笼出来。我朝后退了退,他似乎认为我还是怕烫,便侧身放到了旁边的桌上。松手的一瞬间,我看到他的手指也在冒着白汽。
      “你不怕烫吗?”我问。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搭话。
      他笑了笑,手指又抹了下油框的边,像是告知了我答案。他的铁手在我这已经全然被做实了。
      我说了声谢谢。他似乎因此大受鼓舞,每次见我走来,他都帮我拿出饼皮,并抹一下油框边以示他功夫的厉害。这被尕朱察觉到了,他问我:“你们这是什么行为艺术?”可我并不想让他觉得我与阿强有什么特殊关系,便说:“他玩呢,我也不知道。”尕朱一脸担心:“别跟他玩,老大说了,他不正常。”我答了声哦,暗自有些庆幸,他们幸亏没有终审我,将我和他彻底绑定起来。后来我便如亡羊补牢一般,也收着他的好意,只是拿起一笼饼皮就跑,不与他对视,也不与他说“谢谢”了。
      一轮秋风起,阿强不知何时添了咳嗽的毛病。没人询问他,亦没有人关心他,我也只当他是抽烟抽多了。老大最近很是上火,卫生检查员马上要来年检了。英国佬一点也不好糊弄,尤其是对中国人开的店,他们挑剔得很。
      “喂,阿强!”老大在厨房门口叫他。
      阿强咳嗽着,伴着油烟机的轰鸣,他并没有听见。反而主厨叔应是听到了,瞥了眼他抽动的体躯,也没有提醒老大在叫他。
      “喂,阿强!你聋了咩?!”
      老大大跨步到他面前,似是终于发现了他的憔悴,撇嘴道:“你做点凉茶喝啦。”不过关心不及一秒,老大又数落他这块油污最重,平时都是他不注意清洁,反正打烊后他一定是要留下打扫的。
      他点头应着,眼睛却看向了远处的我。他不笑的时候的确可怖极了,突出的颧骨,下垂的眼角,这样的外表竟类似于“傅满洲”的形象了。他的目光从下到上扫视了遍,让我一阵悚然。
      老大还在说:“阿强,别忘了把顶上的粘蝇板取掉,已经全是苍蝇了。”
      他又点点头,眼睛还在不时飘向我。我感到害怕了,脑子里不住在想,大抵我要遭到报复了,比起其他人来,向他释放善意又残忍收回的我似乎更加可恶。
      老大离开了。我竟期待他说些什么,直接骂我也好,说些指桑骂槐的话也好,这样能让我好受些。依旧是不言语的,他朝我扬扬下巴,手指向下指着,好像在提示我什么。
      我向下看去,原来是我的鞋带散了。我又看向他,他露出烟渍的牙齿笑笑,欣慰于我懂了他的意思,继续去炸小食了。
      我竟说不出话来了,面子上一阵阵冒火,为我刚才的想法感到羞愧,也没脸再多看他一眼,蹲下系紧鞋带,抬头时正见他瘦削的背影恰好夹在两座炸物堆出的小山之间。仰视的视角拔高了他的存在,仿佛在金灿灿的群山中,他是那第三座的山。
      他的身影在我今天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以至于晚间做了那种关于他的梦。至于后来,他如何,是活着还是死了,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他缺位好久,老大忙招了个兼职师傅,做活可以,与大家但都是泛泛之交。刘温氏当谈资似的,把阿强的事也与新来的师傅讲了。师傅听完也嘲讽道:“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笨的人吗,仙人跳,好老旧的招数嘛!”
      刘温氏附和笑道:“是呢,好古早的嘞!”
      师傅笑道:“有这时间,中国城一个钟二十镑就解决了,白天还能更便宜呢!”
      长辈们,还有男孩们都笑了,除了懵懂的女孩子们,大家都明白他在拿盘踞在唐人街一些没有门面的二楼的老妓女打岔。
      又过了一周,尕朱觉得没意思,我们便辞工不干了。临走时Angel姐挽着我依依惜别,她总觉得我特别,让我以后回中国了邀请她去玩,如果可能的话,麻烦也带上她的三个孩子。
      公车向前驶去,筷子楼终于被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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