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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 ...

  •   1.

      从圣彼得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坐火车要接近两周。

      三等座的座位硬得像石头,空气混着浓烈的酒臭味,浑浊无比。更别提我是整个车厢里唯一的亚洲人了——为了避开那些好奇的视线,我只能把脸埋进书里,做一只鸵鸟。

      我发誓,如果有第二个选择,我是断然不会这样出行的。

      但那是1992年。

      彼时苏联刚刚解体,四处交通中断。能买到这样一张火车票,对于一个才毕业的穷学生来说,已经足够掏空口袋了。

      “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试着安慰自己,“熬上几天,就能回家了。”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顺利。

      事实上,火车驶出圣彼得堡不久,就停了下来。

      “该死。”诅咒声伴着铁轨摩擦声响起,“又是临时停车!”

      忘记说了,在1992年,临时停车还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尤其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新年夜里。

      “锅炉坏了,要修一阵子。”列车长举起油灯,一通检查过后说道。

      为了压住车厢里此起彼伏的抱怨,他掏出块脏手帕,擤了一把酒糟鼻子,大声喊起来:“不想在车里等的话,可以去镇上的旅店喝一杯,暖和暖和。不过记住,听到汽笛声就回来!”

      通往那家小旅店的路很难走。

      雪快要没过小腿,疾风劈头盖脸地往下砸,皮肤瞬间就冻得麻木。就连呼出来的水蒸气也会凝在睫毛上,成了一缕一缕的冰柱。

      很多人选择留在了火车上,除了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着我前进,也许只是为了逃离车厢里污浊的空气。

      我是幸运的。

      至少在被冻死之前,我推开了旅店的大门。

      2.

      旅店的主人自称叫卡特琳娜,是个年近七旬的老人。

      她让我想起远在中国的祖母。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她们长得并不像,只是我已经四年没有回过家了。

      “我可怜的孩子,你一定冻坏了。要喝杯热茶吗?”卡特琳娜问。

      我点了点头,捡了张椅子坐下来。

      这间旅店是如此舒适。

      木头在壁炉里劈啪作响,烤架上支着面包,满溢浓厚的麦香。才煮好的茶叶咕嘟着泡泡,上面浮着一层肥美的奶油。

      我靠着火堆,快要睡过去,但又不能真的睡着——谁知道那该死的锅炉什么时候能够修好。

      能做什么呢?

      只有聊天了。

      在知道我乘坐的火车是从西边来的之后,卡特琳娜的兴趣明显变得更浓了些。

      “列宁格勒?”她问我。

      “是,也不是。”我解释道,“从去年开始,那座城市改叫圣彼得堡了。”

      “原谅一个老年人的记忆。”卡特琳娜看上去很抱歉。

      “这怎么能怪您呢。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太多,真不知道以后的人该如何书写这段历史。”我揉了揉眼睛,努力维持清醒。尽管四处打量不太礼貌,为了驱赶倦意,我还是这么做了。

      壁炉挤满圣诞装饰,除开这些,边角的地方还有一幅黑白照片,是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

      “那个人,是您的爱人吗?”我试着换了个话题。

      卡特琳娜的视线随着我转了过去:“哦不,他不是我的爱人,他是阿廖沙。”

      我的表情一定是极度好奇的。

      因为卡特琳娜笑了:“天啊,已经很久没有和人提起过这个名字了。我可以讲一讲他的故事,如果你想听的话。”

      3.

      每个镇子上都有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帅小伙。

      对于1935年的米尔多克小镇来说,那个男孩一定是阿廖沙。

      或者用卡特琳娜的话来讲:

      “他有着高大挺拔的身材,小麦一样金黄的头发,伏尔加河一样坚毅的眼神。哪怕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路过他家门前,都会时不时张望。

      抱歉,我并不想形容得太夸张。

      我想说的是,人人都爱阿廖沙。

      我也是。

      不过对于阿廖沙来说,那时候的我只是个小跟屁虫罢了。他总是说,我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连我穿尿布的样子他都记得——老天,他明明只比我大两岁!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跑去田里捉一只蚂蚱,塞到他的口袋里,吓他一跳。

      阿廖沙从来不会生气。

      他会笑着摇摇头,把蚂蚱放生,然后拍一拍我的头顶:’傻瓜。’

      ‘你才傻!’我气鼓鼓地跑开,自己玩上一阵子,又会跑回来追问,“阿廖沙,你在读什么?”

      是的,只要干完农活,阿廖沙就会坐在窗边读书。

      米尔多克往西80公里,是伟大的城市列宁格勒。他说他要去那里读医学院,做一名外科医生。

      我知道这个理想很远大,可我不想让他走。

      ’你要是去列宁格勒的话,我就把你屋子里的苹果都吃光。’在那时的我看来,这是比蚂蚱更吓人的话。

      ’不要担心,卡特琳娜,我会回来的。’阿廖沙说,“到那时候,我会开一家诊所,米尔多克的老人们就再不会生病了。’

      ’我才不担心呢。’我心里高兴,嘴却硬得很,’你要是开诊所,我就在你隔壁开一家旅店,生意肯定比你好!’

      我知道阿廖沙会回来的。

      他没有撒谎,因为我们都热爱我们的家乡。

      这里有成片的麦田,波光粼粼的河水,通往远方的铁轨。这片黑土地根植在我们血脉里,不管走多远,都不会忘掉。

      说到忘不掉……

      我偷偷瞅了阿廖沙一眼:’你要是走了,会不会很想铁匠的女儿?’

      我承认,问这句话时我心里有点惴惴的。因为那阵子村里有传言,说他喜欢铁匠的女儿。

      阿廖沙郑重地凝视着我,摇了摇头。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阿廖沙不喜欢铁匠的女儿!

      我心里被说不出口的感情胀着,恨不得翻个跟头,连他会不会想我都顾不上问了。而阿廖沙笑着看着我,阳光透过窗户洒下来,照得他的金发比麦田还要闪耀。

      上帝,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他的样子。

      我多么希望一切能停在那个时候啊。

      可是时间还是要往前走的。

      阿廖沙是对的——虽然他只比我大两岁,但从某个角度讲,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听广播,显得心事重重。

      “胜利终将属于……”电台刺啦刺啦,信号不好,后面就听不清了。

      当然不听广播,后面的事情也都写进了书里。

      1941年,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

      征兵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往西边去,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很担心阿廖沙会上前线,劝他不要走,可阿廖沙依旧笑着摇摇头。

      我知道他一定会去的,阿廖沙热爱这片土地。

      可他爱我吗?

      我不知道——他从来没有亲口说过。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行军的日子是新年前一天。那天和今晚一样,雪下得很大。天一亮,他就背着行囊,跳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车。

      我追着火车跑,一边跑,一边哭。

      我塞给他一张我的照片,让他不要忘了我。我想告诉阿廖沙,我是个大姑娘了。我想让他给我写信,想从他的蓝眼睛里找到一些什么——友谊,爱情,或是一定会回来的许诺……

      什么也没有。

      他不想让我等他。

      火车开动之前,阿廖沙只是握了一下我的手。

      是的,握了一下手。就好像我们是最忠诚的战友一样。

      火车开动,他再也没有回头。

      *

      阿廖沙走了,生活还要继续。

      比起战前,粮食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饥荒接踵而至,没有面包,田地里的麦子也不够吃。土豆被挖光了,我们开始吃土吃树皮。

      我时常会想,如果阿廖沙还在,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

      他是那么聪明,那么强壮,一定有办法不让我们挨饿的。

      除开劳作,每次有电报来的礼拜一,就是镇子上最恐慌的时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被框起来,写进死亡名册里。

      天知道,那阵子我几乎没办法睡觉——我是多么担心看到阿廖沙的名字!

      但是渐渐的,我不再想他了。

      身体极度劳累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伤感的。

      男人们没有回来,女人们就要割麦子、要纺纱。炮火摧毁了铁路、桥梁和农场,但我们要活下去,让这片寒冷的土地重新长出庄稼。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

      *

      1944年,电台里再次传来声音。

      这次我听清了。他们说的是:胜利终将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乌拉!

      欢呼声经久不息,而我第一次坐上了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虽然每个人都劝我不要去,说这样做没有意义。

      我不听。

      我走遍列宁格勒的大街小巷,直到体力不支,好心人把我扶起。

      阿廖沙在哪里呢?

      我问街上的每一个人。

      他有着高大挺拔的身材,小麦一样金黄的头发,伏尔加河一样坚毅的眼睛。

      他叫阿廖沙·安格涅夫·谢维尔奇。

      你们看到他了吗?”

      4.

      旅店里,炉火燃得正旺,木头劈啪作响。老人讲到这里,却仿佛陷入沉思,不再出声了。

      “等一下。”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焦急地追问,“所以阿廖沙呢。战争结束了,他没有回来吗?”

      卡特琳娜从回忆中醒过神,抬起脸,微笑着冲我摇了摇头。

      她可以给她和阿廖沙的故事安一个幸福的结尾,如果她想的话。但我和卡特琳娜都知道,列宁格勒保卫战打了2年3个月。

      足足900天。

      200余万人失去生命,其中133万是士兵,100余万是平民。

      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数字,是饥饿、是冻伤,是血肉垒成城墙。

      一排接着一排士兵冲上去,倒下去,被汹涌的尸体压垮,他们都是阿廖沙。

      故事的结局在最开始就写好了。

      死亡后面,还是死亡。

      阿廖沙是在帮伤员包扎的时候,被流弹击中的。

      德国人离开之后,他的战友最后还是想办法运回了他的一个部分。哦不,不是尸体,尸体早就没有踪影了——

      是一枚战后颁发的勋章,和一张被子弹击穿的相片。

      卡特琳娜的相片。

      据说战友发现的时候,它就躺在阿廖沙被血染红的上衣口袋里,紧贴着他的胸膛。

      ……

      “至少他是作为医生死去的。”卡特琳娜说。

      顿了下,她续道:“至于我呢,后来嫁过两次人。一次嫁给酒鬼,一次嫁给列车员。生了两个孩子,夭折了一个。第二任丈夫死后,就开了这间小旅店,生活还算过得去。我很少离开米尔多克,除了每年会坐一趟去列宁格勒的火车,直到风湿病不再允许我出行。”

      “是去纪念他么?”我情不自禁地问。

      “谁?”卡特琳娜反问。

      我愣了一下:“阿廖沙。”

      “哦,不。”老人笑了,“只是去那里看看。”

      炉灶上的烧水壶响了。

      卡特琳娜拖拉着腿慢吞吞站起身,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只是去看看。”

      5.

      火车的汽笛在午夜时分响起的。

      卡特琳娜盖着毯子在躺椅上睡着了,我没有惊动她。起身时,我留下身上所有的卢布,书包里装满她送我的黑麦列巴。

      火车重新启动,轰隆隆驶过沃尔加河,驶过西伯利亚高原,驶过沉默的雪域。我知道再过上几天,过了中俄边境,就是大兴安岭的林场,那里是我的家乡。

      1992年,我还年轻。

      我时常对现状感到不满、感到迷茫。我走过很多城市,却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里,做出那些我不能完成的承诺,又一次次被内心的软弱打倒。

      我时常怀疑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但那个雪夜里,在那个名叫米尔多克的小镇上,我好像第一次有了答案。

      一个声音在告诉我。

      往前看,往前走,不要回头。

      去吧,跳上那辆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

  • 作者有话要说:  阿廖沙爱卡特琳娜吗?
    我想是的。
    他爱她,就像爱他的家乡一样,就像他们是最忠诚的战友一样。
    *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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