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史话》春衫袖冷

55、从泓水之战和柏举之战，看春秋时期的战争变迁

　　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到公元前476年，在这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内，春秋诸国常常互相征伐，互相吞并。那么，战争的原则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无变化呢？

　　泓水之战是公元前638年，发生在宋国和楚国之间的战争。这个年代，显然处于春秋中期。宋军的指挥者是宋襄公，而宋襄公在后世常常是被嘲笑的，原因在于他在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的表现。

　　据《三家注史记》记载，“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戹，不鼓不成列。”??

　　在泓水之战中，楚国人还未渡河，公子目夷说：“敌众我寡，应该趁他们未完成渡河时消灭他们。” 宋襄公不??听。 ”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又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好阵地。”等楚军布好军阵，宋军才出击，大败，而宋襄公还伤了大腿。宋国人都埋怨他。宋襄公反而说，“君子不靠关塞险阻取胜，不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虽然战败，宋襄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那么，应该怎么评价宋襄公的表现呢？

　　其实在历史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春秋早、中期战争还是很讲究规矩的，不像后世，只要能赢，可以说是手段叠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春秋早、中期的战争，其实有点像竞技。

　　比如，春秋早、中期，战争需要先下战书，说明打仗的理由，战争理由一定要充分，否则就是”师出无名“。要约定时间、地点，参与数量，并且战书的用词谦虚恭敬。双方都会优待敌军使者，要举办宴会迎接，宴会上一定有奏乐和赋诗，使者作为客人也会答谢。春秋时期的战争常常只打一天，从日出到日落，最短的，一个早上就打完了。战争的地点往往是在国境线上。春秋时期用战车作战，两军战车数量均等，即敌军出动十辆战车，我方也出动十辆战车。作战时双方战车捉对厮杀，不和其他敌军战车交锋。敌军战车没有摆好，我方不得击鼓进军。必须双方的战车都排列好了，双方才会开始作战。还有不重复受伤，也就是不攻打已经受伤的人，不擒二毛，就是有白头发的人，对方战败后只能追击五十步，等等规矩。总之，这时候的战争，更像是恪守规则的竞技比赛。

　　宋襄公，就是仍然恪守春秋早、中期作战规矩的一位国君。

　　显然，在宋襄公的时期，也就是春秋中期，人们对战争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化，宋襄公还恪守着早期的君子作战规矩，但公子目夷和一般的宋国人，认为战胜敌人，才是最终的目的。

　　然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发生在春秋后期，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柏举之战是发生在吴国和楚国之间的战争，是以少胜多，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更值得注意的，吴军的两名大将之一是孙武，也就是《孙子》的作者。

　　《孙子》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而此书也是享誉世界的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而孙子本人，也被称为“兵圣”，在此书中，孙子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等兵法原则。

　　孙子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斩杀吴王爱姬的典故，广为人知，这个故事体现了“令行禁止，赏罚分明”的练兵原则，那么，他直接参与指挥的战例，柏举之战，则可以窥见他用兵的思路。

　　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亲自挂帅，以孙武、伍子胥为大将，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坐战船，由淮河溯水而上，直趋蔡境。楚国先前围攻蔡国的军队被迫回师防御本土。而此时，孙武突然决定舍舟登陆，由向西改为向南。伍子胥不解其意，问孙武，“吴军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答道，“兵贵神速。应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水路速度迟缓，会给楚军加强防备的时间，而我军孤军深入，那就很难破敌了。”孙武挑选了三千五百名精锐士卒为前锋，迅速地穿过楚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直趋汉水，深入楚腹地，不出数日，挺进到汉水东岸，达成对楚的战略奇袭。

　　此时，楚国其实还有机会翻盘。然而，楚国令尹子常，为了争功，擅自改变了与沈尹戌商定的夹击吴军计划，不待沈尹戌军到达，擅自率军渡过汉水攻击吴军。

　　吴国君臣见楚军主动出击，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骄敌疲敌，反客为主，寻找战机。子常中计，挥军直追。吴军以逸待劳，在小别至大别间迎战楚军，三战三捷。而后，夫概攻破楚营，楚军大溃。至此之后，吴军势如破竹，攻入楚国都城郢都，楚王逃走。

　　不难看出，在柏举之战中，处处体现了“兵者，诡道也”的原则，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迷惑敌人，而取得最终的胜利。和春秋早、中期的，有点像竞技运动的战争，已经有了很大的背离。

　　泓水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8年，柏举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06年，两战相隔132年。显然，在这一百多年中，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或者说，更加的“礼崩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