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艾奥莉拉

28、相逢

　　【原文】
　　我把朋霍费尔神父的《狱中笔记》合上，跟从狱守走到会客室。去年十二月这本书寄到我手里，现在半年过去，我可以谈谈对它的见解。
　　编者在这本荷兰出版的反纳粹者的作品里提到，朋霍费尔是军谍局（纳粹德国时期国防军谍报局——编者注）成员，由于持反纳粹见解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5年4月遇害。他在狱中写过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散文与书信集。我曾任安全局与军谍局的联络官，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我的旧识，依我之见，他实是死于1943年来军谍局与安全局的派系斗争。
　　我曾经造访过在狱中的他，那时他安详平静，不打算出让自己的立场，也不急于针锋相对。我们在那间僻陋但足以满足思考的狱室里有一席话，关于民族国家，或一些不露报端的政事。“人类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设下的秩序。”他抚摸着圣经说起神学，我点点头：“如果把施道者替换为施政者，我们的见解就一致了——您反对的只是当前的执政党。”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我，仿佛尼禄身边不应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教义伦理的新教徒，我读书时也曾旁及哲学，何况我身为德意志人，怎会不明白他的精神。
　　朋霍费尔在他一生中最不自由的时间里，写下人类应该自由信仰宣言。后来他因为牵连进一起英国间谍案而死去，因人废言，他的《狱中笔记》在纳粹时代被禁毁。现在自相残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书出版于自由西方，我的朋友把书寄给同样在狱中提笔作文的我，居心让我知道血债犹存。
　　“这个世界需要秩序，但只需要给专业管理者以权威，而不是权力。”我的朋友并不喜欢朋霍费尔的民族主义，他对国家边界的理解更为淡漠。但这论调异曲同工，我也的确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种温和的卓见。
　　于是我的朋友带着讥讽，为我指出一条安宁的道路。现在我走到狱房甬道的尽头。被告知有一位“迷索逻各斯先生”来访。那是他大学时的绰号，现在“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们可以谈些更好的话题。

　　1948年6月1日

　　【编者注】
　　我在1964年遇见加兰时常提到的这位朋友，当时他因为间谍罪，被关在法国自己的监狱里。伊萨•罗森斯坦因是加兰的大学同学，生于瑞士，长于德国，战后取得法国国籍。他们在柏林一同度过寓居他乡的岁月，又在德法边境上剑拔弩张，情节详见《一封信》。1956年，他参与了加兰意图收复东德的那场密谋，事败后加兰车祸身亡，罗森斯坦因则被自己的单位，法国外情局七处判了间谍罪——这个错误，耽于度假的法国人目前还没有发现。
　　由于一些不便披露的机缘，我得以面见加兰的这位故友。“48年后，父亲的笔锋明显不一样了。”我试探道。
　　“那小子想越狱。”他扬起嘴角。
　　1947年底罗森斯坦因把一本朋霍费尔的《狱中笔记》带到狱中，作为密码本。这个手段平庸但奏效，其后半年加兰依靠它破译密信。“我告诉他盖伦早就投靠了CIA，后者是他以为缺乏逻辑的OSS的后继。”现在他深陷在沙发里，有着年近半百之人的世故与狡黠，只在皱眉时显露出应有的书生气，“斯科尔兹内逃狱后去了西班牙。失踪的缪勒据悉在苏联，我建议他多关心古德里安将军的近况。”
　　“为什么？”
　　“东线外军处已经成为美国的雇佣兵，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正要成为美国顾问，而身在苏联的缪勒熟知德国。如果不弄出个狡兔，这些走狗岂有长日？三十年战争即将开始，斯科尔兹内却没有前往与他上司关系良多的英国，可见在这场游戏里，安全局六处已是一枚弃子。”罗森斯坦因的话音缓慢，仿佛置身事外，“别瞪着我看，记者和间谍只是一线之差。”
　　“而我父亲恰恰深得六处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换了个姿势继续沉在沙发深处，做了个打断的手势，“但这偏了题。施伦堡一贯主张欧洲联合，但令尊实为一位德意志军国主义者。可惜天不遂人愿，历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为冷战垓心的德国又一次担纲受害者，这场战争在秘密阵线展开，他不能坐视不理。”
　　那么，加兰先生是在1947年底，经由他的这位朋友获知了一些外部情况，准备在破灭的帝国背后践行一场务实的战争。他曾经是德国的情报官，在这本必然会被美国狱方检审的笔记里，他开始讲述安全局六处和东线外军处，用以威胁那些将他隔绝的人。从那时开始，这本笔记就不再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有了隐晦、伪装、刺探和要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