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艾奥莉拉

11、赎身状

　　一个胡茬不干净的美国人走进牢房，给我一叠稿纸。他说话吞吐，笑容比我预想中更为憨厚：“我想您或许会想写点回忆录什么的？很多人都想写，所以我想您或许也……”
　　“你们应当在OSS大力推广逻辑学，山姆。”我的英语发音生硬。他是个新手，还没有学会怎样和人套近乎，而这是情报搜集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一眼认出他是情报人员，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于察言观色。对于一个就要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死去的人而言，写回忆录是多么荒谬的提议。回忆录是为了让人铭记，而我这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人类公敌的人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吗？我用德语和他说话：“OSS最近招了很多新人？”
　　不料他的德语比我的英语更糟糕，单是杵在那里，OSS用人可谓饥不择食。山姆•新手先生继续讲着他从工作会议上生搬硬套来的说辞：“……我们在调查达豪法庭的司法程序是否合法。有人报告法庭审判给被告和辩护方的发言机会太少……如果因为某些事实来不及陈述，而将一个清白的人错误地判了死刑，这对美国政府的公正形象……也是不利的，所以……”
　　“不，法庭对我的判决十分公正，我没有什么要伸冤的。”我敲了敲门，示意狱卒把这个人请出去。

　　过后我躺在床上，思考这样做的得与失。床的窄小程度让我想起最初在行伍中度过的日子。警卫旗队，它曾经因为它所卫戍的人而光荣，现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遭受耻辱，而我在那里度过的青春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时空不可逆转，人的经历就无可更改。
　　但是回忆录赋予记忆另一种面貌，有人借它来为自己的事迹涂脂抹粉，有人借以脱罪。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背叛了。人们在这里揭露同僚的罪愆，从而企望自己能被从轻发落。另一些人把德国的秘密泄露给外国。
　　我指的是那些反人道罪行的证据以外，依照保密条款应当被保护的国家机密。盟军的《纽伦堡法》里有一条被写漏了：如果你作为德国人而叛国，你就不是战争犯。人们因此在祖国和个人之间进行选择。十二年前，希特勒的《纽伦堡法》让这种选择落在犹太人的头上，现在曾经卫戍着德意志的土地与精神的帝国军人也变得和犹太一般无二。这些人是在被剥夺了爱国的权利时才对祖国背信弃义的，我不想过多的非难他们，但是当他们把国家机密作为嫁妆，倒向盟国的怀抱时，我听到了日耳曼民族瓦解的骨骼碎裂声。

　　所以我不写回忆录，或更直白地说——赎身状。我参与过帝国军队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时常会接触到高级的机密。这些机密在法庭上我没有透露过，现在也不打算在回忆录里书写。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也应有它的尊严，我将带着这些秘密死去。

　　194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