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秋山》舟婉

38、采访 邱姗很

　　邱姗很少接受专访。不是架子大，是觉得没必要。发言人站在蓝厅就够了，不需要走到聚光灯下讲自己的故事。但“鲁迅有约”发来邀请时，她犹豫了。

　　节目做了二十年，采访过各行各业的人。制片人说这一期主题是“女性与时代”，想请她聊聊从美术生到外交官的这条路。她想了想，问了一句：“需要我讲什么？”对方说：“讲您想讲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好”。

　　录播那天，北京下了雨。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白衬衫，头发放下来，没有盘。编导说这样更亲和。她坐在专访区的沙发上，面前是一盏暖黄色的灯。主持人鲁迅坐在对面，穿了一身素色，手里拿着提纲，寒暄过后，第一个问题抛了过来。

　　“邱司，很多人知道您是外交部发言人，但很少有人知道您以前是学美术的。从画画到说话，这个跨度是怎么跨过来的？”

　　邱姗想了想，说：“所有艺术的表达方式都是我灵魂给予的共振。”

　　“那学美术的经历对您现在的工作有影响吗？”
　　“
　　“有。画画教会我细微的观察。一幅画里，亮部和暗部的分裂，主体和背景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观察和判断。外交发言也是。要观察提问者的意图，观察现场的气氛，观察自己每一句话出去之后的反应。这些观察力，是从我从画画里细致入微观察出来的。”

　　主持人点了点头，低头看了一眼提纲，又问：“您这一路走来，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邱姗沉默了几秒，说：“我父亲。他教我不怯懦。还有我母亲，她教会我坚持。”

　　“您父亲他知道您现在的工作吗？”她微微低了一下头，然后抬起来。“他不知道。他走得很早。但我相信他会知道的。”

　　那天还聊了很多。聊到第一次站上蓝厅讲台的感觉，她说“腿在发抖，但因为不怯场所以声音没有抖”。聊到被记者刁难怎么应对，她说“学会听问题背后的意思，会比学会回答问题更重要”。聊到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困难，她说“困难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每个回答都不长，但每一句都像钉子，扎在时间里。

　　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合上提纲，看着她，语气放慢了。“邱司，如果可以对二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您想说什么？”

　　邱姗没有马上回答。她想起那个在绍兴出租屋里裹着棉袄写作业的女孩，想起那些一个人走过的雪路，想起那些咽下去的泪和苦。她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沙发扶手上，说了一句——“辛苦了，但值得。”

　　节目播出后，反响比预期热烈。很多人在网上留言，有人看哭了，有人说她是“女性的榜样”，有人翻出了她当年在日内瓦留学时拍的照片。像《我的天才少女》里的婚纱照，而不同的是少女穿着毕业服翘着二郎腿坐在台阶上凝视着镜头，是那样的意气风发。同事把那些评论截图发给她，她看了几条，回复了句“谢谢。”那张照片下的邱姗需要的是继续往前走，勇敢无畏。

　　有一个留言她记住了。一个年轻女孩写：“邱司，谢谢您让我知道，女孩可以走很远的路。”她没有回复那条留言，但她把它存下来了。存在手机里，存在心里。以后累了，翻出来看看。看看那些需要光的人，她就知道自己不能灭。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看到一封未读信息，是凡钊发来的。“姐，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外婆也在看，她说你瘦了。外公没说话，但一直在看屏幕。他们都很想你，有空回来看看。”她把微信看完，没有回。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也想你们”太重了，说“我下周回去”又做不到。她关掉微信，打开明天要用的材料，开始改稿子。

　　窗外又起风了。北京春天就是这样，风大，沙多，但树还是绿了。她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路灯下，杨树的新芽在风里轻轻摇着，嫩绿的，很亮。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想起多年前父亲带她在院子里种的那棵树。不知道还在不在。她没问过凡毓华。有些事不问了，就是怕答案不是自己想要的。

　　她转过身，坐回书桌前，继续改稿子。明天还有发布会，还有很多路要走。不回头，不回头了。
　　“鲁迅有约”播出后，邱姗收到了很多信。有从学校寄来的，有从部队寄来的，有从边远小镇寄来的。信封的纸各不相同，有的厚实，有的薄脆，有的边角已经磨毛了。信里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还在信封上画了笑脸。她把它们一封一封拆开，一封一封地读。不是在工作时间读，是在晚上回到家后，坐在书桌前，一盏台灯，一杯水，慢慢读。读得很慢，因为每一封都要读两遍。她觉得自己应该记住她们。那些素未谋面的、在某个地方默默活着的女性。她们把她当成了光，她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有一个初中女生写道：“邱司，我以后也想当外交官。但我英语不好，家里也没什么钱，不知道能不能行。”邱姗回了这封信。“只要你想，任何路途都能到达远方。”

　　还有一个已经退休的老教师写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想起自己年轻时候也想过考外交学院。家里不同意，说女孩子不要跑那么远。后来当了老师，教了一辈子书。现在看到你，觉得你替我走完了那条路。谢谢你。”邱姗把老教师的信看了好几遍，然后把它折好，放回信封，收进抽屉里。和那串十八籽放在一起。不是舍不得扔，是需要记住——她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替很多人走。任重而道远。

　　信越来越多，办公室放不下，她带回家几摞。用一个纸箱装着，放在书柜旁边。凡钊打电话来，问她在干嘛，她说“在看信”。他问什么信，她说“观众来信”。他沉默了一下，“姐，你现在是名人了”。她说“不是名人，是发言人”。他笑了一下，“有什么区别”。她想了想，“名人说的是自己的话，发言人替的背后是国家”。

　　有些信她回不过来。不是不想回，是太多了。她挑了几封代表性的，给每个写信人寄了一张外交部明信片，上面写着“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一起努力”。没有签名，没有落款。

　　一天记者会结束后，有个年轻女记者拦住她，递给她一封信。“邱司，这是我妹妹写的。她今年高三，想考外交学院。她说您是她的榜样。”邱姗接过信，放进包里。“替我跟她说，加油。”

　　后来她收到了那个高三女生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信封里附了一张便条：“邱司，我考上了。谢谢您。”邱姗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内心真心的替她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