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炼石

99、悠悠大公桥（99）

　　▲一封密函
　　任子卿用托盘端了一杯温热的白开水（□□一生只喝温热的白开水）和一杯现磨咖啡（宋美龄一生的最爱）走上二楼的时候，听得见浴室里传出的水声，那个时候，三北办公楼的浴室里装有宜昌罕见的浴盆和淋浴式喷头；他目不斜视的走到书房前敲敲门，有人开门，他就走了进去。
　　听见脚步在木地板走动的声音，正在凝望楼下江滩上胡乱堆放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各种木箱和机械设备的委员长转过脸来，可以看见他紧锁着眉头，脸色铁青，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他根本不像在公众场合那样和蔼可亲，没头没脑的就用他的宁波话问着：“下去把卢作孚叫上来！”
　　任子卿感觉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卢总经理不在宜昌……”
　　“不在宜昌？”委员长更加不高兴：“他在那里？”
　　他只回答了两个字：“重庆。”
　　“重庆？”他重复了一遍，片刻之后那副怒发冲冠、杀气腾腾的模样却悄然不见，还有了些苦笑：“他是不敢见我吧？”
　　半个多月前，国民政府军政部发布命令，要民生公司将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可是卢作孚反对这种自毁船舶以阻敌路的做法。声称“长江上游的船只，船小马力大，适合川江航行。一旦凿沉，势必严重危害川江航运，使战时撤退工作及未来大后方的运输无法进行。”
　　事实证明，卢作孚的坚持是正确的，民营的民生的轮船保住了，而国有的招商局自然是政府说了算。政府要沉船御敌，延缓日军进攻，招商局必须执行命令。据统计，招商局从1937-1939年要塞沉船共计各种船舶18艘，总34520吨位。其中1937年8月、11月先后在江阴、上海十里铺、镇江和龙潭大量沉船，1938年4月又在马当沉船8791吨，也是损失惨重。
　　“卢次长不是西汉张良。”委员长喃喃自语：“‘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不是太儿戏？”
　　任子卿不敢接话，他知道这位最高领袖“制怒”的毅力，但不代表他会忘记这件事，毕竟紧要关头，卢作孚这个宜渝线转运的总负责却不在现场指挥。
　　宜昌历史爱好者吕航收藏有一份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1月6日，翁文灏（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顾祝同（时任国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蒋鼎文（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之间的一封密函。
　　翁文灏报告：“物质移运后方，现存宜昌者为数甚多。计尚有兵工署机件物料四万吨，工厂机件一万四千吨，粮食五万担，棉花纱五千件以上，以目前运输情况，估计上项物质，至少需三个月方能运入夔门、宜昌一带，似应指派军事大员统率得力军队，妥加防守，以免资敌。”
　　蒋中正的批复是：“宜昌物品应分别，最要与次要者，限本月运完。次要者如不得运时，应准备就地烧毁为要。”
　　这份文档的解密就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