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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

  •   那场音乐会最后还是被取消了。她打紧急电话来告诉我时,我刚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两条腿都在发抖。教室里走得一个人都不剩,那个肥胖的政治老师赶去食堂吃拉面的咄咄足音消失在楼梯拐角处。她在电话里听上去比我还要愤怒,一直不断地催促我务必在下午去退票。
      “万一明天他们不再办理退票业务了怎么办?万一明天早上你起不来怎么办?”
      我懒得再在电话里跟她说我有多么累了,不一定说得通又浪费钱。那个年迈的老钢琴家终于因为每天8小时的训练而导致手疾恶化,心碎地离开了这座正在遭受九月回炉高温的城市。而那个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印上了我名字的11排1号座位的标记也随后被抹去。那个星期五的中午,我在一片饥饿的懵懂和汗水中明白了一个事实。如果我能成功拿回那380元,那双我新看中的秋款浓咖啡色高跟鞋就有着落了。

      没有了音乐会的晚上,我回到了那片旧城区。我好像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几年。十九世纪时,俄国的租界位于它的正西北角。这里的马路和人行道的比例是最大的。路面在中心线处隆起,排水沟部分下陷得非常深,电线杆和房屋以昏昏欲睡的架势略往后仰倒。这里没人像在城里的其他地方那样种植法国梧桐,而是以气味浓烈的樟树取而代之。
      俄国公馆坐在一条巷子的最末尾。隔壁的文化宫,我记得自己初中毕业前在那里作为尖子生受过特训。打头的有一座经营上惨败的夜营□□,然后钉着平顶的民房走几步,公馆一脚踩住了那还有可能就此肆意蔓延的住宅区。它是附近唯一一座俄罗斯东正教风格的建筑,装潢标准严格。其他同类型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或炸毁,废墟堆积在街对面,以及一楼的后窗下,铺成一片不大的空地。白天有乌鸦降临于此啄食瓦砾,专门盗取能反射日光的玻璃渣。公馆本身的几扇长窗无法推开,淋浴龙头常年只朝一个方向喷水。我们在侧楼的房间里搁置了一套音响,用最大的音量放柴可夫斯基。十几把小提琴齐声柔弦,以制造催人泪下的悲剧效果。旋律传到街面上,吸引路人抬头打量。他们说,即使现在是燥热的初秋午后,你也能感觉到西伯利亚的风雪在敲打玻璃。并且如果当中某两人产生了争执或者背叛行为,可以立刻下楼,绕到屋后的空地上,以决斗的方式迅速解决。
      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活。比方说我有一个女友,其中入住俄国公馆的事宜都是她一手安排的,为的是方便她从这片古老的风景里找创造素材。她有一张温面,眼睛大而无神,嘴角深深切着一道笑纹。她的头发永远都干不了,紧贴瘦骨嶙峋的腮帮子耷拉着,像水产动物中的公主。她从建筑系毕业两年了,还没有工作,只把设计稿卖给画廊来挣钱。画布上尽是一团一团黑色的废墟,她能从中发现一种旁人不能想象出的150年前的美。就这么着,她养成了个不好的习惯,作画时整个人在高脚凳上缩成了一个点,看上去十分暴力,手臂上爆出一小截乌青的筋。
      政府对旧城区好像总是青睐有加,企图对它实施长期修整,拆除其中一部分建筑的同时给剩下的部分重新上漆。绕行和禁止的标牌插在遍地可见的沙石坑里。但数量庞大的公共汽车千回百转也能把人送抵目的地。它们的队伍在街道上出现的次数逐渐频繁,行人必须耐心地等待长得惊人的时间才能穿过去。商店里散发着一股来自远古的地底的气味儿,橱窗新娘模特身上套着旧宫廷风格的鱼尾裙。这里最远的边界在市立图书馆后面。那儿的路形成一个走势从容的半圆。人行道中间有一处不用的车站遗址,画廊就在它的背面,顶棚做得像草莓奶油糖。再往前是一座饰有霓虹灯的天桥,底下淌着浓汤似的市中心商业步行街。我看这里的人像住在一座幽暗童话森林里的眼镜猴,他们偶尔因为好奇而接近山下的人类村庄,但是绝对不敢越雷池半步。

      工作日时我的女友白天出门写生,晚上回来给草稿上色。一到周末,只要我在早上醒来,她就已经不在俄国公馆里了。餐桌和冰箱门上没有纸条,画室的门吱吱咯咯光明磊落地响着,冲出来一股子未干颜料的化学气味。我去煮咖啡,按照胃已经习惯的食谱吃早饭,否则一天都难受。我在想你是否也可能过这样的一天。推开卧室的窗,遥远的马路上流动着引擎的嗡嗡轰鸣,一只鸟在某个树冠里自唱自娱。天空像一张靶,低空飞行的喷气机轻而易举地正中红心。
      她每个周末都驾驶那辆哈雷机车沿着中环线全速环城飙车,其间我留在俄国公馆里,压根别想再见到她,而且哪里也都去不了。我从未见过那部机械,它只存在于她的口中。钥匙仅有一把,她随身收藏,任何人不得擅自翻找或触摸。并且无论我把周末的闹钟定在几点,她都能成功比我提前出门从而使我同步跟踪的企图落空。而在城郊,那一片灰绿色的视野里,哈雷已经失去了形体,成了一束光粒子,一种类磁场的力,正稳稳地托着她。风。危险的速度。湿漉漉的头发。天堂。我在百无聊赖的想象中一直要睡到星期一上午,十点半。那时她走上俄国公馆的楼梯,脚跟不耐烦地敲着地板,把头盔摘下来搁在餐桌上,双手平放在两侧,做深呼吸,分明像个女占星师要做出什么预言。但我等了又等,还是一句话都挤不出来。这就是个姿势罢了。我低头时,注意到她因为只穿了一双白漆拖鞋而被机油蹭得脏兮兮的脚。
      “你又没换鞋?”
      “可不是,你看……”
      “你应该新买双皮鞋,好降低飙车的危险系数,”我提醒道,“你知不知道从前有个家伙因为松垮垮的拖鞋带子勾住了油门而直接撞进了一家韩国甜品店?”
      我的女友惊奇地瞪了我好半天,然后侧过脑袋去,说:“你知道,我哥哥以前飙车时从来不穿别的鞋子,除了这种拖鞋。”

      住在杉木相框里的人就是女友的哥哥。我总怀疑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够资格做她的哥哥,除了这个男人。他们在生物学上绝对是严格相反的两个物种。杉木相框搁在音响旁边的矮柜上,她每天雷打不动地用医用酒精擦拭,浓度78%。里面那个居民的下巴尖得让我毛骨悚然。他嘴唇发黑,瞳孔像鱼那样占去了大部分眼眶。他在女友十五岁时失踪,动机不明,至今杳无音讯。女友在搬家之前,从他的衣柜里拿走了一套皮风衣做纪念,现在则成了她在哈雷上的标志性穿戴。她参照那张照片涂了一种灰色的唇膏,嵌着美瞳隐形镜片,好去测试那部机器的力学极限。她的这种打扮,她哥哥,画布上的废墟,以及哈雷的钥匙。原理都是相同的,属于她拒绝向我透露细节的范畴。晚上我们躺在俄国公馆的主卧室里,为了找个话题聊聊而绞尽脑汁。我提议:“说说你哥哥吧。”她就以那个习以为常的速度从和我仰面平行的位置换到背对我的角度。房间里的某个地方随之“碰”地一声,像有人在我鼻尖前摔上了一扇门。她说:“没什么好说的,他可能早就死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可能早就死了的哥哥也住在俄国公馆里,是第三方。我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每当我想再就此说点儿什么的时候,这两点就已经很完备地概括了全部。白天她不在时,我一觉得没趣就去端详那张照片。发黄的底子,平板板的人影。我想亲口和他说点什么,但思忖了半天却无法启齿,所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紧绷绷的嘴巴。别以为他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那大错特错。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有时只瞥一眼就自卑。那张脸完美无憾,我就算是花一百年也追不上这个天才。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

      你知道吗,我去买票的那天真热得出奇了。十字路口拐角的超级市场上面压着厚重的乌云,像咖啡上面即将垮塌的冰激淋雪顶。我买票回来的时候,剧院门口正在进行施工,交通堵塞。我在那儿遭遇了一次抢劫,劫匪趁着马路上的混乱割断了我手提包的背带。我踩着10厘米的细跟凉鞋在沙和铁钉里追了他600米。他简直被我吓疯了。当我蓬头垢面地按住瘫软在地的他时,第一句话是:“把票还我。”
      现在我又回到了剧院,在票务中心,毕恭毕敬地双手呈上那张折叠精巧,打印工整的红色铜板纸卡片。五分钟的核实过程以后,我换到四张揉得皱巴巴的粉红色钞票,随之消失的是某种负罪的权利。离开那间严重缺乏光线和空气的屋子后,我费了好半天功夫才把钱成功塞进钱包里。闷热的夕阳兜在我的脸上。我抬头看看,剧院那块巨大的滚动屏幕不偏不倚地正停留在这场被取消的音乐会的海报上,那位老钢琴家一双仍然健康的手。我忍不住干咳了两声,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在嘴里涌起了一股苦味。

      我在俄国公馆侧楼的房间里写作,已经好几年了,题材还是一样没有换过,西班牙斗牛和斗牛士。沿着公馆门口的横街走几步,有一家出租录像带的店。因为它的屋檐低矮背光,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店里都点着一盏刺眼的日光灯,像个黑洞随时准备吸点儿什么。拐角一排货架的顶层收藏有近三年西班牙各家电视台全部的斗牛表演录像。我按照时间顺序借,归还时在老板那儿登记,同时自己记录一份以方便必要时核对。我正经的一天是上午怎么样也要不多不少地挤满半张纸的字,下午就坐在满是灰尘和皮革味儿的房间里看斗牛录像。这是一个城市的三部曲。两米长的磁条上写着黄沙和血。画面唰唰地流过眼球,像是麻药。全是那些:五颜六色的羽毛扎进肉里,旋转得令人头晕目眩的红色布匹,马拖着死尸绕场谢幕。我讨厌把斗牛士翻译成bullfighter的,听上去像某个一级屠夫的外号。正确的叫法是matador,西班牙语的意思是剑刺手。多么贵族化。我也不赞赏海明威。不是因为他用一把猎枪轰开了自己的天灵盖,而是因为他和我外婆的生日在同一天。她是个勤劳的好脾气的女人。
      我最喜欢的斗牛士是C·J。双鱼座。他很年轻,可能不到25岁,皮肤晒成甘草糖那种蜜棕色,身材像芭蕾舞演员,嘴巴有点撅。他的表演十分利索,只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跪着做动作。这种玩命的花哨给他招来了不少鄙夷,我挺同情他。他的一年以获得的牛耳来记账,七十八个的成绩将他推到了年度斗牛士排行榜第四。事后他的笑容总是十分冷静的。

      俄国公馆楼下有间酒吧。我放下遥控器就上那儿去。它位于十字路口的边缘,叫Angle’s City,天使之城。字是血红色的,门口挂着半截好像战利品的旧黄铜浇注的羽翼。墙体年代久远,干油漆块剥落后露出粗糙的砖块,上面粘着一团七十年代的人造塑料常青藤,被浮灰洗得不堪入目。吧台上的灯泡是荧蓝色的,我一坐下来就什么也看不清,只能依靠声音来辨别方向。我在那儿喝了无数种稀奇古怪的组合鸡尾酒。樱桃汁兑威士忌,比例2:1,两天一换,主酒加上辅料,算下来大概有8的平方种。
      女友和我一起来天使之城会饮。在晚上缄默已达两、三个小时后我们没有别的消遣方式。我们认识酒吧里的一个调酒师,齐眉流海,像从60年代好莱坞女郎画报里抠出来的。我知道女友并不嫉妒她。她们也是一对朋友,但奇怪的是两人见面的反应总是很淡,我只好自己对着她滔滔不绝。我什么都说,把埋在俄国公馆里的那些盒子当着她打开,词语一个个胀鼓鼓的,好像要烂了似的。句子像潘多拉的那些灵魂,倏地冒出来,争先恐后地飞扑过去。C·J。堂。堂娜。受伤的动物。Dark Knight VS the Joker。涨价的菜。炸平广岛的小男孩。有时我口头描述一场最近的斗牛赛,或是朋友组建的摇滚乐队,流利程度远比我书写时要高。我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让人抱有一种歉疚感和邪恶的自负。
      女友喝空几杯朗姆酒,冰块也嚼得没什么剩下的了,这时就必须径直回俄国公馆去,道别和付账由我来妥善。和调酒师打住话头要耽搁10分钟,不情愿走磨蹭5分钟。我回到俄国公馆时,她已经独自爬上了醉意的顶峰,但是不呕吐,没有那种夸张的反胃,而是酣睡。那是一种完全放弃戒备系统,每一寸肌肉都驯服于本能的睡眠。像个被海浪冲上南洋小岛的沉船事件生还者,有那种让人想把五脏六腑都呕空的悲剧气质。你看我大可以在此时俯身吻吻她,或者帮她脱下鞋子来。但我只是站着看,然后就走了,去热比萨饼当宵夜。沉默的半块蛋壳已经严实地把她的身体罩住,我早习惯无机可乘的死心和敬畏之心。

      这个城市还在扩大,像一块不断生长的陆地架。我的女友每周末仍恪守不渝地扮成她哥哥的模样参加极限运动,重复另一个人的半个人生。她回来以后,向我报告的内容是:城市在长大。政府把昂贵的别墅区伸向市郊的环高速地带,并竖起减排和限速的标记。人们变成了管道里的老鼠,必须蹑手蹑脚地爬。她越来越觉得闷。我仍坚持向她强调换一双鞋以确保安全的重要性,而她专门针对于此巩固了那个生命力顽强的理由。我于是问她:“说说你哥哥是怎么穿着拖鞋去飙车的?”她对我的提问充耳不闻,态度十分冷淡。我又一再追问,她被逼得实在烦了才勉强咬牙切齿地挤出那么几个字:“就这么双白漆拖鞋,比我穿的大两码。”就这么一句是关于她下落不明的哥哥的,像是给一个陈年标本打上一句简捷的说明性文字。不过我很惊讶了。
      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她改变了飙车的路线。新的地点在一条夹在一个人工湖和沿岸景观住宅区的新修马路上。柏油刷得闪闪发光。笔直的一段很短,前面就是钢索桥。天气一冷,湖面上就堆满了泛着金属光泽的云。风从窄得只剩一条缝儿的空气口中爆出来。旋转的气流能使坐车经过的人感到频率5Hz左右的震动。桥底下,锋利的岩石上长着黄鸢尾,形状像朋克假发。另一边的别墅是两层楼的排屋型号,由猪血色的斜屋顶和白石灰墙上下拼成。门前有一个院子,里面大多栽着长茎豌豆花。花丛里扔着些杂物。漏了气的皮球。褪色的飞机模型。有一个人心血来潮地放了架秋千,因为没有人用以及受变幻天气的蹂躏,白漆木条上都长着奶牛似的黄色斑点。
      我总认为日子要发生点儿什么变化才好,用一种实际是恐惧的口气说的。烦闷的毒瘤在身体里疯长,薄得像透明了似的皮肤下是蠢蠢欲动的预兆,在滚烫,在沸腾。感觉到发生了什么变化的日子是她移到那条马路上去以后一个阴沉的星期一中午。那天她告诉我:“今天我遇到一个人,那可能是我哥哥。他还活着,而且就住在这座城里。”她还披着她哥哥的那套黄金战甲,这副样子让我想到一个王子刚在恶劣的天气里单枪匹马地去消灭了一群巨人,有一种胜利后的茫然若失。

      我去退票的事情公布以后,打电话来安慰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并且他们打抱不平的口吻强烈得让我不知所措。比如当中的一个人,坚持要陪我同去,目的是为了当面替我质问票务处的负责人这当中是否有个阴谋。像是因为门票销量不好,弥补不了场地设施费用啦;场地不合格,或者根本从开始就没有及时准备啦;手疾只是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啦等等。她好像要把剧院翻个底朝天,非刨出个答案来不可,同时双手叉着腰,口气尖酸刻薄,像给一个第一次被险恶小人欺诈的小学生讨回公道。我吓得只好赶紧回绝她。
      人们的关照狠狠得感动了我。吃了一顿汉堡套餐后,我决定把这整件事用一个轻描淡写的词“惋惜”来概括掉。但当我和他们谈起用这380元去买那双鞋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惊人一致的反对。理由只有2条:新款不降价啦,你的鞋已经够多啦。所以这才是真正导致我现在闷闷不乐的原因。

      星期六的早晨,女友驾驶她那辆哈雷沿湖向南行驶时,经过右手边其中的一栋两层楼褐砂石房。那间屋子门口的草坪修得很齐,车库旁边载着一棵米槠树,树冠巨大得在临近的两栋建筑间搭了一溜儿阴凉的通道。铁皮门高高地卷着,车道上停着一辆两厢家用车。她从背后注意到那家人是刚从市中心采购回来的。一个男人在领头往屋子里搬运纸袋,后面的队伍由妻子和两个女儿组成。她当即把哈雷从时速150公里降到了零,那种惯性让我听得心惊肉跳。那就是个强力弹簧,你可以借它火箭似的一飞冲天。她就停在对街一言不发地看完他们的整个运输过程,来回了4趟。那忠实的高速摄像机似的眼睛,一刻不停地记录着某些东西。细节。二十分钟的默片,因为每秒的帧数过多而显得每个人都是风急火燎的。她倒带了许多次,直到确认那个男人就是一张卸下了杉木相框的旧照片,才走上去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身上的这套衣服。那人不认识她,但出于礼貌还是友好地回答了她的问题。他不记得了。
      首次社交失败的确刮来了一阵短暂的踌躇的雷雨,但并未在长远性上产生什么气馁或灰心。那种韧劲又立马反弹回到她身上,像标梭一样,势能只是有增无减。现在问题出现了。之前我总要使用哄骗,威胁的手段使她去讲讲关于她哥哥的事。相框居民的生平,第三房客的轶事。但她咬紧牙关,像一头准备下潜的鲸,专注于努力憋住口中的那团气体,同时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让身体慢慢鼓起来。而现在每个周末结束后,她则热心向我描述她两天半时间内观察到的那户人家的起居饮食。房子的排水管斜了;常年不用的地下室里住了一窝野猫,母猫在趁人入睡之后溜进厨房里去偷冷面包来喂小猫;孩子们都生机勃勃的,两个女儿一个学钢琴,一个学芭蕾,平时十分有配合精神,就是表演确实糟糕;他对家人忠诚而且热情,每周一早上七点回城区上班,好像是开诊所的医生。我一开始受宠若惊,然后为她这种类似怪癖的栩栩如生感到窘迫,最后终于厌倦,漠然,熟视无睹了。并且天气越来越凉,我在考虑给俄国公馆装一套暖气管的事。煤气公司的评估员来做了实地考察后,认为施行方案的难度很大,因为这套木质结构实在太老了,这样一来就拖了两年多。不过柴可夫斯基还是可以继续听到12月,开年就是蒙特威尔第的专场了。她忽然变得孜孜不倦,像一个中子轰到了铀原子上,然后一长串滚雪球的裂变大发淫威。俄国公馆里泛滥着被拆散了的笔画,冲刷着我们所有的东西。桌子。电视。书架。烤箱。床脚。唱片。我的手稿和钢笔。以及每个晚上我们连绵不绝的缄默。日子原本可以只用一些点和线来表示,像语言最原始的状态下,就那么几种排列:公路—房子—哥哥,然后又是公路—房子—哥哥。我意识到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我问她:“你真的那么确定他就是你失而复得的哥哥吗?”
      “是的。怎么,你怀疑我?”
      “那你干嘛不直接去问他?”
      “你这说的是什么啊?”她很惊讶。我发现她表达这种情绪的程序就只有那一套,最后就是她拿右半张脸对着我,说:“我不是说过吗,他压根不认识我了。”
      “那你就更应该去和他说说话,暗示他关于你们俩的童年经历什么的。人们一般都对那段时间的见闻记得很深。要不就把他从前用过的东西拿给他看,好从其他感觉上刺激他想起来。”
      “这怎么成,你看他连哈雷和那套衣服都没有印象了。”
      “你不是还有那张照片吗?”
      “肯定也一样,行不通的。你什么都不明白。”
      “算了吧,我怎么不明白。你就像那种非洲豹一样,喜欢采取偷袭的手段对付新猎物。现在它们的生活圈子外围守一阵,并表现出友善,以便摸透内部情况。然后再慢慢收缩进攻范围,并且在合适的时候给自己创造个机会闯进去,在对方毫无防备的状态下直撕喉咙。你很残酷。”
      “你讲话太刻薄了。”
      她的脚尖在桌底咯咯地磕,敲掉黏在拖鞋边沿上的泥团。然后是午饭时间。我挪去厨房热咖喱饭,她要啤酒和辣椒粉,而我恢复了对高淀粉食物的热爱。饕餮时我有种自我毁灭的心悸的快感。
      “你认为是什么致使他这样的,把过去的事情统统忘记了?”
      “可能是什么灾难,”她埋头舔着勺子上的酱汁,如果不是被呛得咳嗽起来大概也不会抬眼。我看到她夺眶的眼泪和毛细血管扩张的脸。“不算太大,车祸或者是绑架吧,脑袋受过伤。”
      “真荒唐!”
      “唉,你就是这么没耐心。”
      从我的角度看见她在微笑。面前的空白盘子里抹着一圈令人眩晕的咖喱调味汁,而她则像横搁在上面的一棵有点冻伤的泛白的水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像一张五官平凡的面具,或者一首极度缺乏形容词的诗。一种纯粹的慢和漠然,在众人的呼天抢地中出类拔萃。其实她不难想到,这个哥哥因为多年以前对家庭生活的某种不满愤恨而有理由瞒着别人选择远走高飞,这也决定了眼下面对她的追溯时的失忆只是伪装。但我不打算说出来了,那个时刻已经逝去了。
      “我想去见见他,如果确认了她就是你的哥哥,我应该想办法帮你们俩重新恢复关系。”我说。
      但女友只是盯着我,从桌子对面的那个空间里。她原已起身准备去刷盘子,现在又把身子螺丝钻似的反拧着看我。那张像是悬浮在一片黑幕中清晰苍白的脸。我吓得直发抖。她的声音推到空气中,像一块厚实的钢板,猛地拍到身上,我立刻动脉爆裂,血肉模糊。她说:“没什么好看的,他就是我的哥哥而已。”
      这句话终于结束了她可怕的语言能力。俄国公馆里的洪水退了,沉默的高地再度隆起。有时我深夜里醒来,可以听到楼下的水泥板路面下的管道吸吮气泡的咕噜咕噜。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然而打那以后,她改用画笔和纸来追踪她失忆哥哥的生活,像什么医疗人员观察某种注射药剂的后续反应一般。她的灵感花园被架在哈雷上从旧城区搬到了沿湖的公路上。这样一来,她呆在这栋最后的俄国公馆里就只有三个晚上了: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

      女友不在的晚上,我留在俄国公馆里,煮两个鸡蛋吃,就能很惬意地打发掉几个小时。我抓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缩在沙发上,裹在毯子里读,一边喝几口伏特加暖暖小腹。二十分钟后,我觉得自己正坐在去西伯利亚原野流放途中的马车上,手上刚被处决的仇人的血还有温度,黏糊糊的。想象中的风雪坐在你薄薄的玻璃外,房间冻成一块生铁。我开始认为没有装暖气是对的。我也去天使之城,并且越来越沉迷于调酒师的同情和宽容。那里有一块24寸的液晶电视屏幕,前面每个下午6点准时聚集一小簇文化人,为了眼下的某个社会败笔而喋喋不休。商人无信,戏子无德。几把嗓音拧成一股,四平八稳地铺开去。争论的氛围十分祥和。深秋的雨夜快到了。这是我最钟爱的时段。乌云压得很低,水被甩到窗户上。吧台上有明晃晃的灯罩。我不急着开饭,先喝威士忌。姑娘体贴地走过来,替我拧小台灯的光。
      “你情绪很坏。”
      “是啊。”
      “讲讲你看过的斗牛比赛吧,这样或许会好些?”
      “好吧。”
      我于是讲了。一堆陈词滥调,像只老掉牙的音乐盒,可恶的是那种情不自禁。真卑贱。我明白为什么有人期望给嘴唇安装一个水阀。“你知道C·J,我对你说过的吧?他使用的是一种复兴的斗牛技巧。有些人为了使自己的表演看上去大胆而夸张,会故意做出些惊险的动作以展示他们的勇气。但实际上身体离牛角很远,大概都在攻击范围之外。这看了很让你反胃,像那种小丑腆着个啤酒肚。而C·J不同。他从来都亲自完成第一场的挑逗动作,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在最后一剑时需要助手帮忙再补上一匕首的,总是在一个瞬间,他就和公牛融合到一起了,下一秒又敏捷地弹开,然后牛就倒下去死了。他等着割牛耳。不过我承认,他有时尝试自己上花镖。那个很糟。”说完以后我无地自容。
      “再来一杯吧。”
      “好的。”
      她调了一种葡萄柚汁、脱脂牛奶和白兰地的混合饮料。像是化了冻的布丁。可能我去了西伯利亚就吃不到这种半固态的食物了。两天后我再进酒吧时,发现屏幕前的那群文化人不见了,里面也不再是一个女人拉长了脸玩着心口不一的文字游戏,取而代之的是C·J在马德里初次登台亮相的表演。那次与他同场的E·P和J·L都是早已显赫的斗牛士,但他的出彩竟压过了他们,因此一鸣惊人。她问我是否喜欢这个安排。反正没有什么客人,也没有谁关心电视里到底在放什么内容,她于是去音像店租了这盘录像带。她的神色让我联想起关于莫扎特的一则趣闻。据说这位音乐神童五六岁时,每到一处为大公夫人演奏完毕,都要挨个逼问他们是否喜欢自己。从主人到男侍,一个也不放过。要是其中有人打趣说不,他就马上嚎啕大哭,直到那个倒霉鬼改口并苦苦保证一番为止。这天真的自鸣得意,我几乎忍不住也想玩儿一回合这叛逆的罪恶把戏。
      “你并不觉得这血腥,或者残忍?”
      “不,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吗。”
      “听说最近剧院有一场西班牙弗拉门戈民族舞团的演出。”
      “我还不知道。”
      “我想你可以买一套票,你们一起去看,你明白……”
      我明白。女友为了搜救她哥哥落难的记忆而忙得不可开交我已经对她讲过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弗拉门戈舞剧对我而言就像片泡了许久的柠檬干,让我忽然嘴里泛酸。“这个提议不错,我会想想的,但就是不了解具体情况,时间,票价什么的……”
      “我有个朋友在剧团上班,完全可以向她打听……”
      我们后来没有再接下去。为了表示感谢,我在喝空的玻璃杯下塞了比平时多两倍的钱。她莞尔一笑,某个瞬间像格蕾丝·凯利,再下个手势又像伊丽莎白·泰勒,整个就是一卷自动切换的旧金山影城灯箱海报。真是不可思议。我问她是否也想去看这场演出,话一出口就觉得罪大恶极。我记得一个童话,里面说梅菲斯特年老时开了一小块儿地种烟草,但他也不会像这样说话粗鲁。挫伤已经形成了,比喻毫无用处。但她说:“这种舞蹈之前我已经看过几次了,非常狂野,表达出一种最原始的七情六欲。我觉得而很震惊,到现在似乎是有意害怕再看一次。说实话,我是想自己学跳这种舞,你怎么看?”
      但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跳弗拉门戈的奥黛丽·赫本。我原本设计的形象是她的,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样子。大得过分的墨镜,长柄滤烟嘴,钻石项链。先淑女地用咖啡漱漱口,再小口嚼面包。但眼下不是,完全不对了。我们跑到安达卢西亚了。烫手的阳光和沙粒。恐怖的响板,催命似的赶着你踏步直到死亡。汗酸味道。绞丝镯子里套着截黢黑的手腕。媚俗的花和荷叶裙摆。你声嘶力竭地喊,喉咙充血,迸出一两个艰难的音节,指甲在弦上疯狂地刨着。对此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站在一旁冷冷地看。一个拍子,重力像加强了五十倍,连空气里的灰尘和光线都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紧紧贴到了地板上,被压扁到纳米级。她拧过身子,停下来面对着我。像受了戏谑似的浑身汗津津,眸子里迸出滚烫的木炭碎屑。每个毛孔都在鼓掌喝彩,声音震耳欲聋。我于是说:“你应该去学跳弗拉门戈舞,那样很好。”
      我说完以后赫本又回到了这里。习惯但不做作得翘着无名指,把四种不同颜色的水注入一只杯子里。樱桃抛入时声音撩人,有股认真的恶作剧的劲儿。我喝完那杯酒,又重复了一遍我对她应该去学舞蹈的确凿性。作为回报和赎罪,我答应把她安排到一个朋友开办的舞蹈课上。

      退完票的那天下午四点,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地玩第二代的大富翁。游戏规则很简单,四次走到同一块地上,就能竖起一块自己的雕像。但四位选手围绕着两枚骰子打晃,获胜的几率大概只和俄罗斯轮盘赌中的零点相当。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比它更加宿命论又消磨时间的游戏。这时我听到她回来了。钥匙现在门锁里掏了一会儿,我不用去看也知道她一手提着一满袋子的东西。她喘着气把它们搁在玄关的砖块地上,一阵厚玻璃瓶倒下的乒乒乓乓。
      “走,晚上吃过饭去逛逛商场,刚才路过时那里正在做假期的减价活动,无论新款旧款一律七折起。你可以算算你的鞋,只要300块了。”
      于是我立刻关了电脑,去厨房吃她买回来的俄罗斯的奶油气泡巧克力。那口感真是没话说,但或许两口之内所有的热量就能把我在学校努力了一个星期所消耗的脂肪补回去。我企图砸出皮革,暴风雪和伏特加的味道,但是失败了。没有一个正在受难的伟大灵魂藏在这些气泡里。但得过且过也是某条在学校,尤其是二年级使用的生存法则。反正在家的时间总过得像在快速浏览一本过期的美容杂志。

      下雪的先兆开始呈现出来了,这座城市实际上属于中部靠南的方位,但十月底因为严重的尾气粉尘,视野里只有一片天衣无缝的灰蒙蒙。秋冬交替期,我总是进入一种暴躁的创作瓶颈期,书也读得很不顺,偶尔翻两页诗歌。普希金还躺在情敌枪口下的雪堆里。远处的教堂慢吞吞地敲钟。有渡鸦。在这冰天雪地里我好奇它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至于他的妻子冈察洛娃,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带着一股轻佻的剧院女郎味道。而此时我的女友也正在参加一场激烈的角逐,像奥德赛的舰队比赛冲过塞壬们的岛屿。用记忆的蜡丸塞住耳朵以免受到女妖致命歌声的诱惑。她在十一月初彤云滚滚的沿湖公路上披荆斩棘,而我和伊卡塔臣民们谦恭地待在俄国公馆里,渴望又恐惧着吾王的凯旋。终于我们等到了她回归的那一天。照例是星期一上午十点半,她风尘仆仆地走上那截腐朽的楼梯,在餐厅里找到她的宝座休息。她瘦了,眼睛因为深陷进去的两颊而显得大得比例失调。尽管她上楼时的速度掀起了一阵旋风,但那件哥哥的战甲纹丝不动。我从来看不出它产生过什么变化,最多猜测落了少许浮灰,因为皮革反射出的光泽分布好像和我记得的半个月前的样子不同。我准备竭力向她表示那种忠心和殷勤,把过去的事都忘了。问题是:在哪里能找到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男仆?答:巴黎的艺术餐厅,或者俄国公馆。但她不理我。我端过去一杯咖啡,被她一把推翻了。褐色的液体里消融的那种严肃的从头开始的祈望和夙愿啊。好在我穿了条围裙。那顶八爪鱼似的一团头发无赖地扒在眼皮上,存心是不让她看清前面。她几乎是扑到餐桌上的,然后被反作用力弹回到房间中央。手指踉踉跄跄地,拼命去抠那缕只顾持续恶化的角质纤维。我张大嘴站在一旁看,想到的是一棵在暴风雨夜里淋得透湿的树。具有不能移动的限制性。气恼地抹着额头,并且像棕熊那样咆哮着换气。但对着我的脸却是光彩照人。那是一种复杂的红色,让人想到刚从熄灭壁炉里取出来的煤炭,和平而柔软的黑色物质下是一触即发的滚烫岩浆,还可以鼓起巨大的气泡来。我让她坐下来说话。她盯着我看。
      “你知道我去那里写生的另一个目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做个好掩护。这个星期我碰上了不少麻烦。因为我总在那一带频繁走动,还骑一辆男士机车,那几个邻居太太把我当成了勘测地形的小偷,还报了警。警察赶来盘问我时,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带。但好在我作画的工具很齐全,他们什么漏洞也没有查出来,就放我走了。这真的十分有效。”
      “是吗。”
      “重点在后面。因为这次风波,他开始注意到我了。主动跟我说话,问我是否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以及我的住址。星期一早上都是我们一起回的城区。”
      “你应该借这个机会多问问他关于以前的事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究竟还记得多少。他有没有想起来点儿什么?”
      “你就是这样,事情总要慢慢来。”
      我后来什么也没有再说。晚上我们去了天使之城。一进门我就觉得今天不太对头。我想着那个躯体活在老爵士乐和黄金年代里、灵魂却产自摩尔人王国的奇妙组合。调酒师不在吧台后面,一个中年女人自告奋勇地代替她为我们续杯。一张满是粉刺,微笑的深度永远大于现实中可笑成分的脸。我懵了好半天,才明白过来她是去了弗拉门戈舞蹈培训课。我没怎么难过。我奇怪的是自己的嫉妒心,竟然耿耿于怀她的优越权。那种逃出生天的愉悦,天堂触手可及,只要双脚轻了一倍,就能失重似的永动下去。昏暗的窗。局促的吧台。仿水晶杯。□□。吸毒。老板暴力。兑水朗姆酒。要头也不回地一脚踹掉,像碾死一只停在皮肤上吸血的蚊子似的厌恶。我和它们直落地狱,而她却对此毫无怜悯。我认为十二月到一月是听霍洛维茨的钢琴的最好时段。这个顽劣的老头子,无论是谁的曲子,到了他手里都变成了冷得开裂的一小块的蓝天。女友对着那个替代品聊性大发,不停地用酒精当喉咙的润滑油,直到再喝不下才被我背回俄国公馆。我把她放在那张床上已经被我们的重量压得微微凹陷进去的坑里,然后在她旁边坐下,活像个守墓人对着被人掘开的坟头哀叹。我俯下身子去拍打她的脸,希望她还有能力保持片刻的清醒。我对她说:“去买双靴子换掉拖鞋好吗?天气已经很冷了。”结果句子就这么干冷地掉到地板上,从中间断成两截。我又说:“讲讲你哥哥吧。给我说说你们以前的事,什么都行。”如此无休止地推搡和重复几百次以后,她终于半睁开眼来,瞳孔放得像猫那样极富弹性,手胡乱地盖在鼻梁上,身体向内弓成一个表示相似三角形地数学符号。我又说了一遍,她倏地崩开手脚,腾空跃起,把姿势换成仰面的平行位置。这个打挺而导致床垫的剧烈震荡足足用了3分钟才完全停下来。我像是刚在机舱里遭遇了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旋,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她喝醉以后还能说话时的情绪挺怪,我形容不上来。像是舞厅天花板上高速旋转但最终在视网膜上落下了一团什么也不是的色块。她给我讲了一小段她和她哥哥童年的经历。大概七岁左右,他们模仿着电影里的镜头互相亲吻了对方的嘴唇。动机简单明了,仅仅时为了体验一下两个个体在那个特殊地部位长时间并带有目的性地接触是什么滋味。试验持续了5分钟左右,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对方猛得从自己的皮肤上推下去,眼里饱含委屈的泪水。这件事至今未被他们的父母发现,且两人在后来的八年当中也很少向对方提及,但她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常常对此心照不宣。就是这样,她说完后许久,我发现耳朵还没有适应她的声音单独响了这么久。像是在调大功率音响时,音量钮不小心滑过了头。几秒钟山摇地动的英伦摇滚。两百四十秒的黑障。而后我起身去关灯,说:“我们可以睡了。”但她已经不会再听我说什么了。

      我认为那个晚上是我太无情了。我把她推上了她所能说的关于她哥哥的语言极限之后,她带着受伤的精疲力竭回沿湖的公路上去了,眼皮上挂着那种冷冷的嫌弃,像只刚把后腿从兽夹里拔出来的鹿。一瘸一拐的空气。里面飘着股稀疏的逃逸出来的狂喜粒子。我又感觉到有什么偷天换日的了,这次是货真价实的。她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我还疑心她漏了什么东西在这里。那些她悬浮在俄国公馆里的DNA团块和皮屑,像棉絮似的,压得整座楼摇摇欲坠。进入冬季了,我一早在俄国公馆里醒来,毯子总在床底下,这只能证明过去夜里没有一分钟我是暖和的。就这么早起会让你觉得自己有个失败的一生。刷牙时我听到成堆地机械在向这里逼近。这些推倒旧城区的罪魁祸首,锁链划过遥远的沙砾,声音像玩具鼓。那种末日降临的节奏。楼下面包味儿的线索断了。我匮乏过冬储备、麦芽糖、酵母和顶着厨房天花板的奶酪。如今我越发绝望地想去俄罗斯。我想着圣彼得堡郊区近得触手可及地寒带针叶林里躺着的人。身下是足以淹没脚踝的落叶堆。真菌和腐殖质地宝藏。胸口上有一种子弹造成的虚痛。下午我无法集中精神看录像,总是被其他事情打断。比如C·J因为5月份受伤了而连续3个月没有出现了。下午房间里的阳光吝啬地收缩成一个梯形,暗金色,像件旧家具。总有一只蜜蜂坚忍不拔地企图撞破玻璃,要么就是打算自杀。我也去陪陪那位第三房客,有时想用心知肚明的眼神去回敬他,但底气不足。那种不小心摸到阿喀琉斯之踵的邪恶还没形成就垮了,散了,被吹得无影无踪了。那个吻什么都不是,一个天真的5分钟,童稚的探险之旅。好斗的想象力向她们扬起的铁蹄啊。按照某个派别的教规,应该被扒光,丢到暗室里罚两天幽闭和禁食。我在他圣徒似宽容的目光里度过了两天苍白的日子,鼻腔里的毛细血管因为苦修而爆裂了。我每三分钟就要擦去脸上地血。一个预兆,人们常这么说。好在它后来痊愈了,就在女友回来的那天早上,她推门进来对我说:“下个月我要和他们全家一起去旅行。我已经被邀请了。”
      我让她就这件事再说仔细点,但之后她紧扣两片嘴唇,半个字也拒绝多讲。我问她关于旅行的目的地和时间表,她是否已经和哥哥互相承认了血缘关系,以及我需不需要去那儿送她,回答分别是沉默,转身和无视。她径直走进厨房,我跟在后面,像张贴在她背上的价格标码。人形纸片儿。她背着这张纸片在桌子边坐下喝水,又走去冰箱那里摆弄门上的字母磁贴。我蜘蛛似的不动声色地沿着她的肩胛骨下的沟壑爬。问题的丝抛了出去,这已经是我能达到的最细密的程度了,但总有办法让她挣脱。不是滑开了,就是蛮力。我忽然固执起来。从前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脾气这么差。这种又盲又聋的执拗。我是从什么教育家的传记上看来的,说的是由于缺乏所知来源而导致的残疾。这恶劣的字眼。她还提到了亲切温柔的女家庭教师,感到穷极无聊时可以用来闲扯,正是俄国公馆里差的那类东西。我坚持要和她去一趟沿湖公路。就现在。有必要赶在他们出发前去见见那栋褐砂石屋子里的哥哥,从严格的几何学上判定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于旧照片上的那位救世主,并向他说明他和女友之间背负的这被深深委屈了的关系。如果他还是不接受事实,就劝他去医院做个血液样本比对。女友先是被我罕见的强硬吓到了,之后她企图再次用那种建筑填材似的目光镇压我,但我不为所动。“去见他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她怒吼。我回答说:“我不管,这事情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吧?”“你真以为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总比你强,我看你存心就是为了完成那个包围计划。我差点忘了,你的胃口可真大。现在大家对你的戒备心一消除,你对同情和迁就的掠夺就开始了。后来等人人都心甘情愿地听任你摆布了,你的最终集权也初具雏形。他们都是在麻痹和精疲力竭中献祭给你的口腹之欲和自私自利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痛苦的反抗。你岂不是很仁慈?你那弱不禁风的娇羞啊,我算是明白你成功的诀窍了。怎么,我说的不对?”我看到她的脸像试纸似的变得煞白。之后我们就动起手来了。女友在我的脸上狠狠地来了一记右勾拳,后果是我鼻腔里的火山又一次喷发了,另外上嘴唇歪了。我捂着脸坐在沙发上,感觉疼痛像层快化了的彩妆糊在皮肤上。油腻的窒息。我的女友站在我对面,呈个大字。以服帖柔顺著称的头发现在倒立起来,像座海狸堆的堤,全是互相杵着的圆木。那张脸,像快要被热馅滚穿的糕点皮,还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很惊讶,因为所有的事实都在指证她才更应该是那个受了暴虐的公主但我压根连一个指头也没有碰到她。她威胁说如果我胆敢去那条公路上找她哥哥,我们俩之间就完了,毁了,别想再有复合的可能。我想说随你便,没开口就紧接了一顿又撕又咬,然后一个巴掌把我掴到地板上,头也不回地进了卧室,门摔得震天响。我模仿毛虫一阵蠕动后,爬起来去卫生间的镜子前照照伤口。奇迹的是在这双重力道的作用下我的鼻子竟然自然止血了,上嘴唇也归位,只是淤血肿大。无论如何,预兆终于消失了。

      当晚俄国公馆里就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围攻。我没能突破卧室那道防线,自己从储藏室里挪了床旧棉被在客厅里搭了个战壕。我躺在里面,满眼都是马靴,钢盔铁丝刺网,大口径机关枪。粗得骇人的扫射光柱。炮弹穿堂而过,屋顶上升腾起蘑菇云,灯火通明地到凌晨。沉默的大军在硫磺烟幕弹的掩护下潮水般挺进公馆。5分钟内这栋十九世纪末典型东正教风格的建筑身经百战的光荣就沦落成一块海平面300米下岩石缝里的一块湿漉漉的朽木。表面裹着层滴水不入的藤壶,偶尔有一两个间隔许久的艰难的气泡。我不怎么担心该如何出去。只是那张千篇一律的脸和严阵以待的职业精神啊。我有一种看到一堆浑身淤泥的野狗在你厨房的彩色瓷砖地板上打滚,巴望着烤箱点心出炉时歇斯底里的冲动。扫把和尖叫。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实在想不下去了,就睡了。在这一碰就要把人夹成肉饼的包围圈中间,我竟睡得十分安稳,一个梦也没有。所以铁定冲锋的号角和宣战的判决我是错过了的。等我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整准时醒来时,战役已经结束了。废墟和冷炮筒埋了,尸体被微生物降解干净,连血迹也被抹得彻彻底底。要是我有兴趣去翻公馆的历史书,可以找到那时的精彩瞬间。名将语录。铜板纸上被想象扭曲了的事件再现图。在眼下的视野里一派祥和。天阴,空气像一串细线上的剃须刀片,散发出那种淀粉被烧糊时的特殊气味。窜巷子的手工匠在用极富磁性的声音诱惑房子里过时的电器跟着他走向废铁回收站这个完美的归宿。我欣喜地站起来,做了几个伸展。出于一种劫后余生的本能,我开始翻捡手边的东西,看看战后是否还能拾到什么遗惠。我走进女友的画室,发现它的一整套工具都消失了,随之而去的还有她常穿的牛仔裤和海军蓝衬衣。我明白她终于还是踏上了超朝圣的苦旅。而在我的书房里,我勘探出了这次战役的死亡核心。我忘了她是这么的聪明,太聪明了以至于她把我两个月以来写的稿子撕得一个字也不剩。在这之前我还以为前线的主要火力点都集中在卧室和客厅之间呢。我猛地想起三天后就是我的交稿底线了。这样一来,剩下的时间我必须全部无偿地用来再榨出一部相同的小说。为了向原本就已经被绞干的大脑继续施压,我就没有闲暇去沿湖公路追她和哥哥。你,压根别想。

      三天后我总算是拼好了那份稿子,向编辑交了差。回到公馆里我把最后一盘录像用快进看完了,清点了一下存货就去音像店里还。老板不在,代替他照顾生意的是他的女儿。一个身材矮小,过分丰满的女孩。长得平凡又不生动,大概年龄是她仅剩的资本了。我对此也无可奈何。我核对了两份记录,发现我已经把所有能借的斗牛赛都借完了一轮。我向她询问还有没有后续的录像,但她只是对着我笑,并且摆手。我重复了几遍,仍没有丝毫进展。我又问他们是否以及何时会补充货源,这次得到的是一通指手画脚。我恍然大悟:这个姑娘是个哑巴。在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一点添到她所遭受的一连串的不幸的名单上去并发表惋惜之词时,有两个治安官忽然从我身后破门而入。他们活像两条猞猫,态度蛮横地闪到前面,把我硬是拨到一旁,左右夹击地攫住了那个女孩。她简直被吓呆了,眼泪和不成形的呻吟从毫无防备的闸门离一泻千里,用还能在那么一点受制范围内活动的手挥舞着向我求助。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就简单解释了两句,居然轻松地搭救了她。我在为那个女孩儿的遗憾里出了门,走在严冬空气污染严重的街道上。人们的表情都冻得硬梆梆的,阳光砂纸似的刮着我的脊柱。我是在那时才忽然想要回顾一下俄国公馆里的那场保卫战的。冷汗火山似的沿着我的额头和鬓角烧成一片。我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了。哑证人。我才发现失语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我就当我的女友失去了耶路撒冷了。而我一心只想着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开始我们还可能同路了一段,但在十字路口上就分道扬镳了。我们是同时转弯的,只不过是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地图表明如此。我想照她那种三步一屈膝的走法,想要看到圣城凤毛麟角的瓦片房最起码要3个月。而那时我早就到了。在领先的这段时间里,我晚上还是雷打不动地去天使之城喝几杯。我惊喜地发现那个黑白胶片电影皇后调酒师回来了,确切来说是我摸清了她上弗拉门戈舞蹈课的规律,专门守在她工作的那几个晚上才去酒吧的。通过几次观察,我悲哀地发现她已经越来越偏离世界的轴心了。她回敬另一个总是色迷迷地戏弄她的酒保的眼神是轻蔑的,下巴妩媚地挺着,走路把小腿绷得笔直,迈大步的鞋跟敲得地板咚咚响。这西班牙在皮肤上打下的奴隶烙印啊,我自责得要死。但她不这么想。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舞蹈课上的奇闻轶事。她结识了好几个女友。她们终于和吉他手合作,而不用再受制于录音机里固定的那么几个基本旋律了。她自己也试了试那伴奏的乐器,被夸赞有这方面的天赋而十分沾沾自喜。权威消息称,再过一个半月就要举办大师班了,授课人是有半个吉普赛血统的塞维利亚省舞蹈团团长。现在我一走进前门,在那块液晶屏幕上的不是斗牛就是西班牙舞,有两次还是比才的那部歌剧。因此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酒吧里也就只有我一个客人。伊比利亚风情这块巨大的单极磁铁,附近所有人都遵循同极相斥的原理唯独我例外。我去喝酒时,她把吧台上其他服务生都打发到后面去,并且私下不算我续杯的钱,以示她在这里的绝对自由和发言权。不过我们谈话时,她还是十分体贴细心的。我问她:“你的弗拉门戈学得怎么样?”她就在吧台后面做一两个动作。脚下一串嗒嗒嗒,两情相悦的拍子。这声音大的惊动了其他酒保。他们把头从酒柜边上伸出来一溜地看时,她就立刻站好,垂下眼皮,专注而冷漠地盯着手上的酒杯,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这两天没有看到你的女友。”她说。
      我向她坦白了在俄国公馆犯下的种种血腥和野蛮。片甲不留。鲜花丛中的加农炮。一场信仰世界本该岑寂、而语言有罪的宗教的派系战争。我说:“我觉得她不会回来了。”
      “你想得太消极了。”
      “是真的。这是最后一次了。”
      她没有说话了。我告诉她这次我想试试苦艾酒。她就把原先调好的一杯推到一旁,又拿了一只杯子。她的技巧十分麻利熟练。酒精流始终保持一指宽,薄而均匀,简直让人想伸手握住。一把绿色的匕首。糖在滤网上像座小冰山,融化时有种哀求告饶的受虐孩子似的可怜。她说:“这么说,你还是把那部小说赶好了?”
      “可不是,稿酬也拿到了,不然怎么上这儿来?”
      “我想,你可以在公馆里等。你看,没必要非得这样……”
      “或许。”
      “不是的,听我说,”她两只手衬在桌上,好让两人等高地说话,“你之前不是了解了,最多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已经够有耐心了,但她也不坏。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你们的话都太少了。不过你一旦这么自己赌气了,误会就会产生的。”
      “是啊,”我说,“谢谢你的忠告。但我知道不是误会。”我想告诉她那个音像店里失语的女孩以及我碰到的真正的误会,但嫌解释太麻烦就作罢了。这么一来,时间也在犹豫里过去了。
      我们又聊了很长的一会儿。我说我想要一双过冬的靴子,最好是俄罗斯传统手工式的那样。她也说她缺一笔钱来维持舞蹈课。弗拉门戈的荷叶边裙和舞鞋只有买进口货才符合要求。我们各自感叹了一番世事艰险。在这座城里,波西米亚主义冒险精神快被压烂了。但还有希望的是,连年的通货膨胀如今已经被遏制住了。大家正翘首盼着下一轮的经济周期。最后我终于要走了,把她没有收的续杯钱当作小费返还给她。我到门口时,她叫住了我。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你女友和她哥哥的事的……”
      我扭过半个身子去,看到她的眼皮下滚着一层饱满的泪水的镶边,防水睫毛膏竟然都被晕开了一圈淡淡的墨绿色的光。“事情原本不全是你想的那样……除了你们一起来天使之城的时候,她也单独来找过我许多次,都是在飙车回来的星期天晚上。那时情况是有点儿不一样……她不怎么喝酒,却十分热情地找我聊天,说的全是她的个人生活。这样我就差不多知道了她和她哥哥前后所有的事……我们是很亲密,互相信任,以至于她在其他时间里为什么又对我冷若冰霜,我也没怎么想过要去向她问清楚。她一定有理由,或许只是不想张扬什么的。我不明白她怎么样对你也什么都不说,但我也没有让她告诉我……你现在想让我讲给你听了吗?”
      我盯着她看,但目光落了个空。她的脸变得透明了,像一张包裹巧克力的锡箔纸,映射着某些人和建筑街区。我看到的是黑白时代经典爱情故事里的场景在高速切换。一秒24帧的那种。新桥恋人。开车兜风。举起手枪向情敌射击。接老式的转盘电话。那一场接一场的舞会上。涂成果冻似的摇摇欲坠的嘴唇和套着大网眼黑丝袜的腿。指甲鲜艳的手。大眼睛。金发女郎狂潮。几千个人在接吻。都是默片,但配了器和人声,都很怪,全是弗拉门戈吉他的嘭啊嘭的,以及C·J胜利后能把龙达斗牛场连根掀翻的喝彩,弄得我理解起来十分辛苦。我揉揉发干的眼睛,说:“不用了,谢谢。”我走回吧台,从口袋里掏了张支票签了字递给她,说:“拿着,去买条弗拉门戈舞裙吧,我看你穿正红色一定好看。”那钱是我的稿酬。她抽抽噎噎地看着我,被我吓着了,竭力想表示她自己对这种造成感官严重悖离的现象毫无责任。我头晕目眩,不敢直视她,生怕又要被逼着看一场2个小时的怪诞电影,只好把支票塞到她手里就转身走了。我以前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那会儿我要么就是,要么我不过不想单单把这笔钱花在买靴子上。我的俄罗斯猎鹿毛皮靴,我女友飙车用的黑色漆皮高筒防风靴,最好统统都见鬼去。

      从天使之城回来以后,我在俄国公馆里正放着威尔第,有人来敲门。我走过去开门,外面站着个年轻女人。这是一个苍白,羸弱,有涵养的淑女。我望着她三十年代名门望族的打扮:烫得丰满得像火腿肠似的发卷,奶油色纺纱棉裙,宽沿的帽子上插着鸵鸟毛,和发抖的纸片似的嘴唇想,我应该单膝跪地,把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让她踩着走,免得她因为太激动而昏厥了。她那带哭腔的声音又潮又冷,像走音的钢琴。她问:“她是住在这里吗?”那个她是我女友。
      “是的,怎么?”
      “那这么说你是她的男友了?”
      “你就看着说吧。”
      “别骗我了。你真应该好好管管你的女友,她勾引了我丈夫,居然还说她是他妹妹。”
      “是吗?”
      “现在他们一起出走了。”
      “真有意思。”
      “怎么,你竟然一点都不替她感到害臊?”
      “你见鬼去吧。”
      “你这人太粗鲁了!”她尖叫起来,身体向后威胁似的倾倒。一只悬在跌碎的深渊边上的稀世青花瓷瓶。我的心也悬起来了一小会儿,继而又觉得太累而放了回去。我打了个哈欠。
      “好吧。你,女友,她的哥哥,房子,公路,靴子,统统见鬼去吧!”
      我说着把门猛地摔上了,同时听见什么东西倒在地上的声音。我转过身去,想起了什么。有这么一个夏日。赌场的甜蜜。窗前十一点还未落的太阳和化不完的积雪。马车从树林里抬回受了致命伤的情人。五百卢布一首诗。火车穿过山谷时,你周围的人都开始讲令人沮丧和迷惑的德语。谁不想要个年轻漂亮,体贴又矜持的妻子,好在舞会上带去向朋友和上司展览。谁谁的一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在我脑海里一闪而逝,我没有理它。

      两天以后女友回到俄国公馆来了。这次我听到她正在爬楼梯,忽然觉得等得穷极无聊,就头一回主动去给她开门。今天餐桌旁是空的,因为两把椅子都被我拿去抵杂物间那扇正中间裂缝开得很大、并且漏风的门了,前一晚上我都被它吵得别想合眼。这样一来我们只好站着说话。厨房里应运诞生了种危机感,我们都感到头晕、肌肉紧张,只不过我们都不大好意思向对方承认自己被卷入了这窘境。出于本能,我们不约而同地紧紧倚在那张餐桌上,像挤一辆在下坡街道上飞速俯冲的刹车失灵的电车。她因此间接地依在我身上,我得以近距离地看她。我发现她的左脸颊上颧骨到鼻梁的位置有道伤口,从结痂的情况判断,形成时间不早于两天。她的衣服好像一直没换过,还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条破破烂烂的御寒披肩裹在肩上。她走时气温的确还不像现在这么低,但她是有洁癖的。为了维持那苟延残喘的好奇心,我没有问她什么。桌板在四条腿之间发出受压的尖叫。她那目光,像被冻得稀里糊涂的飞虫似的,迟缓地漂移着,在房间里到处都去,就是不肯安分地呆一会儿,让人心急得咯血。墙上的挂钟像个什么□□的操纵盘。她背后的窗户外有地方在冒烟,汽车前舱盖似的天底下一条笔直的浓灰色柱子。你说这像莫奈的画不是。这儿简单得很,就一个台历,两只盐瓶,几笔就勾完了。打火机没有气,她擦火柴点烟的声音惊醒了我。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天知道我干嘛那么急着要说,就像什么涌到喉咙口上的酸液,我非吐出来不可。我为她代劳把那句话说了:“咱们就这么算完了,怎么样?”
      她的身体没有一处动了,只从两片发紫的嘴唇间吐了一大口燃烧的烟草:“我是回来拿我的东西的。我哥哥在下面等着接我。”这就是她的宇宙万物的引力核心,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它旋转过。
      “这么说,今天我可以见见他了?”
      “随你。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才我上楼之前看到公馆附近贴了张告示,说旧城区的改造计划已经把这一带也包括进去了,所有俄国殖民时期的建筑都要被拆掉,居民在下周二之前务必全部迁走。我看你也早点搬家吧。”
      “是吗。谢谢你的忠告。”
      “你挺友好的。”
      “你也是嘛。”
      烟烧完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来个感人的拥抱作为结束,但我的女友已经转身走掉了。

      我走到窗边,卷上百叶窗,探头去看她和她哥哥在天伦之乐中远走高飞的大团圆场景。那是在我的女友拎着手提箱下楼了以后了。你别以为我是像受伤的狗见到食物那样贪婪而卑鄙地冲过去的。太冤枉了。要不是因为答应了她,我甚至懒得往那边转个脑袋。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男人,不用任何显微工具或试剂就能判断他和女友是基因型百分之百相似的生物。看看那些碱基天衣无缝的咬合就知道。那蛋白的精确复制啊。但正如我先前说了,这是个条件传递的问题。如果他是女友血缘树上平行的一只苹果,那么他和杉木相框里的第三房客除了同是人类之外,一丁点儿可怜的共同点也没有。

      这道生命科学问题的确把我弄得头晕脑胀。我不得不捧着脑袋,猛揉了一阵太阳穴,陷在沙发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黑暗中,我觉得有东西正向这栋房子压来。那推土机的装甲猛兽阵。它们保存着某些史前才有的构造,脊柱外凸形成两排倒刺,末端生有结状物的尾巴,从头发到脚趾被碳钢鳞片包得滴水不漏。行进的步伐整齐得足够引起金门大桥共振继而垮掉。它们没有声带,进攻欲望是全权代表。那蠢蠢欲动的意念啊。我想这垂垂老矣的俄国公馆还是束手就擒的好。这法西斯主义,钢锤牴进冰冷的胸腔里,铲车轧断骨质脆弱的脚踝。公馆疼得猛地蜷起身子,我这处在他腹中的人也会被强烈的挤压催成颅骨骨折,要么就是四肢畸形。同时我也听到有什么一直绷着的东西坍塌了,像北极冰盖遭遇了太平洋暖流时,碎片瀑布似的垂直泻下来,在底部形成一个冲击穴。那骇人的力,足以在花岗岩上钻开个十几米深的洞窟。我死命扒着公馆支离破碎的胃壁,可还是觉得脚尖已经挨到那血盆大口的边缘。我开始绝望地想象自己的粉身碎骨。不悲壮也不惨烈。最多是像被扔进绞肉机,一滩肉泥,这就是我的一生。但突然,我被一阵手机铃响拉得飞了出来。我顾不得着地那会儿的四脚朝天,用了在地板上行进的所有办法去够那电话。是那个明星调酒师打来的。我单膝跪地,用虔诚的信徒态度领受她传下的福音。她说她刚刚下舞蹈课,一出门就碰上了两个飞车党抢劫,手提包不见了,里面还放着我那张支票。她原本准备拿去买一双红色法兰绒面的手工弗拉门戈舞鞋呢。她吓得不轻,现在身无分文,步行回来的路程又远得不切实际,于是就找了个公用电话,用一点儿口袋里的零钱打给我,问我能不能去接她。电话里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像被打湿了的小布丁。我当即义无反顾地决定出手援救她。我安抚了她两句,让她呆着别乱走,就抓过外套出门了。我走到俄国公馆前面的十字路口去叫车,经过天使之城时,看到它斜对面的一座典型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那屋顶尖得一只鸟都站不住,但前门摩尔式的庭院却十分宜人。夏天的中午躺在那堆盘根错节的树荫里看书一定假日意蕴浓厚。它的门廊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出租告示。我停下来看看它,有了个主意。我等着,盘算了一下叫辆搬运小货车的价钱,然后走到马路中间伸手招呼驶近的出租车。

      在没有了音乐会的那个晚上,我和她吃完晚饭去了商场,口袋里揣着那笔来之不易的380元。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周末头一波购物狂潮。流行的柜台前挤满了人,年轻姑娘尤其多。我被这条少女的河流卷得几乎头晕目眩,但最终还是设法成功找了个坐的地方,并命令服务员抽空给我弄来了那双浓咖啡色高跟鞋。把脚踏进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我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过人鱼公主的苦衷。那双在刀刃上跳舞的白鸽似的小脚是怎样受折磨的。这坚硬的鞋底几乎能把人的前后脚掌撑裂。我告诉她后,她把手伸进来垫了垫,也叹了口气。于是我彻底地意识到,这次购鞋计划的流产已经一锤定音了。尽管导购小姐将蜂蜜似的劝诱一直往我耳道里倒灌着,我仍然十分坚定地回绝了她。这在以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对我而言。而且我很奇怪我竟然如此死心塌地得没有丁点儿的遗憾之心。
      从商场出来以后,她领着我去了沿江的老城区。我们刻意走过了最明亮和热闹的地段。她在前面一言不发地带我走进了这个夜的深处,不知道什么时候拐入了几千个相似十字路口中的一个。我们经过了一家市井味道极重的□□,在一百年前歪歪扭扭的租界马车道上走着。我的心里像猛然打破了什么,失落泡沫一样泛了上来。这时她提醒我说,我以前在这里上过数学课。在一个工人文化宫的斗室里,是的。我记得那空荡荡的楼道里吊着的一只孤独昏暗的灯泡,而如今这一带已经被拆得不成形状。我们继续往前走时,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看到了那间竖着血红色霓虹招牌的苍凉酒吧,空气里露出一点威士忌的味道,让我忍不住舔了舔嘴唇。再后来,我也看到了音像店惨白的日光灯,以及仰面摔到街面上的柴可夫斯基的音符。俄国公馆缄默地耸立在废墟上,在深秋并不透明的夜色里,剪影幢幢。前面的横街上车水马龙。我忽然就想到了你,想到了关于你的这么一个故事。你住在一栋旧公馆里,你的女友有一个死去的,秘密的情人。你却爱上了酒吧的调酒师。俄国和弗拉门戈只是我的杜撰。我舒了口气。或许冥冥之中一切真的都早已有安排了。这很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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