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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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阿辛是在高二的下半学期。
我还依稀记得她当时的样子。那是节自习课，班主任领着个小丫头进了教室。她站在讲台上高扬着头，辫梢微翘，在阳光中泛起了淡金色。她脆生生地给我们做完自我介绍后，毫不客气地踢踏着匡威鞋走到我旁边的空座位。
彼时我因为前一晚上与数学斗法而睡眠不足，恹恹瘫在桌子上补眠，撩起眼皮瞥了她一眼复又趴下，还贴心地把椅子往前蹭了蹭，好让她能顺利走到另一边。但几乎同一时间地，我被一支圆珠笔戳了起来。
阿辛说：“劳驾，把书挪一下。”
清亮的京片子本应当好听得很，可我却觉得像只碎嘴的麻雀在旁边聒噪个不停。
我皱着眉，不情愿地将霸占了两张桌子的“五三”好好拾掇一番，整整齐齐地挪回我桌子的左上角。
一人俩桌的好日子一去不返咯。
于是还未相识，我便将她视作我好日子的终结者，在心里脑补着和她大战个三百回合的场景，什么天马流星拳都想了出来，自己绷不住笑出了声，成功换来她的一个白眼。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的语文课上，我们成了共患难的朋友。
语文老师姓郝，大家私下里都叫他老郝。老郝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谢顶，每天两道眉和嘴角忧郁地向下垮着，左半边脸写着“我不高兴”，右半边描着“生活不易”。他不说话，脸上的表情就能告诉大家自己活得到底有多累。而正因如此，再引人入胜的好文章到了老郝嘴里，就变得没意思得很，听着就昏昏欲睡。
那天老郝讲完了一篇课外阅读，例行公事地询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他刚把书翻到下一页，忽然看见一只手高高举起。他皱皱眉，不予理会。可是过了五分钟，那只手仍然倔强地停在半空，没有放下来的意思。
老郝只得摸了摸光头，颇为为难地说：“这位同学，你有什么事情啊？”
阿辛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老师，我觉得鲁迅的《社戏》所表达的还有另外一重感情色彩。”
老郝大为不悦地点点她：“没有你觉得，答案是这么写的，那就按照答案的意思来。”
“可是我觉得不应当只有快乐啊，”阿辛疑惑道，“这篇文章虽然通篇都写了和小伙伴们出去游玩的喜悦，可这毕竟是在他成年之后写的。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他难道就没有物是人非的感伤吗？我记得《故乡》那篇里曾写道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也是在成年之后写的，前文同样提到了和闰土的童年玩乐。以此类推的话，《社戏》里面理应也有一部分悲伤的感情。”
这头头是道的分析堵得老郝哑口无言。他斟酌半天，否定道：“你这是臆想，是猜测，与答案给的分析思路不一样，不要这么想。”
可阿辛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这篇文章不能这么思考呢？如果去问鲁迅本人的话，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早就听烦了老郝的套娃式语文阅读，况且我觉得阿辛说得在理，于是颇为赞同地点点头。谁知老郝敏感而脆弱，在和阿辛炸毛的同时仍注意到了我的小动作，登时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两道八字眉生动地扬起，在脑门中央打了个中国结。他执教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有个性的学生，下课便去找班主任告状了。
被老郝告过状的学生不少，班主任早就习以为常，发配我俩去扫厕所，以此安慰老郝受伤的玻璃心。
学校的保洁阿姨们因为工资问题集体罢工，挥挥衣袖留下了无人打扫的卫生间们。阿辛看着我一脸视死如归的悲壮，好心地安慰我说世界上的大部分名人都做过那么几件事，无非是整理图书馆，卖报纸和扫厕所。我反问她为什么我们不去整理图书馆呢？她沉吟半晌道，大概这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吧。
听了她的一席话，我的心情明媚了不少，看着散发奇异味道的卫生间都顺眼了许多。
于是在那个春末夏初的午后，我和阿辛尽心尽力地打扫了整个三楼的男女卫生间，为即将结束罢工的保洁阿姨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并幼稚地想了些吓人的小把戏，欣赏无数男生进入卫生间时见了鬼的表情。
然后我们理所当然地翘掉了自习课，猫在学校的角落里一人剥了一支草莓味的阿尔卑斯棒棒糖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成为了朋友。
阿辛是个很有才气的女孩子，之后的几次考试作文成绩都高居榜首。虽然老郝见了她八字眉依旧要先跳段舞，可也不能掩饰对她文采的喜悦之情。
她是从来不听语文课的，上了课就45°角仰望窗外的蓝天白云与飞鸟，显得明媚又忧伤。我觉得她这幅样子有范儿得很，便也有鼻子有眼地效仿起来，结果是期中考试的语文她优秀我堪堪及格。我气急败坏地将成绩单塞进桌洞，宣布绝交五分钟。她却贱兮兮地搂着我的肩说，宝贝，这就是命啊。
去你的这就是命。我一巴掌拍开她的爪子。她不死心地又搭上来，于是我们便保持着这种奇怪的姿势扭来扭去地去了食堂，换来一路上众人惊奇的目光。
当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走路姿势，还因为阿辛很漂亮。
她不是那种典型的小美人，但是却因为那股子书卷气，显得和其他小姑娘与众不同，高冷而遥不可及。于是阿辛的桌子上隔三差五便会出现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譬如飞轮海的唱片，一串精致的小头绳，早餐三明治或者智多星小牛奶。阿辛一个也不接受，起初还四处寻找这些小玩意儿的主人，但是那些男生怂得很，没有一个敢承认的，于是最后统统便宜了我。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阿贤的出现。
阿贤瘦瘦高高，皮肤白净，经常在校服外面搭一件米色的风衣，胸前的口袋里经常夹一支纯黑的派克钢笔，在一群正处于青春末期五大三粗的男孩子里脱颖而出。他说话慢条斯理的，不急不躁，斯文有礼貌，知道王小波和村上春树，是阿辛喜欢的类型。
于是我最好的朋友脱单了。
她拉着我看阿贤送她的礼物，精巧的手账本扉页上写着王小波的句子：“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够了吧？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
谈恋爱可真好呀，她和我说，一字一句都浸着得意。
瞧你这翘尾巴的小样，我撇撇嘴，决定不和恋爱中的女人计较。
老师没有骗人，高中生活真的很短很短。在我们毫无愧疚地挥霍所剩无几的青春时，分别就那么猝然地到来了。
高三的复习很紧张，但是我们两个享乐主义者还是会省下饭钱，在周五的晚自习悄悄翻墙出去，到对面的小破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没这么多片子，大都是重复播的港台片和文艺片，没多少人看。可我俩却喜欢得很，一部《春光乍泄》看了十来遍也不腻，把何宝荣与黎耀辉的台词背了个滚瓜烂熟，比课本上的必修篇目记得还牢。
不去看电影的自习课，我们也会为了一道圆锥曲线争论不休。我瞧不起她不用尺子画图，她笑话我100以内加减法扒拉脚指头也算不明白。大多时候我们一起翻答案求证，结果发现谁也没做对，只能算将将打个平手。
高三的其他记忆都模糊得不行，唯独电影院劣质的屏幕和学校门口的汽灯在记忆里亮得惊人。那个时候上海的世博会刚刚闭幕，空气冷得凛冽，还没有那么多pm2.5，抬头便能看见天上的星子。校门口的奶茶店总是挤满了人，阿辛在喧嚣中裹着围巾冲出人群，手里捧着两杯热可可。阿贤穿着米色风衣跟在她身后帮她拿书包，无奈地说，慢点呀，你别急，慢点。
后来，我去了北京，她去了上海。
她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给我拍了很多照片，问我东方明珠好不好看。
我自然不能如了她的意，十分热切地回答道：“想看天安门吗？我到了一定拍给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阿辛没有和阿贤考在一所大学，甚至分隔两地。但这并不能阻止阿辛如火如荼的爱情，每天的联系方式就是□□短信和电话。很多时候我想和她聊聊天，却总是听见一个女声机械地重复着：“Sorry the number u dailed is busy now.”。
见色忘友。我满含热泪地控诉她。
男友如手足，朋友如衣服。她笑嘻嘻地说。
但是阿辛这么喜欢的阿贤最后还是离开了她。
他们分手的那天，我在宿舍抱着专业书啃代码。窗外，帝都下了第一场雪。
她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喝了酒找不到北，摊开手掌不知道自己有几根手指头。然后安静了没两分钟，开始嚎啕起《成全》。
“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那声音生生拔高了好几个分贝，吓得我一哆嗦，手里的书砸到了脚上。
“我没醉，”阿辛和我强调着，“顶多就是脑袋不清醒罢了。”
我不放心她，在元旦假期订了张去上海的票。见了面，阿辛抱着我放声大哭，引得虹桥机场的保安警惕地抬起头望向这边。我顺着她的毛捋，告诉她不要当温室里的小小娇花，风一吹啪叽一声就再也站不起来。
她抽着鼻子委委屈屈说，就算是想当小娇花，之前心疼自己的人也不在了。
那个假期，我陪她在新开的迪士尼排长长的队看花车巡游，在过山车上大声尖叫。等到我回帝都的那天，她似乎已经好很多了。
虽然和过去告别需要很长时间，但我相信她能做得到。
我们的专业都不是轻轻松松能应付过去的类型，所以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彼此的联系越来越少。等再次有时间聊天时，她告诉我她申请到了国外的offer。
阿辛转机到帝都，我翘了节课去送她。在窗明几净的候机厅，她有些拘谨地向我笑了笑，然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总觉得昨天才刚毕业，”阿辛说，“但是这么快又要告别了。”
“这几年，一直都好像在被推着走。我不想改变，可所有东西都面目全非，阿贤是，生活是，什么都是……”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语无伦次，有些不好意地摸摸头发，“什么都不会留在过去吧，就好像小时候的漫画总会完结，看过的电影也终究有散场的那天。”
“但是作者会有新的作品，导演们还会再拍出好片子。”我拍了拍她的肩，“新的东西好就好在，她是新的，就有无限的可能。”
“要一直向前走，千万别害怕。”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在和旧事物告别，然后匆匆迎接全新的一天。区别在于，有的人准备好了，而有的人没有。但是新的一天必然要到来，与其手足无措地挽留昨天，不如抛开一切，去准备一场完美的蜕变。
同样的，不会有人一直陪你走向终点的，就像我和阿辛。可看上去我们分道扬镳了，在需要对方的时候，却从来不会缺席。
即便不会一直相伴，但是曾经有过一段一起成长的岁月，已经十分幸运了。我们是彼此的护盾，一起挨过严冬，静待花开。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时，你就是我的军旗。”
——王小波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阿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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