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何在——红颜探古·明代卷》草色风烟

7、雨霁·报恩寺（3）

　　明永乐十年十月十三日午时，按照皇宫建筑规制，大报恩寺在原先长干寺的旧址上破土动工，由大名鼎鼎的郑和与一名叫做汪福的太监主持。时值郑和年年出使海外，无法兼顾，至使工程进度缓慢。直到郑和担任南京守备，才开始加快进度，最终在明宣德六年八月初一日才正式完成，总共历时19年，动用军匠夫役十万之众。可惜的是，建造提出者明成祖朱棣却没有能等到大报恩寺建成的这一天，亲眼看到自己的承诺实现。他早已经在若干年前死于出征北元的大漠之中。
　　明史上，关于明成祖朱棣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建造大报恩寺的用意众说纷纭，并因此引发了关于其生母的大讨论，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确凿的大家都能认同的结果，也因此形成了明朝历史上一个扑朔迷离的大谜团。
　　御制石碑上记载说：“太宗皇帝更新作之，名大报恩寺，上以伸圣孝，下以溥仁恩，经营之精深，规模之广大，极盛而无以加焉。垂成之日，龙舆上宾。”这里的“太宗”指得即是明成祖朱棣，而“上以伸圣孝”，是说他在朱元璋出新长干寺的基础上，为了完成朱元璋的心愿，报答父母的养育恩情而尽孝所做。
　　明太祖朱元璋是他的亲生父亲，经过事实证明，以朱棣的出生时间地点为据，这点无可辩驳，即便北元人在《蒙古秘史》中非要说他是元顺帝的遗腹子，也只是蒙古人被打败后给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安慰罢了。父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可问题在于，明成祖要报答父母的恩情，他的母亲到底是谁却迟迟无法定论。
　　按说，身为皇家血脉，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通常都有一种称作玉牒的东西记录其出生的详细资料，譬如：出生的时间、地点，生母姓名，生母的等级、地位，生母何时受孕等等。因此，想要查找到一个皇室成员的出生记录，确定其亲生母亲理论上说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这一点到了明成祖朱棣的身上，就变得格外困难。
　　答案很简单，因为明成祖在夺取帝位后，就一直刻意的掩盖其生母的身份，并大量的删节篡改官方史料，且多次发布公告说自己是太祖高皇后（即马皇后）亲生的嫡子，以证明其即位的合法性 。相信在那个时期，讨论当今皇帝亲生母亲是谁一定是一个“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因而，永乐时期民间关于此事的资料记载几乎没有留存下来。这对于我们后人研究事情的真相制造了莫大的困难，这或许就是明成祖朱棣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过，即使在资料最匮乏的状态下，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爱好者仍然在破解这件事情真相的问题上乐此不疲。就是在这样的劲头下，许多的资料从浩瀚如海的史书中浮现出来，虽是只字片语，但却能通过细枝末节窥见真相的一角。
　　在这些幸存的蛛丝马迹中，被历代史家最推崇的说法就是《南京太常寺》里关于明孝陵中祭祀牌位摆放的记载：“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明人尚左为尊，淑妃李氏在封号上和地位上的确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诸多嫔妃中列为第一，所以放在朱元璋神主的左边也是没有异议的。从字面上看来，碽妃神主放在和淑妃神主相对的右边，而不是放在淑妃神主的后面依次排列，应该在地位上高于其他的嫔妃。因此，有人判断说，这点正应合了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的传言，碽妃就是明成祖朱棣的亲生母亲，明成祖为了提高生母的地位，又不能暴露自己庶出的真相，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区别众妃和自己母亲的地位高地。
　　可是对此抱有怀疑和否定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反驳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南京太常寺》的这篇文章的原稿，这条证据的记录只是因为明代后期有人在自己的笔记中提到而已，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和存在性，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有关该书的证据都被清代的人篡改过。事实上，关于《南京太常寺》记录内容流传下来的版本也有很多，具体的神主排列方式就有几种记录：
　　1、明太祖居中，高皇后马氏居左，碽妃居右第一，淑妃李氏居右二，成穆贵妃孙氏居右三；
　　2、明太祖和高皇后马氏居中，淑妃李氏居左第一，碽妃居右第一；
　　3、明太祖和高皇后马氏居中，淑妃李氏居左第一，碽妃独居右。（请注意这个“独”字）；
　　4、明太祖居中，高皇后马氏居左，成穆贵妃孙氏居右。
　　且不论哪一种版本是正确的，至少我所掌握的四种版本的排列记载中，有三种都涉及到了碽妃这个人。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葬入孝陵之际，陪葬的嫔妃和宫女共计有四十多个，其中一部分嫔妃的名字和封号被记录了下来，依次是：“天俪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清安荣惠妃崔氏、安妃达氏（传为元顺帝妃）、碽妃、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郜氏、韩氏（高丽人）、余氏、杨氏、周氏、贵妃赵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万氏等等”。如果这样的排列记载属实，那么碽妃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地位并非很低，属于中等地位，至少在朱元璋去世的时候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在《南京太常寺》中记录神主摆放的时候，原本地位一般的碽妃却排在了前列呢？
　　退一万步说，《南京太常寺》的记录是后人伪造的，那么，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所记录的内容，又当做如何解释呢？
　　张岱和同样记录明成祖生母真相的钱谦益与李清不一样，他在明朝灭亡后，由于不甘做亡国奴，披发入山林，先前的朋友也视之如洪水猛兽，不再与之交往。张岱心如死灰，转而著书，用以表达其内心对亡明的招魂。他在回忆亡明的作品《陶庵梦忆》中有一篇叫做《钟山》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暖阁去殿三尺，黄龙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黄锦，孔雀翎织正面龙，甚华重。席地以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稍咳，内侍辄叱曰：‘勿惊驾！’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
　　文中所说的“壬午年七月”是指公元1642年农历七月，距离满清入关尚有两年，那就不存在被篡改之嫌。又说是“中元祭期”，即传统的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按照风俗应当祭祀先人，所以说是“祭期”。下面三个字“岱观之”很重要，说明张岱不是听传言，而是亲眼所见。以下着重描写了祭祀的场景和孝陵享殿的陈设和布置，并写到了一些细节的内容，比如“席地以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这里的“舄”指的是一种在祭祀和朝会上配合正式礼服所穿着的鞋子。也就是说，参加祭祀仪式，要脱鞋子，并且蹑手蹑脚的行走，否则便会被呵斥为“惊驾”。记述到这样细节的场景，并如此生动，非当事人不能做到，这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张岱参加祭祀活动的真实性。
　　接下来的内容就很重要了，张岱很清楚的介绍了碽妃受到祭祀的情况，并有“是成祖生母”这样明确肯定的记载。这点与之后钱谦益《太常寺记》，以及李清的《三垣笔记》中的记载和推断是不谋而合的，加上之前万历年文人何乔远曾记载的“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为碽妃所生，而玉牒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内容又相互佐证。是否就可以认定明成祖朱棣的生母就是碽妃呢？
　　有人或许会说，那《明史》和《明实录》中记载的明成祖朱棣是高皇后马氏第四子之说又当如何解释？
　　《明史》和《明实录》已经被大多数史家和爱好者研究证明，有篡改的痕迹，并不能作为对明代历史人物和事件判断的唯一证据，这也是造成明朝历史研究考据格外复杂的原因之一。而《明史》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文字记载，比如：《黄子澄传》中就有“周王，燕王之母弟。”的话语，而结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里的“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橚行慈母服三年。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来看，周王因是庶子要为孙贵妃服孝三年，燕王（未称帝前的明成祖封号）和周王是同母兄弟，从而可知燕王（明成祖）也是庶子。这与《明史》中明成祖的有关“嫡子”的记载明显相悖。因此，无论哪一笔的记载是真的，《明史》中的史料记载被人为篡改也是真实存在的。再者，明成祖即位后，再三对外强调自己是高皇后马氏嫡生多少有点悖离常理。自己亲生母亲是谁，完全没有必要一遍两遍的反复对外人说。如果明成祖真的是马皇后所生，上至宗室，下至群臣百姓，大家都会知道，何必再三明确呢？这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应当说，从各方面资料的考证推理来看，明成祖生母不是马皇后是肯定的，而在最新的证据（包括出土文物和当时资料）出现之前，碽妃为其生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明成祖刻意篡改史料，意图掩盖其庶子出身的举动反而出卖了他自己的心虚。我们只能说，他是自作聪明，反而被“聪明”所误。与其如此，倒不如效法战国时候的赵盾，索性让史官写下“赵盾弑其君”，也显得自己坦荡荡。当好一个皇帝，强大一个帝国，远比掩盖自己庶出的身份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而事实证明，明成祖朱棣在治国外交上做的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