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尔萨斯主义是以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为理论基础,但主张实行避孕以节制生育来限制人口增长的人口理论。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公元1771—1854),拥护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但反对马尔萨斯提出的禁欲和晚婚的道德抑制,主张实行避孕来节制生育。其后,理查德·卡莱士(RichardCarlile)、乔治·德赖特尔(CeorgeDrysdale,1825—1904),也主张用避孕来节制生育。
近代西方流行的一种主张用避孕方法来限制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理论。基本观点与马尔萨斯相同,认为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是永恒的规律。工人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19世纪上半期,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F.普莱斯、R.卡莱尔、G.德莱斯代尔在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基本观点的同时,不赞成马尔萨斯的禁欲主义的道德抑制,提倡用避孕方法来节育。这种理论后来被叫做新马尔萨斯主义,也称为普莱斯主义、卡莱尔主义、德莱斯代尔主义。
理论设想
普莱斯出身贫寒家庭,当过裁缝匠,经营过成衣店,后参加工会活动。19世纪初,在英国围绕着失业和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在马尔萨斯和W.葛德文(1756~1836)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普莱斯积极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辩护。1822年他发表了《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在这部著作中,他利用许多人口统计数字力图证明:人口的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失业和贫困是人口增长快于资本增长的后果,倘若只有人口的增长而没有资本相应的增长,实际工资就将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将沦于极端贫困和苦难之中。
理论建立
普莱斯既反对葛德文把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完全归于社会制度,又承认适当的政治改革有助于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但是他指出,假如不抑制人口的增长,那么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或长久的改观。他和马尔萨斯一样,始终认为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并把它看作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他们都主张抑制人口增长。但马尔萨斯站在牧师立场,反对节制生育,认为避孕是违反自然和不道德的,为宗教所不允许,主张实行禁欲和晚婚的“道德抑制”。普莱斯则鼓吹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来节制生育,认为这符合人性的道德原则。他认为,采取这种生理上的预防措施,可以使一对夫妇不致生育超过他们所希望的子女的数目,使劳动供给能够经常保持在劳动需求之下,人口的数量能够经常保持在生活资料能供应的水平上,使人人都能够结婚。所有阶级的文化知识、生活舒适程度都会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也会在财力、实力和智慧各方面达到高度的发展。继普莱斯之后,卡莱尔、德赖斯代尔也站在马尔萨斯主义者立场,提倡用避孕方法节制生育、控制出生率,以降低人口增长。由于他们最先大力宣传用避孕等人工方法控制人口增长,并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许多国家开展了节育运动,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W.沃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F.皮尔逊和F.哈珀的《世界饥荒》(1945)、J.D.赫茨勒(1895~)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P.R.埃利希(1932~)的《人口爆炸》(1968)、G.泰勒的《世界末日》(1970)等等。
理论发展
播报
编辑
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不少的补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建立在食物和人口的简单比例关系上,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把马尔萨斯的公式加以扩展,强调人口增长速度太快,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世界粮食危机,广泛讨论由于人口增长造成自然资源不足、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社会生活和福利水平的下降、生存空间不足、生态平衡失调、环境污染,使世界和平与安宁受到威胁,人类面临因人口增长而覆灭的危险。现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宣扬只有节制生育,特别是只有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改变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和实现国际和平[2]。毫无疑问,人口同自然资源、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生活水平等密切相关,人口本身也存在人口素质、移民和人口投资等问题。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有必要从不同方面科学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寻求解决办法,以促进社会发展。但研究这些关系和问题同新马尔萨斯主义不相干,也不是凡主张节制生育的都是新马尔萨斯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是站在马尔萨斯主义的立场,从人的生物本性探索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危险,论证人口增长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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