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从今夜白》鬼冢宝宝

6、上海的弄堂（5）

　　程正夫曾经教导我，天下人可分四种：损人不利已的，是坏人；损人利己的，是凡人；明哲保身的，是好人；而损已利人的，则是圣人。按这个标准来说，沈丹娜算得上是个好人。她在保护自己不被戴笠算计的前提下，提醒母亲要做好应对风波的打算，最好回上海暂避。
　　母亲却不以为然：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他还能枪毙我不成？戴笠怎么了？戴笠就能不讲王法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坐牢？敲诈？还是殴打？我白露不怕！母亲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的从容气魄，每天紧张忙碌的筹备《烽火儿女》，吃得下睡得香。
　　程正夫倒是紧张的要命，每天以汇报电影筹备情况为由，去阎宝航那里探听消息。戴笠果然是技高一筹，知道“攻心为上”，组织优化以后，他便很少使用坐牢、敲诈、殴打那一套从青帮学来的下三烂手段，并很快从中统那里学会了使用舆论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工具。
　　这天程正夫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的紧。母亲问他，他也不答话，只将一份报纸摔在桌子上，愤愤的骂，“真是欺人太甚！”
　　母亲捡过一看，白纸黑字格外清楚：
　　“红颜祸水”演战地英雄，滑天下之大稽！
　　不用往下看，她也知道，仍然是韩复榘失山东的旧帐。这大半年，大会战一场接着一场，人们几乎已经淡忘了这件事。如今沉渣泛起，自然是有人故意陷害。不用说，这个人肯定是“韩复榘白露案”的始作俑者戴笠。
　　“一件莫须有的事，冤枉你两次！”程正夫咬牙切齿道，“如果他不是戴笠，我……”
　　“可他就是戴笠。”母亲平静的开口，倒把程正夫噎得没了话。母亲严肃认真的看着他，“等着吧，更糟的事情还在后头。”
　　果不其然。两天后，一封重庆各界反对白露出演《烽火儿女》的联名信就递到了新生活运动主席阎宝航的案头，与此同时，这件事引起的不良反响竟然传到了□□耳朵里（不用说，肯定也是戴笠的人干的）。委员长一向对自己亲手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寄与厚望，却不料爆出了这条“文化丑闻”，中国的女演员有的是，为何偏偏找这个私生活不检点、祸国殃民的白露来演？简直是胡闹！简直是给政府抹黑！阎宝航挨了委员长一顿结结实实的臭骂，心里头又委屈又懊恼，立刻将这股火转嫁到母亲身上：他以中央的名义告知各个电影公司，以后在国统区一律不准放映白露出演的电影，违者取消经营资格。
　　这条通告等于给母亲的电影生涯判了死刑。戴笠虽然没有枪毙母亲，但却彻底断送了她的艺术生命。权力是可怕的，它能将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被权力玩弄的人更加可怕，他可以随意破坏别人的生活、理想和命运。几句口角就招来权力如此无情的报复，除非去沦陷区拍汉奸电影，除非有比戴笠更有权势的贵人相助，否则的话，母亲的电影之路是真的到头了。程正夫简直痛惜到了骨子里：这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好苗子呀！才是开花结果的好时候，就这样生生的被掐断了！

　　晨雾中的嘉陵江轮渡码头，灰蒙蒙的江面一眼望不到边。母亲裹着长风衣立在风中，脚边沉甸甸的皮箱中，装着她走南闯北拍电影所需的全部家什：精美的台词本、白玉的围棋，红黑两色的自来水笔、化妆盒、行程表……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与电影有关的记忆。头天晚上，母亲把它们一件件的抚摩过，又一件件用丝绒包好，小心的收在了箱子里，也许，它们再也没有重见天光的机会了。
　　不远处的江面上，几片枯叶在漩涡中打着转。母亲出神的盯着它们看，呆呆的想着心事，冷不防一只大手搭上了肩膀。
　　侧头一看，是程正夫。
　　“你怎么来了？”母亲十分惊讶。《烽火儿女》今天开机，作为总导演的他应该忙的脚打后脑勺儿才对呀！
　　“我也辞职了！”程正夫释然的耸耸肩。
　　“为什么！”母亲睁大了眼睛，“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搞株连九族么！”
　　“是我自己要辞职的。”程正夫笑道，“我是你什么人？诛你的九族也诛不到我头上啊！”
　　母亲责怪道，“你这是何苦，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
　　“我是为你争的这个机会。”程正夫望着江面，叹了一口气，“你走了，把我的灵感也带走了，我怎么拍得下去？何况新来的那个女主角，说是中央谁谁谁的侄女，那娇滴滴的嗲样儿叫我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可受不了！”
　　“那你也不该辞职的。”母亲勉强一笑，看起来依然心事重重，“你跟我回上海能有什么出路？我还能去百乐门唱歌跳舞，你呢？难道去给日本人拍电影？”
　　“那我就做你的跟班，给你拎包！”程正夫笑道，“虽然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点事还是能做好的吧！”
　　母亲的眼眶湿润了，“你总叫我欠着你，我还不起的！”
　　“当年我没能陪着阿阮，结果她出了事。所以……”程正夫坚决的看着母亲，“你是我带出来的，我要对你负责到底。”
　　阿阮是程正夫对阮玲玉的昵称，母亲知道当年阮玲玉情伤之后，程正夫曾想对她表白，却不料未及开口，而斯人已去。这件事给程正夫造成了很大的伤痛，一直到如今都没有成家。现在程正夫把自己和阮玲玉相提并论，母亲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少之，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程正夫笑了起来，“我也什么都不能给你呀，只怕还要靠你赏一口饭吃呢！”
　　母亲认真的点点头，“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程正夫笑着揽过母亲的肩膀，“傻姑娘，我混这么多年，难道还要靠你一个女人不成？我在花旗和汇丰银行都有几笔储蓄，富贵谈不上，保你和囡囡粗茶淡饭还是够的。”
　　母亲把含泪的双眼转向一边，“你真是实心实意的对我好……”
　　“那我和他……哪个好？”程正夫突然问。
　　母亲怔怔的看着对岸道，“一直以来，你都在我身边，看的见摸的着；而他在对岸，隔着江面，看都看不真切。可人就是那么奇怪，隔江跨海的，非要到对岸去看个究竟。”
　　程正夫半晌无言。
　　一声汽笛长鸣，轮渡的小火轮靠岸了。他拎起母亲的箱子，轻轻拍了下她的后背，“别愣着了，走吧！咱这就到对岸去！”

　　母亲和程正夫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已经过了周岁。母亲去香港时，我才四个月大，瘦的如同一只剥皮老鼠。等母亲回来，我已经被喂养的白白胖胖，小手像两截嫩藕，腮边也有了浅浅的酒窝。
　　母亲不在的时候，我就由隔壁的钱太太照看。碰巧她的女儿和母亲差不多时候生产，便只当添了一张嘴。钱太太为人热情直率，善良却也爱财。母亲临走给了她五十块大洋，若是没有这些大洋，她是决计不会答应照看我的，用她的口头禅说便是：帮帮忙，我怎好管那闲事！但是收了你的钱，她就会把你交代的事做好，拿人钱财，替人分忧嘛！母亲从香港给她带了些花边丝袜，她一边客气的寒暄：“哎呀白小姐，这怎么好意思……这年头玻璃丝袜真是难买，天气要热了，我那几身旗袍正愁没“里头货”搭配哪！真是谢谢啊！”一边却又笑着去瞟母亲脖子上的方巾：“白小姐这块围巾倒是蛮好看的哦……”
　　母亲干脆解下来，塞在她手里，“那就送给钱太太了。”
　　立刻又是一阵大呼小叫，“怎么好意思！怎么好意思……使不得的！”
　　母亲笑道，“难得有钱太太看上的东西，再要推辞，我就当是看我不起了！”
　　钱太太听母亲这么说，心满意足把围巾收进自己的包里，“那……我就不客气了。”
　　程正夫看不上钱太太这样的人，觉得她们小市民，小家子气。而母亲却说，“她帮我把囡囡带到这么大，一块围巾算什么？十块、一百块都不过分！”

　　母亲凭着自己的名气，很容易就在百乐门找到了演出的机会，唱歌，跳舞，甚至唱沪剧，这里的政治氛围并不像重庆那么浓烈，母亲靠着勤奋与天赋，很快便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她把老房子租给了一个从欧洲逃难过来的犹太人开面包房，自己则带着我住进了百乐门老板为她安排的华懋饭店客房。这样，母亲每月就可以从犹太人那里拿到一笔租金，加上跳舞唱歌的收入，我们母女的生活已经完全不用程正夫接济了。
　　至此，母亲和我算是安稳了下来，生活逐渐步入一个固定的轨道。渐渐记事的我跟着母亲辗转于饭店和舞场之间，对舞台表演和当时人甚是稀奇的各种器材见怪不怪，成了一个小小的“场串子”、“戏油子”。母亲的伯乐程正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充当了母亲的中间人，用现在的话来表述就是经济人。他依然紧紧把握着母亲演出的低限：不陪人喝酒，不接受私下邀约，俨然在母亲和花花世界间隔起了一堵墙。而对于我来说，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半个父亲的角色。我称呼他为“程叔叔”，他也像母亲一样喊我“囡囡”，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显老，可他身上却带有一种天生的近乎慈祥的父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