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标注: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K],吉林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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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我们着重探讨了汉代的官学,其中包括太学、特殊学校以及地方官学。太学在汉代官学教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界对其研究也最为深入,目前争论的焦点是其创建的时间问题。我们以详实的史料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证,澄清了一些误解,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些误解形成的根源。我们根据多方面史料,确认西汉太学是有馆舍的,就在太常官署内,没有独立的办公机构。并指出在汉代教育史研究中,许多学者之所以不承认太学创建于元朔五年,原因在于他们都把是否有独立的馆舍作为判断太学是否创建的依据,这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西汉时期太学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平民子弟。汉武帝以后诸帝,对宗室、外戚子弟除了从权力上加以制约外,也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但没有建立针对皇族子弟的学校。宗室、外戚子弟都是统治阶级未来接班人里的中坚力量,也是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最容易受到腐化的人群,对他们的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在东汉,国家在君主的直接干预下,建立了针对宗室、外戚子弟的学校——四姓小侯学与宫邸学,其教育过程也是两汉对宗室、外戚子弟教育经验的总结。另外还有两所针对特殊人群的学校——东观和鸿都门学。东观不但是皇家最大的图书馆,同时也是妃嫔、宦官、宫女的教育基地。鸿都门学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建立了一所学校,存在时间短,文献资料贫乏,研究的分歧也比较多。解放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鸿都门学的定性、影响方面都有过度拔高之嫌,这些都是应该纠正的。两汉皇室教育也是在 WP=312 发展中逐步走向完善。皇帝、太子都拥有代表其时儒家文化的精英人物组成的讲师团。区别在于皇帝接受的教育有其个人的喜好成份,太子的教育则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模式。诸侯王的教育则有一定的强迫性,教师也同时负有监督之责;国家也追究诸侯王傅、相的失职之责。地方官学有州、郡、县三级之分,也是两汉推广德化的重要方式。在地方官学中,除了儒家教育素来发达山东地区外,蜀郡官学别具特色,已经有了近代学校的雏形。蜀郡官学始于文翁,其成功之处是建立了一套能够保证学校持久运作的制度,主要包括办学资金、师资培训、生源。笔者也探讨了地方官学屡有衰废的原因,这是由于两汉时期生产力比较落后,地方官学有一定的季节性,讲学时间一般集中在春、秋两季的农闲季节,师资、生源一年内需要两次的重新招集,一旦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地方官学是很容易衰废的。 在第二章中,我们探讨了汉代的私学以及家庭启蒙教育等问题。私学教育在两汉时期也有其鲜明的特色。汉初的私学教育仍承袭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流派的学术都能通过私学的方式得到传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由于儒家学者在仕途中得到了国家的特殊关照,传授儒家道艺的私学极度膨胀,而其他诸子之学则明显衰弱下来,只能通过家传或吏师这两种途径得以传承。,汉人通常观念认为诗书是传家守业的最好途径,因而家庭教育受到了普遍的重视。私学教育中,书馆教育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其教育内容除了基本的识字、书写、计算能力外,也是以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孝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精舍教育也别具特色,主持精舍讲授的多是名师大儒,有独立用于讲授、生活的精舍,学员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理的。年长学深的弟子作为老师的助教,向初来的学员传授基本的知识。几个大师联合起来办学的方式在两汉几乎没有。汉代儒师通过这种方式招徕学徒,坐养声名,不但解决了生资所需,也为他日步入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女子教育较后世为易,但针对女子的教条、教材也逐渐增强,这些教条、教材所提倡的妇女立身处世之道德标准及行为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第三章中,我们概括总结了汉代学校中的师长与学生的情况。太学的师资力量最为雄厚,主要教师是博士,帝王、儒学大师也偶尔进入太学讲坛;教学辅助人员有都讲、讲郎、主事及博士的高材弟子等。笔者对博士的职掌、选任、待遇、升迁都做了探讨。特殊学校的师资大多是由是帝王指定的,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地方官学的教学人员比较多,其职称也颇为繁复,由于史料的局限,还无法展开细化研究。私学的施教人员成分复杂,介入办学的身份也各有不同,办学动机则较为一致,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从而获取不同的利益。 在考察过汉代学校的学生出身、生活、求学、出路等诸多方面情况后,可以发现汉代的学生生活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太学生身份的构成在西汉和东汉是不同的。太学最初的目的是养士,所以,西汉太学生基本上都是平民。东汉时,太学成了仕途的一条捷径,贵族子弟纷纷加入,从而使太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太学生的学籍管理、考试制度都比较严格,由于国家以“禄利之途”作为办学的吸引点,所以太学的出路也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