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与眉同瘦》墨桃朱旧

71、读小说，中外短长篇有感

　　威尔斯的《盲人国》没有毕飞宇的《推拿》好，虽然《推拿》原著还没看，但目前预测它不会太令人失望。主体、性别、年龄这些差异碰撞到一起令人绝望，你会感觉交谈都是徒劳的。男人女人物种奇异，“惠特曼，一个宇宙”这句话放在谁身上好像都是合适的，但是各个宇宙平行，互不干连，眼见尽是稚子跳脱，处处都有一种太古的苍凉。那种感觉很多人感受不到，“你会很痛苦，别人不知道这种痛苦”或者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再来就是那令人绝望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人生是不是——是不是——她说不出来，可是他都懂”。回来之后我一直认为他一把年纪了，不会词不达意，也始终认为男人和女人在最深刻的地方并不一样，不然无法相爱。

　　卞之琳写《断章》让人读着像女诗人写的，苏童的《妻妾成群》看起来也很像一个女人的作品，但与其说创作主体的性别对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影响不大，可以无需关注，不如说是人们在此前，在已有众多例子存在的情况下先入为主的结果。可以说，《断章》和《妻妾成群》是男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有意靠拢，但仍然不难看出，它们有着早自《诗经》中的思妇诗就已经开始的长久的文学渊源。换句话说，男性作家以为人性最深层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但是相较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就可以发现，这些对男性表达绵绵相思和描写女性之间盲目嫉妒的作品，其实只是千古文人意淫的一个假象，仔细推敲，很难站得住脚。说相似只是因为肤浅的东西大多都是相似的，深邃之思想却各有各的不同。仔细推敲，你能明白鲁迅和张爱玲最核心的东西绝对是大相径庭。文学作品中那个有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可能就是点出了为什么文学之中描摹苦难的作品总是比描摹幸福的作品更能摄人心魄的缘由。因为命运把人引向苦难的方法途径总是多种多样，通往幸福却只要循规蹈矩不出大错，像二流女作家写的二流的虚假童话，一旦失去真实性就会变成唬人的鬼话。《妻妾成群》这部作品绝对是有张爱玲早期作品《花凋》的遗风，但是苏童写女人嫉妒，克制有体统，点到为止，这是苏童身上的男性特质。从这一方面，我觉得说苏童是张派传人其实是委屈他了，应该有一个更早的文学源头，就是曹雪芹。

　　《红楼梦》第二回有言:“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苏童和顾城，就是这样。

　　人格上的性别其实是后天累加的结果。年龄越大阅历越多，性别之间的隔阂也就更加坚实和牢不可破。女性读者要完全理解巴金笔下的汪文宣，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反男性读者要想进入《倾城之恋》白流苏的内心世界，也是天方夜谭。在这一类性别气质十分明显的作品当中，这份特质是一个作家的浪漫也是一部作品的门槛。迟子建作品当中的男性气质当然更讨男性欢心，苏童作品中的女性气质也更得大多数女性读者的青睐，但是反过来，作家本身所属的那个性别群体可能承认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打从内心深处来说，对这种陌生和异样的性别气质还是抗拒的。这可能与作家曾经受到过所属性别群体的排斥有关。但无论如何，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向还是女性向问题不可忽略。虽然大多数严肃文学都在极力避免在这个话题上陷入过多，但是仍旧不可否认，在文学作品中立场鲜明地举好性别的旗帜，是更加容易讨读者喜欢的，比如王朔的《动物凶猛》，冯唐的秋水三部曲，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读来男女皆宜。

　　作家不否认自己的生理性别，对笔下的所有男女人物都显现出一种博大的宽容和理解，这更加符合天人合一通达自然的东方哲学气质。但是这种作品非笔力深厚和含味过人情世事的好作家不可，汪曾祺的《受戒》，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老舍的《骆驼祥子》皆尽如此。并不是说这些作家都认真钻研过他们作品中异性的心理，而是因为他们在下笔的过程中，时时都有一种潇来无碍的包容。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算是公认的叛逆作品了，□□、□□、忘年的禁断之恋。你以为写出这样作品的作家也一定是个偏执狂吗？不，完全不是这样的。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四处漂泊，横穿了这片广大而奇异的土地。你以为他是一个没有良知的诱拐犯他不是。我在下面摘取了一页书影，纳博科夫知道他的读者读到了这里，就一定会结结实实地掉泪，他一直在用亨伯特的口吻说话。可是，可是篇幅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破天荒地让亨伯特看见了洛丽塔的眼泪。一个中年男人，从来没进去过一个小女孩的内心世界，他爱她青春的身体和她与自己的初恋情人一般无二的气质，也从来都看不起她。但是这里，在这一页写着:“这片国土当时在我们的眼中不过就是搜集在一起的折角地图、破旧的旅行指南、旧轮胎和她在夜晚的抽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在我刚假装睡着时就开始的抽泣。”长长的破折号，长长的惊叹，你不能说他不懂，你不能说这是闲笔，你不能说他没看见。一个男人要进入一个小女孩的内心世界，那悲伤是足以令人崩溃的。所以他只是知道，他知道洛丽塔在哭，知道眼泪意味着什么，他也真心爱她，可他只是知道，只是知道。从来不试图去理解女人，女人也不试图去理解男人。那太令人悲伤和难以忍受了。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男性作家可以真正写得像女人一样，除非他放弃成为男人。我认为，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和人物形象中，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和洛丽塔是性别差异最为显著的一例，他们无法互相理解也绝对不能互相理解，每一个不小心触碰到对方心灵的瞬间都足以让他们走向情绪的毁灭。他对惊鸿一现的汹涌悲伤束手无策，就仿若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瞥见了上冲凌霄的巨大海啸，惊心地看见一叶孤零的扁舟荡着，缄默无言。不是不想救的。不像曼斯菲尔德《花园茶会》中少年兄妹对委婉幽暗的人生况味中通于心却无言相对的结局，那时他们还什么都没有经历，可是已经觉得人生的悲伤连说出来都无法忍受了。《苏州河》里说:“两个陌生的人坐到了一起，然后呢？然后当然是爱情。”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是理解过同一种绝望，同一种哀愁，如果你见过了，如果你明白了。但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不能明白的。两个人坐在一起看着头顶深蓝到浓稠的天空，什么话都说出来了，那未免太过悲伤。所以张爱玲不能有爱情，除非她找到一个语言不通的人，月洞门下不跟她拼着写文章讲道理，那时也不能有别的，惟有轻轻的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

　　台港作家中，白先勇的小说也有女性气质，他可以写尹雪艳、前将军夫人、金大班这样的女主角，也可以写《孽子》里的“我”和小玉这两个男孩子。说明作家未必要一直、总是反串作品里主人公的性别。写《野象小姐》的张楚，也是男作家。苏童写《河岸》，里面的主人公就不比颂莲立得住。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里的宝坠和《清水洗尘》的天灶，是一样的人，有点儿余华笔下许阿三的颃直，但是没有那种痛感。有时候，你知道吧，他们写异性很成功，但是写有异性人格的自己不成功。他们也知道这样太平淡了，和小说里的世界隔不出来。总之就是分清现实和虚构的能力很差，很容易跳戏，所以要写不熟悉的，那样反而出彩。但是白先勇都可以，他写男写女一点不差，好的作家得是双性恋，贾宝玉一样。寻常贩夫走卒来当作家一偏颇就显得不通透，都是因为不理解官能、耽美、草之助、青衣花旦，没读通《桃花扇》、《莺莺传》、《西厢记》的缘故。同性之美超越一切，分桃断袖古已有之。一个人能让同性都爱上了，世界上就不会有不爱他们的人。程蝶衣是这样，白先勇也是这样。不然就是雌雄莫辨的孩子，贾宝玉和洛丽塔，你总要爱一个的。也不一定要男女之爱，就是同情，理解，包容，拿他们当朋友，不轻贱任何人。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非常酷，“用脊椎骨读书”，有同理心就是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