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山小学》娄爷爷

80、劳军（一）

　　早在抗战初期，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等口号。为了抗战胜利，能出钱的自然是富裕人家，出了钱，就可不出力了，家人不去当兵上前线，在枪林弹雨中与鬼子拼杀，也就是拿钱买了命；能出力的，自然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贫穷人家。出了力的，也免去再出钱了，但要上前线奋勇杀敌，流血牺牲。
　　不过，那时有钱的，并不真心愿意出钱，主要是为了保护家人，才无可奈何地出点钱；无钱的。也舍不得儿子离家，让儿子上前线，走上不归路。富人、穷人都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认识不足。
　　当大片国土相继沦丧，数以百万的民众。颠沛流离，吃够了战败的苦头，听熟了，流亡三部曲，特别是明白了歌词：“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听！炮声又响了！看！火光又起了……”的真正含义后。
　　像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开始觉醒了，爱国的热情，空前高涨，抗日的意志，更加坚强。走向前线浴血奋战的青年人，不再全是三丁抽一的穷人子弟，也有许多读得起书的富人子弟，投笔从戎，成了青年远征军。
　　在大后方，民众也经常自发地，定期或不定期地，犒劳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感谢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保卫家园、保卫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保卫新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那时把这种慰问，称为劳军。
　　劳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献金活动，要坚持抗战，就要加大军费的开支，化大量的钱，购买飞机、大炮、坦克…… 那时，只剩下了大西南、大西北半壁河山，而这些地区的工农业产值、国家的税收，都远远落后于，被鬼子占领了的沿海地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要弥补财政的巨大缺口，最好的办法，就是搞献金运动。因此，每逢七七抗战纪念日，或有重大胜利消息时，都要发动民间，举行献金活动，报纸、广播是当时的主要媒体，更要推波助澜，及时宣传、报道。
　　献金运动，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在海外的爱国华侨，无不纷纷捐款。他们既捐献了大量的钱，又组织了南洋机工队，不怕山高路险、难行，不怕鬼子的飞机轰炸、扫射，在数十万民众，短短数月内，刚建成的滇缅公路上，日日夜夜地运输着，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在中国战场上，有了这些美国造，所谓的“所向披靡”的小日本，也开始丢盔卸甲，节节败退，为他们的天皇玉碎了。
　　在国内，献金运动，多由工会、商会、学生会或妇女会等民间团体组织，他们张开巨幅的国旗，一边高唱抗日歌曲，一边沿街缓缓行进，街道两边的银行、钱庄、商家、餐馆、住户、行人……无不纷纷将支票、现金、金银珠宝、一切值钱的物品，放入国旗内。那个场面真是群情激奋，万众一心，抗日的斗志，空前高昂。
　　在第二天的报纸或广播中，就能得知，全天共捐献了多少多少的钱，得知许多富人，慷慨解囊，某某银行、某某公司、某某商场、某某工厂、某某学校、某某单位、某某个人等，因捐献了巨大的金额，而受到表彰。
　　每次献金运动，媒体也要报道，不少催人泪下的事迹：一位家被鬼子轰炸，夷为平地，只能乞丐为生的老年人，将当天乞讨的全部钱，分文不留地全部捐献了；一位病卧在床，即将入土的老太婆，要她的儿子，将她的寿木寿衣全卖掉，捐献了；两位进城卖菜的农妇，将他们卖得的钱，全捐了；不少中小学生，将他们多年存钱的存钱罐捐献了；伤兵医院的伤员，遗族工厂的工人，黄包车夫，挑水夫……都义不容辞地，踊跃捐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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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每逢过年、过节、或前方大捷等特殊日子，民间的商会、妇女会、学生会，或企业、工厂、剧团等组织，都要去慰问当地的国军。有在机场待命升御敌的空军，在山头上严阵以待的高炮部队，正在苦练杀敌本领的陆军，荣军（伤残军人），正在接受医治的伤兵……有的电影院，每周星期天的早场（八点至九点半），为荣军专场，凭荣军证免费入场。
　　一天上午，刘院长接见了一位，民间剧团的周老板，他也是从华东逃难来陪都的，万分痛恨日寇的中年人。近年来，这位周老板，几乎年年过年过节，都要来这家医院，慰问伤员和全体医护人员。
　　刘院长自然十分感谢他，并与他成了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只要周老板来，照例要自掏腰包，招待他吃餐“便饭”，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之常情”、“礼上要有往有来”，才不会引起非议，说你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