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祖孙三代》就是酱啊

18、奋斗 常年背饼箢

　　常年背饼箢篼的洋一年年长高长大了，他卖饼的摊点已经不限于本村庄大街，把饼背到四围各庄逢大集的街上去卖，大集上人多、卖的多，下货快，可以省出工夫回家干些别活。多费点力气不要紧，但农家少闲月，缺的是工夫。
　　随着年龄的增长，洋的婚事也提到议程上来了，他十七岁时，东庄一户姓吴的人家看中了杨庄那个在本庄大集上的小卖饼的，是因为觉得他人很伶俐，说话又和气，还会做买卖。便托本村嫁到杨庄的女人去说媒。说媒人对冬说：“那闺女我很熟，人是不差的，衣裳、饭食样样都中，脾气也好。我这媒人你不能不放心，在东庄我是娘家，在咱杨庄是婆家，都是亲邻近舍的，哪家也不能骗，我也不会骗。实话实说，就是闺女比洋大两岁，十九了，也是个穷家孩子。”冬说：“我家也不富，结亲门当户对才好，谁家也不弃嫌谁家，不是说柴巴门子不找瓦大门嘛。穷家的闺女会过穷日子，会干活，不是坏事。闺女大两岁正好，我家孩子多，都还小，我正缺个会干活的帮手呢。”
　　这事就这样定了。只是家中缺房子，要盖新房。好在家里是个大院落，便决定先盖三间东厢房。盖三间土坯房费用并不多，木料用院里的树，就地取材，石头自家到野外去拾就行。洋和父亲卖完饼便借辆二把手木轮车到村子南面的山上捡石头推回家。这些土黄色的不大的石块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堆在一起如大小不等的地瓜，人们称作地瓜石。是埋在山下青石的表层物，山水冲刷出来满山坡都是，正经建房是不用的。杨杰父子因陋就简用这地瓜石做房基石，自家和泥做垒墙的土坯，盖了三间连一个砖没有的低矮土坯房作新房，给洋成了亲。
　　按习俗，新婚的媳妇一般是二日叫三日送的，就是说，女方的娘家一般在结婚的第二日由近亲属用车把闺女接回娘家，称做“叫闺女”，叫的人多是闺女的兄弟行，第三天再另换亲人把闺女送回婆家，叫“送闺女”，这送的人多是闺女的父亲或母亲，这里面包含“认亲”之意。那时的两亲家在婚前是少见面或不见面的，通过这一叫一送，彼此就认识了，熟悉了，以后可以常走动。可见这旧习俗也是很有道理，是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这也是中国旧礼仪文化的深奥处。
　　洋的媳妇称杨吴氏，旧时女孩子多数没学名，在家父母叫乳名，到婆家后就以丈夫的姓在前加自己的姓在后排起来称××氏，杨洋的媳妇娘家姓吴，自然就叫杨吴氏，简称吴氏。三日这天是洋的岳父亲自把闺女送来的，来认亲家。杨杰夫妇见亲家翁来了，自然热情招待，快请亲家翁上自家的炕头坐，冬看到炕上放着自己才出生三个月取名叫涛的六儿子，不觉脸红，有些难为情了。儿子都娶媳妇了，自己还生孩子，难免叫亲家翁笑话，便把孩子用被卷挡在墙角处。亲家翁看透了亲家母的心思，便笑着说：“嫂子不用藏孩子了，俺不嫌人多。”说的亲家母冬也哑然失笑起来。
　　那时的旧习俗，无论是女方家二日来叫闺女还是三日来送闺女，男方都要以十个大碗的筵席郑重相待。这十个碗，不是普通吃饭用的碗，要比普通吃饭碗大些，多数是大瓷碗，自家没有就向有的人家借用。双亲家初次相见，面对丰盛的酒肴，举杯畅饮，相对言欢，以庆秦晋交好，以盼早日抱孙抱甥。。
　　关于这叫送闺女，有一不雅的笑话，在这里不妨说出证实送闺女人的心情。日落西山之时，一个三日送闺女的父亲酒足饭饱醉醺醺回家来到村头，这人好开玩笑，同村的一个常与他开玩笑的人知道他是送闺女归来，便打趣他道：“老兄今天红光满面，遇到什么喜事？。”送闺女人说“啊呀！兄弟，今天老兄去做了件一辈子从没做过的丢人现眼的事，不好意思说出口了，丢死人了！”问的人说“你去做贼了还是偷情了？做了什么事那么丢人？”“别提了，亲自送闺女去给人家糟蹋去了。”说罢，引的在场人哈哈大笑。
　　从结婚后的四日清晨，杨吴氏就接替了婆婆磨麦子的营生，融入了这个贫困的家庭。
　　人体力的兴衰，人们常说，青少年和老人头半年和下半年就大不一样。这话不假，洋结婚后的一年里，长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十八岁了。这年是民国六年（1917年）。
　　“爹，娘，咱不卖饼了，这营生一家人常年熬夜，干到老也受穷，我下井去。我打听了，下井一天能挣几升粮食，一人下井能养活一家人，就不用一家人受累熬夜了。我还要挣钱让弟弟们上学呢。”洋说。
　　“不能去！”爹说。“能揭开锅的人家谁下井？井下找不着下井人，把傻榛子都骗去了，你没听说？”
　　在潍南地区，下井，就是下煤矿。据《潍县乡土志》和金石资料记载，在潍南坊子附近，从乾隆初年乡民们开始采煤，到道光年间，坊子附近已有多眼煤井，煤炭开采已具规模。从1901年德国人就强行在坊子建井采煤，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日本出兵山东，德国人被迫撤退，到如今洋去下煤矿的时候，煤矿已被日本人经管了。当然，整个井下，干活的是中国人，管理干活的人也是中国人。这管理人叫“把头”，大把头下还有若干个小把头，替日本人服务，硬逼着自己的同胞多给日本人挖煤，说白了就是汉奸。
　　下井的人不够用，大把头便让小把头们四处招人，分配了数额。杨庄的一个小把头便回乡招人，可没人愿去下井。看到本村一个叫榛子的傻大个在街上和孩子们玩耍，就问他去不去下井，榛子说不去，小把头无奈。这时恰来了个卖杏的，是又大又黄的大榛杏，小把头灵机一动，便买了二斤大榛杏，分给街上的孩子吃，唯独不给榛子。小把头问孩子们杏甜不甜？孩子们齐声说甜，把个榛子馋的垂涎三尺，舔嘴咂舌的。小把头觉得火候到了，就把手中的几个杏送到榛子眼前，问他吃不吃？榛子当然说吃，小把头便把手里的杏全给了榛子。榛子大喜过望，把杏全吃了。这时小把头对榛子说：“走吧。”
　　榛子问：“上哪？”
　　“下井去！”小把头大声说。
　　“不去。”
　　“不去吃我的杏干什么？给我扒出来！”小把头从口袋里掏出把闪着白光的小刀，在榛子胸前比划了一下，怒目圆睁，满脸横肉地说。
　　傻榛子平时就怕这个横眉竖目的老乡，今天又吃了他好几个大杏子，自觉理亏，只得嗫嚅地说我去。就跟随小把头下井去了。
　　“榛子能下井，我不能去？”洋说。
　　“那你去试试吧，能下就下，不能下就回来，再擀饼卖。”父亲说。那时下井，可不是如今的煤矿工人，与矿上有劳动合同。那时干一天一天的钱，干不干随自己，像现在的劳务市场。
　　尽管洋对下井作好了吃苦受累的心里准备，来到井下还是大吃一惊，心中后悔做这下井的选择。
　　站在罐笼里下到井底，洋倒吸了一口凉气。巷道口高高的石头顶板上，有两条深深的裂缝，突兀的大石似乎随时就要坠下，要将从它底下进巷道的人砸成肉酱似的，使人毛骨悚然。水从裂缝隙中流下，在脚下形成了小溪。要进入巷道，必须要接受顶上缝隙流水的洗礼。洋学着前面的人快速前跃想躲过顶上的水流，还是被淋湿了头和肩。走过一段宽些的主巷道，里面的煤洞越来越不规则起来，煤洞不仅随着煤的走向弯曲，煤洞的高低也随着顶部岩石的凸凹高矮而变，矮的地方要弯下腰才能通过。
　　矿工被称作“苦力”，这叫法名副其实，意味着是些干苦活卖大力的人。同是苦力干的活也不一样，拿镐头在煤洞迎头刨煤还算好活，刨下的煤要背煤人用麻袋背出去,倒在主巷道的矿车里,这可是个苦活了。新入矿井的洋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便被把头分派去背煤。
　　洋被带到一个出煤坑道前，刨煤人双手扬镐把煤刨下，煤块煤屑纷纷落在他的脚下，便是一阵煤粉的烟雾。洋打开麻袋口，用铁锨把煤装到麻袋里。在电石气（乙炔）矿灯的光柱里，飞舞的煤尘纷纷扬扬，眯得人睁不开眼，呛得人喘不过气。洋把装了煤的麻袋背上脊梁，煤块的棱角硌地他这背过五年箢篼的背的皮肉疼痛难忍，似乎煤的棱角扎进肉里。洋咬着牙背了煤麻袋往前走，煤洞矮的地方，尽管他把腰弯得胸膛贴在膝盖上，背上的麻袋还是触着煤洞顶，麻袋与洞顶稍一碰撞，下面的人几乎就要撞扒在地，麻袋在脊梁上一动，脊背的皮就被搓破。他跟几个背煤人学着手里拄根木棍往前爬行，用拄木棍的胳膊来分担弯曲的腿的压力。背煤的同伙告诉他，几个月下来，脊梁上结了老茧，你也就会背了，就习惯了。
　　“怪不得没人来下井，这种活真是活着下了地狱！是活着见阎王！”倒下煤往回走的路上，洋对另一个背煤人说。
　　“那还用说，下井人被称作‘埋了没死’，称作‘六块石头夹着的块肉’。吐出的痰是黑的，进村庄人家以为来了个黑鬼，称作煤黑子，要不是吃不上饭，可不来下井。”同伴虽说着苦话，但并不愁苦。
　　“老兄哪庄里？”洋问。
　　“大路村，叫徐连，看你好面熟。”徐连说。
　　“我是杨庄，叫杨洋。”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卖过饼？”
　　“我从十三岁卖饼卖到昨天，好像与你打过交道的。”洋说。
　　两人越说越近乎，说以后在井下要互相照应。徐连告诉洋，他来下井一年多了，乍来也是吃不消，干上十天半月就顺过劲来了。自己有父母，两个儿子，还有个弟弟，七口之家，养家要紧。说罪就是人受的，人家能受的罪咱也能受。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心里被这“能受罪”所鼓舞，决心干下去。
　　下井人都有一条与身子等长的粗布口袋，临收工前在井下选取好优质煤块装在口袋里带上井口扛回家，这是煤矿主允许的，算是矿工的福利。解放后煤矿工人发放“福利煤票”，就是这免费背煤回家的延续。从此洋就开始了下井养家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