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花谢，凤凰花开》唐小山

55、锡

　　我的泪
　　流落在
　　他的脸上

　　他的脸
　　背对着
　　一线阳光

　　一句话
　　两个人
　　四面灰色的围墙

　　忘了后来
　　他的影踪
　　却还记得当时他穿过的衬衫
　　什么模样

　　贺嘉用已经不属于她的手指扣上笔记本，半句歌词戛然而止，她推开桌子，走向床铺。
　　她的眼泪从来不曾落在杨轩的脸上，她从来不曾在杨轩面前流泪，事实上，自从那个陌生男人加入她和母亲的生活的第一天起，贺嘉就再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母亲拉着她的手搬出单位的集体宿舍，领着她走进一套整洁明亮的大房子，指着一个衣装笔挺和颜悦色的男人说以后那就是她的父亲。父亲，对，不是叔叔，不是继父，也不是“新爸爸”，就是她的父亲，给她买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作为见面礼，而且立刻就让她穿上出去玩。陌生的院子里走动着陌生的小朋友和陌生的叔叔阿姨，一个陌生的小男孩顽皮的去掀她的短裙，她照着他的要害部位毫不留情的踹了一脚，恶狠狠的骂道：“滚你妈的！”小男孩的妈就站在贺嘉身后。随后，继父一连扇了她六七个耳光，凶神恶煞般的警告她，要想做他的女儿，她以后就再也不许打人、骂人、说脏话，一定要跟身边所有大人小孩都“搞好关系”！贺嘉又疼又怕，当场大哭起来，继父露出满意的笑容，那笑又是和颜悦色的，而母亲只是抹着眼泪点点头，告诉女儿要听爸爸的话。从那往后，贺嘉再没哭过，也从没听过“爸爸的话”，她认为，要是当她亲爹掀开母亲裙子的时候，母亲也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那么母亲的人生就不会落得这么悲惨，她的童年也不会这么痛苦，尽管也许那样世界上就根本不会存在贺嘉这个小孩了。那一年，贺嘉只有六岁。
　　并非贺嘉强作坚强，她也认为要能适时的大哭一场肯定对身心不无裨益，只是原本应该属于她的眼泪，那些纠缠在一个女孩、一个女人的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眼泪，早被母亲瓜分光了。读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时候，贺嘉想，要是母亲流过的泪水也能汇成一片汪洋大海，把她们母女俩，把那个男人，把世界上所有人统统淹死，那该多好。母亲夺走了她的眼泪，老爹却留给她这条像蟑螂一样折腾不死的命，他死得太早、太轻易、太随便了，他把自己还没来得及糟蹋掉的日子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志传给了贺嘉，所以她一定会硬挺的活下去！

　　听不到
　　谁在说
　　他的近况

　　听不到
　　一颗心
　　乱碰乱撞

　　只听到
　　收音机
　　喃喃报导着路况

　　电脑已经休眠，音箱也不再出声，可是那孤独的嗓音，悲凉的歌词，无奈的旋律，依然在贺嘉的脑海中缭绕不散。
　　她清楚的记得最后一次离开杨轩的卧室时，台灯旁的电子闹钟显示的时刻是午后一点整。二十分钟之后，她已经身处另外一间卧室，同时也步入另一个世界，另一颗星球，另一个宇宙，另一片时空。
　　前一晚，那盏台灯亮了一宿，节能灯泡的灯光白中带黄，像阴天的太阳。也许杨轩在看书，那阵他刚接手一个新课题，必须查阅大量资料。杨轩曾经担心点着灯影响贺嘉休息，如果需要熬夜他总是去客厅，后来贺嘉告诉他，她喜欢自己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醒着，亮着灯，那样她觉得心里更安稳。
　　睡梦中，贺嘉似乎感觉到杨轩一直握着她的手，但她实在太困太累了，尤其想到第二天还得动手收拾行李搬家。她的梦混乱无章却又平淡无奇，完全不可能有什么象征意义。
　　她梦见火车经过的城市中心有一个大瀑布，海港里泊着一艘高耸入云的帆船，游乐场里盘踞着结构复杂的塑料滑梯，她在一座造型如同尖塔的百货商场中选购羽毛毽，又跟几个她不认识的朋友一起吃麻辣火锅。梦里没有杨轩，也没有她熟悉的、急于摆脱的、或是永生难忘的现实生活的任何痕迹。
　　“我们分手吧。”那句话被说出口的时候，客厅里亮着吸顶灯，杨轩侧身站在书柜左边，贺嘉坐在沙发中央，她的脑袋里好像有一株钢筋铁骨的小树苗正迫不及待的长出锋锐如刀的树叶。当时，涂着淡蓝色乳胶漆的四面围墙看起来的确是灰色的。
　　这些贺嘉都没忘，她记得闹钟的示数、台灯的亮度、围墙的颜色、梦境里的对话，却唯独不记得分离的那一刻杨轩脸上的表情，因为那天，她从未将目光投射到他的脸庞上。简短几句面对面的交谈，她只盯着他的肩头，所以她还记得当时他穿过的衬衫，记得衬衫上每一条纹理的颜色和领尖的角度。许多个精疲力尽的晚上，她将那件衬衫从烘干机里取出来，铺平在熨衣板上，熟练却麻木的熨平洗衣机造成的皱折；许多个紧凑忙碌的早晨，她为杨轩打好领带，再抚平衬衫领口周围的微小起伏；还有许多个各不相同的情景中，她用会跳舞的手指慢慢的，一颗一颗的解开他的衬衫纽扣，感受着他乱碰乱撞的心跳……
　　贺嘉没能走到床脚，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剧烈的头痛像世界末日的山崩地裂和海啸一般势不可挡的向她袭来，她强撑着转过身，手脚并用的爬向床头柜。
　　她终于还能活着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可是抽屉里的药丸早就过期了。这种专门针对她的头痛症的特效胶囊保质期只有一百二十天，因此大概每隔三个月，杨轩就要去买一批新药，真的是“一批”：一盒放在家里，一盒放在车里，一盒放在杨轩的办公室，一盒杨轩随身携带，还有一盒让贺嘉随身携带。贺嘉哭笑不得的说他买的太多了，简直是乱花钱，杨轩说他希望这笔钱都被浪费掉，希望这些药一次也派不上用场，可是如果贺嘉的头痛病真的突然发作，他要保证她无论在哪里都能尽快拿到药。贺嘉离开杨轩时，把家里的药都带走了，但她后来没吃过，也一直忘了再去买。她在美国第一次发病后不久，杨轩就通过医学院的同学联系到一位资深权威的脑科专家为她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是贺嘉的头痛属于颅脑外伤后遗症，起因可能是继父的屡次毒打，也可能是长期混迹街头打架斗殴的经历，考虑到这些事都发生在多年以前，那么最大可能是上一次在实验室晕倒时摔伤了大脑，加剧了旧伤，暂时看来这种后遗症还没有危及健康和智力，只有当身体过于劳累或情绪过于激动时会爆发疼痛，也不至于需要实施开颅手术，只能用镇痛剂临时缓解。医生的建议是保持平稳的心情和有节制的作息。
　　贺嘉手里攥着失效的胶囊，背靠床沿坐在地下，她不需要药剂，她相信头痛并非源自实实在在的□□伤病，只是精神作用而已，只要她认为自己不疼，只要她知道自己能挺过去，所有疼痛就会无计可施的散退。或许她的指甲已经抠进自己的掌心中，或许她的牙齿已经咬破了嘴唇，或许她的额头在冒汗，嘴角在流血，可是她心里只知道自己不疼，自己能熬过去，自己会一直活下去，自己不会死掉！
　　贺嘉冷漠的注视着看不见的对手，她像一头在大洋深处与巨乌贼进行殊死搏斗的抹香鲸，对方不仅是想要结果自己性命的可怕敌人，同时也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味佳肴，只要她赢了，她就能饱餐一顿，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
　　有节奏的轰鸣在贺嘉的头脑中愈响愈清晰，那是她脑血管的搏动，还是窗外马路上开过的汽车？或者，那是杨轩的心跳声？
　　只要在城市的街道上开车，杨轩就习惯把收音机调到播报实时路况的电台，等到了郊外或者上了高速路，他就换上贺嘉喜欢的CD。一坐上杨轩的车，贺嘉就感觉自己躺回了摇篮里，莫名其妙的变得慵懒困倦，她只想团起身子，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遇到堵车时，“摇篮”不摇了，贺嘉清醒过来，她将手伸向杨轩胸口。
　　“唉呀，这些路况信息听起来真是太无聊了。来，让我听听你的心跳。”
　　“把手拿开，这样危险。”
　　“我系着安全带呢，哪有危险。”
　　“不是你危险，是我。我正在开车，如果你让我分心，就有可能发生交通意外。坐好别动。”
　　贺嘉没考过驾照，也不了解作为一个司机应该注意什么、避免什么，杨轩只好一次又一次耐心的教给她，在他读书学习做功课的时候可以随便打扰他，但是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行！贺嘉听懂了吗？

　　忽然分明
　　忽然模糊
　　忘了当时为什么要大哭一场
　　有何悲伤

　　想起杨轩就算是“情绪剧烈波动”吗？一首十几年前流行的老歌就能瞬间揭穿她心底最真实的想法吗？贺嘉放任自己的思念，也不再故意与疼痛为敌，要想就想，要疼就疼，看到最后活下来的是谁！
　　杨轩的心跳声似乎真的能抚平贺嘉的种种伤痛，心中的记忆忽而分明，眼前的视野忽而模糊，当耳中有节奏的鸣响渐渐低弱消失后，贺嘉发现自己的脑仁不疼了。只是不知何时，她已经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嚎啕大哭，她的嗓子有点疼，身边的一小片床单湿透了，还在滴水，可能会淹死某只恰好路过的无辜甲虫。她还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卧室房门已经大开，一张貌似米开朗基罗的面孔高高的飘浮在她的头顶上——她的室友正在用叽哩哇啦的意大利语冲她大喊大叫。贺嘉想露出一丝微笑，她做不到，想抬起胳膊摆摆手，也做不到，她只能勉强吐出一星半个对方极其不擅长的英文单词，说明自己只是头痛旧疾复发，没有生命危险，也不需要叫医生或报警，而且，她并没有吸毒或者嗑药。最后这点很重要，要知道她正像一条濒死的野狗一样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头发、衣服、床单跟汗水、泪水、血水揉在一起，脸上、胳膊上、木头柜子上都有指甲的抓痕，任谁见了这幅景象，恐怕都免不了要往那个方向猜测。
　　意大利人好不容易弄懂了贺嘉的解释，他迅速平静下来，若无其事的耸耸肩，转身离去，关好门，他不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不过说句心里话，他倒宁可贺嘉嗑药吸毒，因为他是一位艺术家，至少他正以此为目标坚持不懈的奋斗着，艺术家就应该结交千奇百怪，不走寻常路的朋友。很可惜，到目前为止，不但他本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常，就连他认识的人也没啥与众不同的，只有这位来自某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的东方女孩。可她独来独往，沉默寡言只是因为她个性孤僻，不喜交际，她不会画符念咒，不会发功运气，也不会占卜算卦，她还像所有无足轻重的女人一样会疼会哭。她一点也不神奇，这令他相当失望！

　　这就是唯一的一次——唯一一次头痛，唯一一次流泪。
　　后来，贺嘉试过故意回想杨轩，试过反复重听那首歌，甚至试过再看师妹的毕业照，可是她再也找不回当初大哭一场的冲动了，听到那首歌不会再让她掉眼泪，想念杨轩也不会再令她头痛，她的头痛再未发作，她仍旧没去买药。
　　泪水、思念，和其它好多东西一样，没法强求。
　　贺嘉像一株野生的原种玫瑰，最初生根、抽枝、发叶、开花，只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不至于沦落为朽木枯枝。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五，杨轩在学校吃过午饭，便独自一人空着双手走路回家——这一举动很反常。首先，他将每天来去随身携带的文件和资料都锁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了，他不想再把它们带回家，明天是休息日，干嘛还要在家看那些东西？其次，他没开车，尽管他的车一点毛病也没出，好端端的停在公寓楼下。最近，杨轩已经有好几次步行上下班了，不是出于突发奇想的环保新理念，也不是起得太早闲得无聊散步玩，更不是唯恐将来年迈体衰而提早锻炼身体，他只是……突然就想走路吧？他曾经将车视为重要性仅次于闹钟的生存必需品，开车能节约时间，节约时间就是延长生命，而放弃开车等同于慢性自杀——这个理论如今不知道跑哪撒欢去了，反正不在杨轩脑袋里。步行上班并不轻松，没有随时停下脚步嗅嗅路边的花花草草，再跟头顶的小鸟小蝴蝶问声早上好之类，他抓紧公文包，盯住红绿灯，神情肃穆的穿梭在行色匆匆的面孔和焦躁不安的汽车喇叭声中，走得急了还忍不住小跑一段路——这种行为到底有什么乐趣？杨轩自己也说不清。比上述两点更为反常的是：星期五下午本该是法定工作时间，而且往往是实验室最忙碌的时段；杨轩早在星期三上午就为星期五下午请好了假，他需要外出处理一些与签证有关的事宜，不过星期四晚上，他在网络上把相关手续都办完了，不再需要假期，然而星期五下午，他照旧离开了学校。他这样做算不算逃学、翘班、旷工？不该算吧，他已经请过假、也获得批准了；那算不算欺瞒、诈骗呢？也不能算吧，请假之前他也没料到那些繁琐的手续会办理得如此顺利啊！杨轩一路走，一路想象着，假如让杨睿遇到这种情况他会为自己找点什么借口……嗯，自我开脱可真不是杨轩的强项，看来以后他还得勤加练习啊！
　　这偷来的半天假期里做点什么？杨轩还没盘算好，也许躺在床上睡觉吧，难道这不是打发多余时间的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吗。自从八岁那年在《论语》中读到孔子对宰予“昼寝”的评价：“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杨轩就再也不敢在大白天睡大觉了，他很害怕自己也变成圣人眼中的朽木粪土。那么今天下午就尝试一下“昼寝”的滋味如何？
　　不过走到半路，杨轩忽然改变了主意，他知道前面不远有个公交车站，某一路公交车的终点，新开了一家很大的跳蚤市场，他还没去过，因为他向来对二手交易不感兴趣。他想起二表姐家的小外甥女眼看就要年满十周岁了，小丫头坚信，只要长到两位数的年龄，自己就是大人了，所以她特别希望家里人能送她一些与众不同的生日礼物，用来纪念她的“成人仪式”。杨轩不知道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具有美国特色，零食、衣服、书、芭比娃娃？这些在国内的大商场里也不难买到。为什么不去跳蚤市场逛逛呢？没准能在那碰见真正奇特别致、独一无二的宝贝，尽管不一定很贵重，就像贺嘉看中的蓝色胸针。
　　因此，杨轩在正常回家的路途中拐进一条岔路，走向那个他从未去过的公交车站。
　　站台就在百米开外，午后这个时间几乎没有候车的乘客，整条小街上都没什么人迹。
　　印有麦当劳新款汉堡巨幅广告的遮雨棚下，只有一个孤伶伶的身影，长裙、短风衣、乌黑的长发，肩头裹着一袭大大的方披肩，披肩上织满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并非杨轩的矫正视力如此优秀，能在百米以外就读出邮票大小的文字，只是因为他认识那块披肩。某一年的圣诞节，杨轩的父亲从埃及寄来一份礼物，一块两米见方的亚麻织物，它真正的用途可能是野餐餐布、墙板挂饰、包袱皮，甚至是帐篷的一部分，包裹附言中并没有说明，男人本来就不在乎这些琐事。然而贺嘉一看见它，就兴奋的叫道：“披肩，这是一条很漂亮的披肩！对不对？”她飞快的将它对折成三角形，灵巧的围在肩膀上。其实杨轩心里认为，还是把这块布盖在饭桌上或者铺在沙发靠背上可能更合适，但他不会说出来，因为这是送给贺嘉的礼物，只要她喜欢，可以随意如何处置。令人欣慰的是，贺嘉搬走时，把杨轩父亲送给她的这件礼物带走了，并且持之以恒的拿它用作披肩。
　　杨轩慢慢走近车站，近得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那些源自远古的图案，眼睛、蛇、猫头鹰、手臂……他相信自己一定不是在做梦，因为他从不“昼寝”，只是当你一直想着一个人，不停的想，想到心里再也没有空隙，这个人的形象最后就会出现在你眼前，这是幻觉，也就是传说中的“美梦成真”，恐怕他信仰了将近三十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快要被颠覆了。
　　杨轩梦幻中的身影正仰着头看站牌，看了一会，她察觉到身后有人，以为自己挡住了他人的视线，她先向左侧移开一步，转过身刚要说“sorry”，就愣住了。她脸上的表情很惊讶，却并不意外，就像天气预报里反复提醒过今天有雷雨，然后万里晴空突然劈里啪啦的打起雷下起雨来，这种事挺突然，但不算不可思议。
　　“这么巧，你也在这等车。”这是杨轩脑袋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倒是这句话让贺嘉毫无防备，不知所措。
　　“你，你来这里坐车？”贺嘉喃喃的问。
　　“是啊。”杨轩点点头，面带微笑。
　　贺嘉目光迷离，扭头又看了一眼站牌，她跟杨轩住在一起那么多年，他们偶尔也乘公交车出行，可是他们从没来过这个车站，也没坐过这路汽车，更没去过站牌上标注的任何一个地点。也许这一年当中，杨轩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多改变吧，贺嘉落寞的转回头，无话可说。
　　“你去哪一站？”杨轩微笑着又问。
　　“我？”贺嘉又是一愣，“不，我哪站也不去，我不是来等车的。我，我只是路过这里，我来买发夹。”她抬手向前指了指，“那边有家小店，正在清仓甩卖，所有的发夹都很便宜，我来买一些。”她举起手里的小纸袋，还特意打开袋口给杨轩看看，似乎为了证明自己没说假话，杨轩看见纸袋里果真装满了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夹。沉默了片刻，贺嘉又补充道：“以前那些，都丢光了。”她用没拎纸袋的另一只手摸了摸垂在肩头的发卷，似乎是有意表明丢光了发夹只能披散长发的不方便，又似乎只是无意中缓解一下自己的不安情绪。然而这个多半是下意识的动作却勾起了杨轩的冲动，他很想将她拥进怀里亲吻她。
　　贺嘉双手紧紧攥着装发夹的纸袋，不再说话，却也没有转身离去的意思，她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不是头痛，而是两条腿迈不动步子。如果展云遥在场，她一定会告诉贺嘉，这就是传说中“胃疼、膝盖疼、浑身都疼”的反应！贺嘉只能盯着杨轩的领口，仔细观察他领带上的花纹，这是一条她从没见过的新领带，然而来历她并不陌生，杨太太的独特嗜好之一就是频繁的从世界各地买来大量各种颜色、各种花纹、各种图案的领带寄给大儿子，其中颇有一部分只能供舞台剧里的丑角佩戴，好在杨轩今天选择的这条还算正常。
　　“嘉嘉，我们结婚吧。”杨轩说。
　　贺嘉的视线缓缓向上抬，终于落在杨轩脸上，她嗓音干涩的问：“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对。”
　　贺嘉仰头向天，大笑起来，她的笑声短促尖利，满含凄凉。“你会像现在这样走在大街上，两手空空，向你遇见的随便什么人求婚吗？”她质问杨轩。
　　杨轩回答：“不会。”因为贺嘉不是他“遇见的随便什么人”。他向四面扫视了一圈，最终将目光定在北偏东二十七度角的方位，在那个方向上，八点九公里之外，是城里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云集了众多世界顶级珠宝品牌。他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手机并开始拨号，另一只手用符合绅士礼仪的动作轻轻挽起贺嘉的胳膊：“我们走吧。”他慢步走向最近的人行横道。
　　突如其来的身体接触令贺嘉的思维出现短暂空白，她被杨轩领着走出几步，才磕磕巴巴的问：“你，你要去，你要带我去哪？”此时杨轩的手机已经拨通，听筒中传出甜美柔和、字正腔圆的女声，杨轩刚说了一句“please”，贺嘉就从他手中夺过手机，按下挂断键，塞回他的上衣口袋里，这个动作又让她有点头晕。一年之前，贺嘉严正告诫自己，她和杨轩已经分手了，从此之后，两个人在法律上、道义上、甚至情理上都不再有任何关联，无论杨轩做出什么事，都不算“背叛”她，就算有朝一日他们再次见面，也只能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彼此尊敬；一年来，贺嘉忍不住时时想起杨轩，醒着想，睡着想，梦里想，梦醒了之后继续想，但这一切只是她一个人单方面的行为，杨轩对她不再有义务，她对杨轩也不再有权利——这样的告诫让她感觉自己问心无愧。然而真正与杨轩相遇后，她发现，那些本应由时间、空间、尤其是“分手”这两个字所产生的隔阂并没能在两个人之间营造出疏远的气氛，他依然是那个她从少女时代起就与之亲密无间的男人，他们不但熟悉彼此□□上的每一寸肌肤，更能轻易读懂对方的每一个眼神和微笑所蕴含的深意，他们永远是对方心中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那个人，不管这种关系叫做亲人、情侣或是别的什么。这个发现让贺嘉心慌意乱。
　　贺嘉停住脚步，喘匀呼吸，理顺词句又问了一遍：“你要带我去哪？你在给谁打电话？”
　　“给银行，请他们为我临时调高信用卡额度。我们去珠宝店买钻戒。这个位置汽车掉头不方便，我们先过马路然后再上出租车会比较快。”杨轩平静的解释。
　　贺嘉半张着嘴，说不出话。对，杨轩曾经在她事先毫无预料的情况下预定了法国餐馆的豪华晚餐，为了庆祝她压根忽略了的情人节，然而他每次提起“结婚”这件事，就像一对对琐碎的日常家务感到厌倦的夫妻又一次互相问起“今天晚饭是煮稀粥还是下挂面”一样。贺嘉甚至不记得杨轩第一次向她“求婚”时的情景，她也从未期待过那种浪漫别致、令她惊喜到心脏狂跳、感动到眼泪狂掉的求婚仪式，就连“和杨轩结婚”这个念头本身也不曾打动过她，从什么时候起，她就“知道”了，自己迟早有一天是要跟杨轩结婚的，这是她令人艳羡的幸运，还是她不得不负担的责任？
　　“你喜欢香槟色的玫瑰吗？”杨轩平静的又问。
　　香槟色的玫瑰不必去花店买，它们就生长在杨轩的实验室里。自从拥有了能独自支配的实验设备，他就在现有科研项目之外策划了一个小小的私人课题，他想培育新的玫瑰品种。他的目标不是妖艳的蓝色花瓣和充满诱惑力量的奇异花香，也不是能够在营养液中迅速成长以便在节庆日当天批量上市的低价商品，他想要一种自由生长在露天庭院中的玫瑰树，无需用专业的知识、熟练的技巧去服侍它，也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它，即便工作忙碌的园艺新手也可以用它来装扮自己的家园。它要开花早，花期长，易于繁殖，它应该从幼苗起就顽强、茁壮，经得起风吹日晒雨淋和反复突变的气温，它能适应各个纬度、各种气候、各类土质的环境，它不必与众不同或奇特稀罕，它只要亲近更多人的生活，它代表的意义不是在温室中精心培育出的珍贵爱情，它应该象征着大自然里自强不息、活力勃发的生命——这样的研究成果显然很难通过卖给园艺公司而大赚一笔，然而杨轩打算把它栽种在他和贺嘉共同居住的小家的房前屋后，他要为它命名为“Jennifer”。这是贺嘉的英文名，跟《Love Story》的女主角同名，是高中英语课上外教为她取的，当时她还没看过那部电影。他想，未来有一天，他的孩子问起：“爸爸，这种花为什么叫Jennifer？”他会回答：“因为这是你妈妈的名字。”